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nèi)。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chǎn)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云當時是英國人經(jīng)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fā)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huán)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里，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dǎo)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jīng)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并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后，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后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在林語堂的《京華煙云》一書中曾提及辜鴻銘。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yè)后，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并回到祖國大陸，繼續(xù)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quán)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tǒng)籌洋務(wù)，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墒堑攘撕瞄L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币痪湓�，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wèi)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yōu)槭裁匆獙W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后，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痹谀菢拥臅r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制造者，卻忽略了他內(nèi)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guān)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fā)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里，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后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chuàng)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fā)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jīng)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fā)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fù)強調(diào)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zhàn)”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chǎn)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quán)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fā)，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yōu)秀的精神特質(zhì)。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nèi)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tǒng)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涂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tài)，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于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zhí)的態(tài)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鐘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后，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tǒng)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quán)，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甭劼牬搜�，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于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里，并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

　　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qū)內(nèi)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xiàn)出來的優(yōu)越感源自于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于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蹦阏f這是談佛理，談?wù)軐W，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zhàn)后，伊藤博文到中國漫游，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diào)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shù)，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shù)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shù)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币撂俾犃耍�一時間無詞以對。

　　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新文化的死對頭。

　　辜鴻銘老先生雖然學富五車，處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極力挽回中國文化的尊嚴自然是好的，但是難免有過激之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固然是好，其中難免有糟粕，外來文化依然。一味的抬高我中華民族的地位，豈不有犯了狹隘民族主義之嫌么。所以說，辜鴻銘老先生是可尊敬之人，其觀點也是可尊敬的。但是不管對人對事，有批判的眼光去看總是沒有錯的。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出生于當時為英國占領(lǐng)的馬來西亞威爾斯王子島（叫檳城），祖籍福建泉州府。父親辜紫云，母親為葡萄牙人與馬來人混血。

1867年，辜鴻銘隨其橡膠園主英國商人布朗前往蘇格蘭。

1870年，14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后回到英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

1873年，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方文學專業(yè)，并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

1877年，以優(yōu)異的成績獲得該校文學碩士學位。

1877年，辜鴻銘入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土木工程文憑；后又去法國巴黎大學攻讀法學。

1880年，辜鴻銘結(jié)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故鄉(xiāng)檳城。

1881年，他遇到馬建忠并于其傾談三日，思想發(fā)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wù)，學習中國文化。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下、辜鴻銘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于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設(shè)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shè)、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得到欽準。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后，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教習。辜鴻銘授課非常受學生歡迎，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1905年，辜鴻銘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

1908年，宣統(tǒng)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辜鴻銘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于出版，

1910年，辭去外交部職務(wù)，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jiān)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辭去公職。

1915年，北京大學任教授，主講英國文學。《中國人的精神》（《春秋大義》）于1915年出版。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三年，其間曾赴臺灣講學，由臺灣遠親鹿港辜家的創(chuàng)始人辜顯榮招待。

1927年，從日本回中國。

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Papers from a Viceroyu2019s Yamen: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xù)續(xù)發(fā)表于《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

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zhàn)道德原因》）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xù)發(fā)表，1906年于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zhàn)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并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是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lǐng)導(dǎo)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u2013現(xiàn)代歐洲高度物質(zhì)文明的破壞力量。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論語》，1898年，上海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中庸》，1904年，上海

《華英合璧：癡漢騎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Linen Draper. 20世紀初年，商務(wù)印書館

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fā)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fā)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fù)強調(diào)東方文明的價值。

“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偠�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杰�！薄�—林語堂

“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夸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xiàn)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薄�—溫源寧

辜鴻銘畢生逆西學東漸之潮，不懈地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是中國人中獨立完整地英譯儒經(jīng)的開拓者，極具世界效應(yīng)。民國外交家、曾任國民黨政府代理行政院長的法學博士王寵惠曾說：辜鴻銘“為國增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厥功甚偉！”曾任段祺瑞內(nèi)閣總理的許世英亦說：“鴻銘先生，名德碩彥，久為世重�！爆F(xiàn)代學人震瀛說辜鴻銘“是中國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國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個時期以來，戴在辜鴻銘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凌叔華指出的那樣，辜鴻銘在中國的聲望，遠不如在西方來得隆重。辜鴻銘在歐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贊譽和評價，遠遠高于國內(nèi)。法國文豪羅曼·羅蘭說：“辜鴻銘在歐洲是很著名的�！钡�麥評論大家勃蘭兌斯稱他為“現(xiàn)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歐美的閱讀范圍和產(chǎn)生過的轟動效應(yīng)而言，辜鴻銘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近代中國第一人，在他之后，也僅有林語堂有此殊榮。

馬伯援有段回憶：在美國時，他曾到圖書館去看辜鴻銘的著作，頗驚其多。圖書館的小姐說，“辜先生的書籍，在英美圖書館里，不僅是多，而且寶貴”。

據(jù)沈來秋回憶，1910年，他在青島大學就讀時，奧國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鴻銘為“中國現(xiàn)代哲學家”。1920年沈來秋到德國，接觸過不少社會人士，包括勞動群眾，“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鴻銘的名字流傳于人口”。“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有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另一位留學生嗣鑾也說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兩件事：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奈爾遜對辜鴻銘極為佩服，當?shù)弥�辜鴻銘生活困難時，竟還為他籌款；有一位教授鄭重其事地宣布，學生中若不懂辜鴻銘，則不準參加有關(guān)討論。

沈來秋、嗣鑾所說并非空穴來風。奈爾遜教授就曾著文說：“我讀辜鴻銘的書，至今已十幾次了，多讀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輩中，吾所佩服者當以辜鴻銘為第一�！�

因為推崇辜鴻銘，歐美國家的報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鴻銘的文章，盡管它們不少是諷刺詈罵這些列強國家的。如說英格蘭人傲慢，蘇格蘭、德國人自私，美國人粗俗，俄國人殘暴，辜鴻銘一張利嘴，幾乎罵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國《紐約時報》星期雜志，刊有辜鴻銘的論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沒有文化的美國》），中間插入辜鴻銘身著前清頂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辮子的漫畫像。辜鴻銘在批評美國文學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除了愛倫·坡的詩外，沒有一首好詩。生平痛罵西人而反以此見重于西人，辜鴻銘算是一個獨特的樣板。

有一件事，頗見辜鴻銘受外人鐘愛之程度。中國人講演從來沒有賣票的，可辜鴻銘在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中國人的精神》時，卻公開賣票，而且賣得挺貴。當時梅蘭芳的戲，最高票價不過一元二角，而辜鴻銘講演門票則售兩元。

辜鴻銘之所以深得外國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僅在于他所著有關(guān)歐戰(zhàn)文字，使飽受戰(zhàn)禍的歐洲人產(chǎn)生精神解脫作用，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而不像別人只說外國的東西好。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說：“在舊中國，哪兒有人可與辜鴻銘先生相提并論？他是惟一通曉東學和西學的中國人，我承認我欣賞他，我承認我愛他�！泵绹�當代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博士艾愷在《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xiàn)代化思潮的剖析》一書中也有言：“在戰(zhàn)時與戰(zhàn)后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在那時代，辜氏極受歡迎，他的書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所必讀，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西方多位哲學家引用其書為重要權(quán)威；西方客人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確乎如此，因為受了辜鴻銘的影響，歐洲一些學者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就曾寫信向他請教。英國文豪毛姆認為辜鴻銘是一個“聲高望重的哲學家”、“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quán)威”，他還不遠萬里前去拜見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游歷時，竟從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于是乎，辜鴻銘在北京東城椿樹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里，每日不知有多少國際名流學者親造拜訪。辜宅燃黑油燈，煙氣撲鼻，洋人中有謂此燈不亮者，辜鴻銘則詼諧地說：“吾東方人，講明心見性，吾人如心明，則燈自亮。東方人不似西人之專務(wù)外表者！”

辜鴻銘政治思想與時不和，然其文章學說，卻為世所宗，如此集于一人之身，頗值玩味。由于他畢生不遺余力地從事中華文化輸出工作，成為中國人中獨立完整英譯儒經(jīng)的開拓者，成果斐然，極具世界效應(yīng)，1913年還被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者（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享此殊榮）。雖然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詩圣泰戈爾頭上，但辜鴻銘在西方的聲望一點也不遜色于泰戈爾。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辜鴻銘在走紅西方后，為他在其他亞洲國家中也帶來了名望。芥川龍之介等就不要說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稱他為“尊貴的中國人之一”。泰戈爾1924年的中國之旅也特別向辜鴻銘請教。而辜鴻銘卻認為泰戈爾不通易經(jīng)，沒有資格講演“惟精惟一 ”那種高深的真理，勸他回印度整理詩集去，不要再講演東方文化了。

辜鴻銘傳奇的把自己的一生概括為“四洋”，“生于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u2019。他為炎黃文明之涂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的狂放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tài)，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于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zhí)的態(tài)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鐘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后，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u2013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tǒng)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quán)，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詈罵人

正當五四運動在全國范圍內(nèi)如火如荼時，辜鴻銘在英文報紙《北華正報》上發(fā)表文章，詈罵北大學生是暴徒，是野蠻人。羅家倫對辜老怪的言論極為不滿，他把報紙帶進課堂，與辜鴻銘爭吵起來。1919年5月3日，五四前夕，羅家倫寫了一封《羅家倫就當前課業(yè)問題給教務(wù)長及英文主任的信》，矛頭直指辜鴻銘。嗣后他為學生 運動奔波忙碌，此信并未寄出。8月8日他又補寫了對英文課和哲學課的兩條意見，將它們一并寄給教務(wù)長馬寅初和英文門主任胡適。

“知足常樂”

辜鴻銘喜歡妻子淑姑的小腳，每當無聊時，辜就讓她脫掉鞋子，然后低下頭，如聞花香；而寫作需要靈感時，他就會將淑姑叫進書房，讓她把玉足放到事先準備好的凳子上，時捏時掐，自得其樂，一時文思泉涌，妙筆生輝。辜曾對人津津樂道說：“前代纏足，實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腳，乃我的興奮劑也�！笨涤袨闉榇怂瓦^辜一張“知足常樂”的橫幅，辜說：“康有為深知我心。”

辜鴻銘的辮子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跡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于溝通中西文化并訴諸于翻譯事業(yè)。為了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于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apos；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xù)續(xù)發(fā)表于《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jié)集而成的合集。這些文章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產(chǎn)生的原因，指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外國傳教士的不正當活動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鴻銘還在書中公開對西方文明及其沒落進行大肆的評價。該書出版后，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肚迨犯濉繁緜髦姓f："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zhàn)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xù)發(fā)表，1906年結(jié)集于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zhàn)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并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為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lǐng)導(dǎo)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xiàn)代歐洲高度物質(zhì)文明的破壞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德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dǎo)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導(dǎo)論闡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論"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論"中國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論"中國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論"約翰 ·史密斯在中國"(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論"一個著名的漢學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兩章論"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附錄論"崇拜群眾的宗教"或名"戰(zhàn)爭與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郵報》（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報》（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apos；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報》（The 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fā)表之后，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圣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著述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的論文集Vox 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著名漢學家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于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xié)會集結(jié)成《辜鴻銘講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我國經(jīng)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癡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nèi)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qū)。

　　中國四書五經(jīng)的翻譯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jīng)》、《易經(jīng)》、《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jīng)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shù)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xiàn)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xié)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jīng)"中的十部經(jīng)書譯成英文，統(tǒng)稱為《中國經(jīng)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到現(xiàn)在，仍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準譯本。但由于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準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xiàn)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fā)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jīng)典》的工作不過是應(yīng)時之需，雖然數(shù)量驚人，但并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jīng)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并導(dǎo)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chǎn)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jīng)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 Edu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fā)行。

　　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愿望，希望那些有教養(yǎng)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后，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并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于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guān)系的態(tài)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jīng)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采用"動態(tài)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zhuǎn)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yǎng)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杰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xiàn)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著這一翻譯宗旨。例如：

　　1．《論語·學而第1》中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辜鴻銘譯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apos；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apos；&apos； It is good， &apos；replied Confucius， &apos；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apos；" 句中"諂"字譯得尤為精彩，servile 遠比flatter 更能表情達意。而且整個譯句簡潔明了，既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又與原句語體風格相互呼應(yīng)。

　　2．《論語·子罕第9》中記載顏回贊嘆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話："仰之彌高， 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辜將之譯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這段譯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簡意賅的特點。"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譯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對仗工整，用詞洗練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則將顏回慨嘆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語氣栩栩如聲地傳遞出來，讓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辜氏將"欲罷不能"譯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內(nèi)涵和神韻并將之生動地再現(xiàn)出來。

　　辜氏再現(xiàn)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xiàn)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xiàn)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如《論語·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輿之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辜氏是這樣譯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詩分為三節(jié)，共7行，每行8個音節(jié)，雙行押韻，讀后瑯瑯上口。全詩的關(guān)鍵"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輿對于孔子沒有于亂世之際隱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達出來。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jīng)文，這在儒經(jīng)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氏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yè)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于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tài)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jīng)注釋法對于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xiàn)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圣·約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于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氏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于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于現(xiàn)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于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jīng)典的內(nèi)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jīng)譯本有了質(zhì)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jīng)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氏譯經(jīng)最大的缺點在于過分意譯。其表現(xiàn)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nèi)容。如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一句的翻譯。辜氏的譯文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內(nèi)容。表現(xiàn)之二 是將譯文中出現(xiàn)的大量中國人命、地名刪掉。

　　如在《論語》中，他只保留了顏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則直接翻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雖然他這樣做的動機是好的："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產(chǎn)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只要有可能，我們就刪除其中的專有名詞。"（見《論語》譯序）但對于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這一點，并沒有好處，因為儒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容，刪掉之后就會改變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論語》譯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這種做法只會使刻畫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論語》的引人之處。

　　對于辜氏英譯儒經(jīng)，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翻譯，古代經(jīng)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語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fā)性的妙語。有關(guān)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于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tài)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并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后》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氏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氏譯經(jīng)活動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應(yīng)該承認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泰西購者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chuàng)造性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論語》，1898年，上海

　　2.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中庸》，1904年，上海

　　3. 《華英合璧：癡漢騎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20世紀初年，商務(wù)印書館

　　一、《中國人的精神》（節(jié)選）

　　我曾聽一位外國朋友這樣說過：作為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fā)討厭日本人。相反，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fā)喜歡中國人。這位外國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國。我不知道這樣評價日本人是否合適，但我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諸位都會 同意上述對中國人的判斷。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中國人，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盡管他們?nèi)狈πl(wèi)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盡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jīng)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么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體質(zhì)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這里再次提到的溫良，就是我曾經(jīng)提示過的一種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的溫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產(chǎn)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來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國人又是如何具備了這種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這里冒昧給諸位一個解答──或者是一個假設(shè)。諸位愿意的話，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國人之所以有這種力量、這種強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幾乎完全地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于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于你們所說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奔騰的情欲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chǎn)生于我們?nèi)诵缘纳钐?──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

　　下面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是否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對此，我們可以用中國人實際 生活中表現(xiàn)出的一般特征，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談?wù)勚袊�的語言。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個很明顯的 事實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其兒童和未受教育者學習中文比成年人和受過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兒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靈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相反， 受過教育者，特別是受過理性教育的現(xiàn)代歐洲人，他們是用大腦和智慧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的。有一種關(guān)于極樂世界的說法也同樣適用于對中國語言的學習：除非你變成一 個孩子，否則你就難以學會它。

　　其次，我們再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中國人具有驚人的 記憶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 ，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舉例來說，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shù)兒 童時代的記憶力要強過成年后的記憶力。因為兒童就象中國人一樣，是用心而非用腦去記憶。

　　接下來的例子，依舊是體現(xiàn)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認的一個事實─ ─中國人的禮貌。中國一向被視為禮儀之邦，那么其禮貌的本質(zhì)是什么呢？這就是體 諒、照顧他人的感情。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他們完全了解 自己的這份情感，很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顯示出體諒、照顧他人情感的特征。中 國人的禮貌雖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樣繁雜，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禮貌則是繁雜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經(jīng)聽到了一些外國人的抱怨。折衷禮貌或許應(yīng)該被稱為排 練式的禮貌──如劇院排戲一樣，需要死記硬背。它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出于自然的禮貌 。事實上，日本人的禮貌是一朵沒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國人的禮貌則是發(fā)自內(nèi)心 、充滿了一種類似于名貴香水般奇異的芳香。

　　我們舉的中國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亞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么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 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象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 刻板。實際上，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準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yīng)手，創(chuàng)造出美妙優(yōu)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正是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們在許多方面還顯得有些幼稚。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著那么悠久歷史的偉大 民族，中國人竟然在許多方面至今仍表現(xiàn)得那樣幼稚。這使得一些淺薄的留學中國的 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發(fā)展，中國文明是一個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 ，就中國人的智力發(fā)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lǐng)域 中國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么進步。這不僅有自然科學方面的，也有純粹抽象 科學方面的，諸如科學、邏輯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詞，是無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象兒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面心靈和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tǒng)計表一類的 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tǒng)計圖表和抽象科學只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 那么歐洲人現(xiàn)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 肢解生體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并遭到了他們的抑制。

　　實際上，我在這里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zhì)并非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處于初級階段的民族都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樣，歐洲 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們也同樣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馬太·阿諾德就說過："中世紀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靈和想象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yōu)秀的特質(zhì)是當他們過著心靈的生活，象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具有為中世紀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處于初級階段的民族 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句話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zhì)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的發(fā)展受到了一些阻礙，不如說她是一個永遠不衰老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zhì)就在于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 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jīng)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jié)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diào)和�？傊�，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二、辜鴻銘軼事

　　本世紀初，辜鴻銘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華府會議。某次酒會上，一個淺薄的美國女士坐在辜鴻銘旁邊。望著這個形容古怪的中國老頭，她一時找不到話題。在上湯時，終于忍不住，學著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語，一字一字地問道：“l(fā)ikke soupee？”（喜歡這湯嗎？） 辜鴻銘禮貌地點頭微笑。女士認為這個Chinaman連最淺的英語都聽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過三巡，辜鴻銘起立致詞，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語，全座為之贊嘆不已。辜鴻銘坐下來，也學那女士的腔調(diào)，低聲問那已經(jīng)羞得滿臉通紅的女士道：“l(fā)ikke speechee?”（喜歡我的演講嗎？）

　　辜鴻銘的趣事(一)

　　十歲那年，辜鴻銘跟義父母布朗夫婦到了倫敦．他按照父親的交代，在倫敦也始終穿著長衫馬褂，留著長長的辮子，永遠記住自己是個中國人（當時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電車上看倫敦泰晤時報，幾個同車的英國人覺得好玩，侮辱辜鴻銘．起初辜鴻銘不理他們，干脆把報紙調(diào)頭來看．那幾個英國人更來勁，說："看，那個中國小子連字都不認得，還看什么報紙？"．這下把辜鴻銘給惹火啦，他用純正嫻熟的英語把整段文章念出來，然后說："你們英文才２６個字母，太簡單，我要是不倒著看，那就一點意思都沒有！"那幫英國孫子一聽都傻啦，趕緊灰溜溜地跑掉。

　　辜鴻銘的趣事(二)

　　辜鴻銘他生在南洋（馬來西亞的檳城），學在西洋（留學英法），娶妻東洋（有一個日本老婆，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仕在北洋（早年為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一生精通１３種語言，是一個怪杰，號稱清朝最后一根辮子（至一九二八年死的時候還留著）

　　辜鴻銘的趣事(三)

　　辜鴻銘很主張男人要娶小老婆，認為這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chǔ)．他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

　　美國的婦運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鴻銘爭論這個問題，最后辜鴻銘問她："親愛的女士，請問你們家的馬車有幾個輪子？""有四個．""用一個打氣筒灌氣，還是用四個打氣筒灌氣？""當然是用一個．""娶小老婆就是這個道理！"

　　辜鴻銘的趣事(四)

　　辜鴻銘很重視維護儒家學說的傳統(tǒng)價值，1893年他在協(xié)助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時，有一天鑄幣廠的外國專家聯(lián)合請辜鴻銘吃飯，大家對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會上，有一個外國人問辜鴻銘：“你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鴻銘立即說道：“剛才大家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大家都象你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家搶坐首席，以優(yōu)勝劣敗為主，我看這頓飯大家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辜鴻銘的趣事(五)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嘉興才子沈曾植（進士出身，滿腹經(jīng)綸）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shù)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fā)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后，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么？”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后，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據(jù)說孔子當年修訂《春秋》一書，竭力維護周代禮制，字里行間 褒善貶惡，撥亂反正，體現(xiàn)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和鮮明的政治色彩，這就是后儒所稱道的“微言大義”，或曰“春秋大義”�！睹献印酚性疲骸笆浪サ牢ⅲ�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兩千五百年后，20世紀初葉的中國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說 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諳熟歐洲文明而服膺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中國 人，再次舉起“春秋大義”的旗幟，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 極力維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尊嚴，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價值，在東、西方文化界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此人就是辜鴻銘。

　　辜鴻銘（1857－1928）出身于華僑世家，十三歲即赴歐洲求學， 十余年中游學于英法德意諸國，歸國后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務(wù)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 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xù)十幾年的“辜鴻銘熱”。

　　《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fā)表于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 心的系列論文結(jié)集而成。

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 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f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永恒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 “能夠生產(chǎn)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

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quán)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并不真正懂得 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fā)，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yōu)秀的精神特質(zhì)。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 “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fā)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shù)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yīng)和解釋西方人關(guān)于中國人的 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yīng)手，創(chuàng)造出美妙優(yōu)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痹诠鉴欍懣磥恚�不屑于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xiàn)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jié)合而產(chǎn)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tài)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xiàn)。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jīng)》中的《關(guān)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zhì)特征，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u2018debonair&apos；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yōu)雅和嫵媚，最后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xiàn)象的“合理存在”歸因于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边@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么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jié)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u2018做一個好人&apos；，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u2018做一個識禮的好人&apos；；基督教叫人u2018愛人&apos；，孔子則叫人u2018愛之以禮&apos；�！彼�自然而然地聯(lián)系到當時歐洲陷于“一戰(zhàn)”炮火的殘酷現(xiàn)實，指出這場戰(zhàn)爭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quán)。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zhàn)，“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并為戰(zhàn)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fā)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并沒有產(chǎn)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于自信了。不過，在“一戰(zhàn)”前后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于人們身受戰(zhàn)爭苦難，對于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chǎn)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里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于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zhàn)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向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fā)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柏樹胡同26號

　　王之鴻

　　柏樹胡同屬東城區(qū)東華門地區(qū)，是東四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shù)的第三條胡同，自東向西溝通東四南大街與王府井大街，長530余米。明代，稱“椿樹胡同”，據(jù)說，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樹而得名；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北側(cè)的馬尾巴胡同并入，又因與西城區(qū)的椿樹胡同重名而改稱“柏樹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五條”，后復(fù)稱“柏樹胡同”。

　　柏樹胡同26號，舊時的門牌是椿樹胡同30號。據(jù)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在胡同西段南側(cè)凹進去的小夾道內(nèi)，占地面積為130余平方米；街門面西，是一個隨墻“小門樓”；院內(nèi)的三間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間南房是灰頂平臺，建筑面積共計60平方米。20世紀80年代，柏樹胡同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

　　當年，這個不起眼的小院卻有一個雅號，曰“晉安寄廬”，顧名思義，“晉安寄廬”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隱居在陋室中卻以彰顯道德為己任的君子。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鴻銘，世人稱其為“怪人”。張中行先生在通縣師范學校讀書時就開始留意有關(guān)辜鴻銘的材料。他說：“道聽途說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兩種：一是他自己說他是東西南北之人，因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別受到外國人的尊重，有u2018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u2019的說法。”

　　辜鴻銘(1857—1928)，著名學者，名湯生，自號慵人、漢濱讀易者，原籍惠安縣螺陽鎮(zhèn)上坂村辜厝，先祖于清康熙年間移居臺灣鹿港，后又移居馬來西亞。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其父是當?shù)厝A僑，據(jù)說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梁、深眼窩、黃頭發(fā)成為辜鴻銘的相貌特征。

　　辜鴻銘十歲左右便去了英國，先后在英國、法國、德國讀書，其后還去過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多種文字，尤其對于英文，寫成文章連英國人也大加贊嘆，認為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味兒，可與英國的文章大家比肩。二十幾歲回國后，遇到了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tǒng)的古漢語語法專著《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為東方文化所折服，于是改造中國舊籍，推崇儒家學說，作有《讀易堂文集》，譯有《癡漢騎馬歌》；又將《論語》、《中庸》等儒家經(jīng)典譯成英文；另外，還撰有《春秋大義》。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qū)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回國后，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墒枪鉴欍憛s敢拿張之洞和端方這前后兩任湖廣總督開涮，他說：“張文襄學問有余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余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鴻銘對袁世凱的揶揄更令人叫絕。在張之洞與袁世凱同入軍機處之時，有一次，袁世凱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痹�世凱的一位幕僚將這件事作為袁世凱的得意之舉告訴辜鴻銘。不料，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清朝末年，辜鴻銘步入仕途，到外務(wù)部任職，官運還不錯。由員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當于現(xiàn)在的外交部副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辛亥革命爆發(fā)，宣統(tǒng)皇帝遜位，辜鴻銘的官也當不成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當時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貒�之后，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后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后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后，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里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里鄉(xiāng)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遙想當年，有這樣的一對主仆和一輛洋車來往于北大紅樓與椿樹胡同，也確實是民國時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風景，而且這道風景是真實的，而不是復(fù)制的。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fù)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xiàn)著他的機智與幽默�！八�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fā)揮他的正統(tǒng)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fā)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于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惫鉴欍懙囊环�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還有一次，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伊藤博文到中國漫游，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接觸。辜鴻銘作為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便乘機調(diào)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shù)，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shù)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shù)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币撂倬挂粫r語塞。

　　辜鴻銘也被稱為“文壇怪杰”。

　　張中行先生說：“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