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謝（Xiè謝）姓源出有三

1、出自姜姓，為伯夷裔孫申伯之后，以國名為氏。據(jù)《姓譜》和《元和姓纂》等所載，伯夷和叔齊兄弟在武王滅商后，不食周粟而死于首陽山，伯夷有裔孫申伯，被周宣王封于謝國，謝亡后，其子孫遂以國名為姓，稱為謝氏。

2、出自任姓，為黃帝第七子之后，以國名為氏。據(jù)《左傳》和《古今姓氏書辨證》等所載，黃帝二十五子中，第七子為任姓，任姓建有十個小國，其中第一為謝國，后子孫散亡，以國名為姓，形成了此支謝氏。

3、出自少數(shù)民族復(fù)姓改為姓謝
①據(jù)《舊唐書·文苑傳》所載，謝偃“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姓謝氏�！�
②又有土族謝加氏改姓謝等其他一些民族改謝姓而來。

得姓始祖伯夷。其父孤竹君，為炎帝后裔，本姓姜。伯夷和其弟叔齊在商末時，一齊投奔到周。到周后，反對周武王進軍討伐商王朝，武王滅商后，他們又逃避于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但其后裔仍留在周朝，到成王繼位后，便將伯夷的后裔封于申（今河南省南陽），稱申伯。周厲王時娶申伯之女為妃，生子為宣王，宣王繼位后，便封母舅申伯于謝國，后來這一家因故被革去爵位，公元前六六八年，楚文王發(fā)兵攻申，不久滅掉申國。其子孫按照當時的習(xí)慣，以新都之邑名為氏，稱謝氏，這樣伯夷便成了謝姓的得姓始祖。

謝夷吾為官，剛正不阿，但又體恤民情。早年任會稽郡之功曹吏時，連太守第五倫妻子的車馬被他的下屬放入府衙，謝夷吾也敢當面予以責(zé)罰。后第五倫擢其為督郵，以后又為壽張縣令，遷荊州刺史，又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以德化人，頗“有善績”，其所作所為，甚合儒家之執(zhí)政理念。第五倫為司徒時，曾教班固為文薦謝夷吾，稱其“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實為“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

謝夷吾曾竭力舉薦王充，說是“充之天才，非學(xué)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司馬遷，不能過也”。王充一生仕途不暢，他之問孔刺孟非韓以及反對讖緯迷信，也與后漢時尚多有不合，謝夷吾獨能慧眼識珠，很不容易。

鉅鹿為當時大郡，治理難度較大。因此，雖然刺史的職位高于太守，但漢章帝還是特地派遣時任荊州刺史的謝夷吾出任鉅鹿太守，這應(yīng)該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安排。此前，章帝曾親自考察過謝夷吾的斷事能力：隔分東、西兩廂處置一縣三百余事，夷吾竟“悉與上合”。這使?jié)h章帝大為感嘆，說是“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并以此激勵群臣，致使“恩化大行，百姓樂政”。謝夷吾臨去鉅鹿前，漢章帝還親自接見，賜予車馬劍帶，并諄諄告誡：“鉅鹿劇郡，舊為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功！”

但謝夷吾偏偏就在鉅鹿太守的任上栽了�！逗鬂h書》稱：“夷吾遷鉅鹿太守，郡吏稱善，省奢從約，事從清儉�！笨梢�，他既不專斷獨行貪贓枉法，也不尸位素餐碌碌無為，更沒有瞎指揮、窮折騰而使民不聊生，恰恰相反，倒是保持了他一貫的作風(fēng)。但就是因為“行春乘柴車，從兩吏”這一不講排場的做法，竟然無意中得罪了權(quán)貴，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被貶為下邳令。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記謝夷吾自己預(yù)測自己的逝世日期，非常準確。逝前，他對兒子說：“漢末當亂，有發(fā)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中國歷史上，方士的成分很復(fù)雜，既有學(xué)識淵博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學(xué)無術(shù)的江湖騙子。既有從事傳統(tǒng)科學(xué)技術(shù)研究的學(xué)者，也有普通的農(nóng)夫商賈，還有出入宮廷的政客，最多的還是隱士、釋道之徒。

東漢的荊州刺史謝夷吾從小就受到術(shù)數(shù)文獻的熏陶，《后漢書·謝夷吾傳》記載他“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圣秘，觀變歷征，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jù)其道德，以經(jīng)王務(wù)”。

《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記謝夷吾自己預(yù)測自己的逝世日期，非常準確。逝前，他對兒子說：“漢末當亂，有發(fā)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他年輕時擔任郡府小吏，學(xué)習(xí)風(fēng)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提拔他為督郵。當時烏程縣長有貪贓的嫌疑，第五倫派謝夷吾逮捕烏程縣長并治他的罪，夷吾到烏程縣以后，并沒有按驗，只是望著閣門趴在地上哭了一場就回來了。全縣的人都感到驚奇，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回來以后，他稟告第五倫說：“我算來烏程縣長該死了，早在三十天，晚不遇六十天。他不過是游魂暫借軀體呼吸，用不著施加刑罰，所以沒有抓他�！钡谖鍌愋帕怂�的話。一個多月以后，果然有驛使帶了烏程縣長的印綬，說烏程縣長突然暴死。第五倫因此更加尊敬信賴謝夷吾。

他被推舉為孝廉，擔任壽張令，不久升為荊州刺史，改任鉅鹿太守。謝夷吾所到之處，他都爰護撫育百姓，有很好的政績。第五倫擔任司徒時，吩咐班固寫文表推薦夷吾說：“臣聽說堯提拔稷、契，政治興旺，天下太平；舜任用皋陶，天下和樂。殷商、周代雖然有高宗、姬昌、姬發(fā)這樣的天子，仍然靠了傅說、呂望的謀略，所以能夠使事業(yè)興旺，協(xié)和得當�！�

《后漢書·方術(shù)列傳·謝夷吾傳》說謝夷吾“學(xué)風(fēng)角占候”但又“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圣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jù)其道德，以經(jīng)王務(wù)”。

從前他擔任佐吏，跟著臣做事，他發(fā)揚忠誠剛毅的操守，身具史魚的品節(jié)，監(jiān)督臣嚴明法紀，他被選拔做了地方長官，恩惠布于百里，給百姓造福愈益奇異，流布教化像神一樣。及至管理荊州，威信行于境內(nèi)。他奉守法紀，制訂政策，有周公、召公的風(fēng)范；生活儉樸，行止簡約，繼承公儀休的節(jié)操。

尋訪有功績有才能的人，是地方長官的表率；聞聽聲名考查實際情況，為九州牧伯中的第一位。調(diào)任鉅鹿太守，和睦太平。品德器度，功績謀略，有伊尹、呂望、管仲、晏嬰的能力；推闡恢弘道術(shù)秘奧，能夠同史蘇、京房等輩相比。雖然他為國家勤勉努力，然而他身體力行，內(nèi)心謙讓，不求名聲而得到榮譽，沒到處奔走而受寵幸。

謝夷吾“柴車行春”的遭遇，有助于人們客觀公正地審視儒學(xué)。儒家傳統(tǒng)中確有中華民族的精華，但不要忘了其中的糟粕———假如沒有一個“禮”字作為儒家學(xué)說的核心，都讓你們?nèi)ァ叭蕫邸�，去“�?wù)實”，去保持“獨立人格”，中國古文化”本來就很難以“孔丘與朱熹”一言蔽之，儒學(xué)也不是治世良方，更不能再去“獨尊儒術(shù)”，把它當作讓人頂禮膜拜的圣經(jīng)，倘若要從儒家學(xué)說中繼承一些什么有益的東西，也得把它們從那個以”禮”為核心的框子里挖出來”為我所用”，這才有利于構(gòu)建和諧社會。

舉薦王允

謝夷吾在任荊州刺史時，恰逢漢章帝南巡，章帝親聽謝夷吾“決正一縣三百余事”，件件都稱他的意，認為如果各地刺史都能像謝夷吾那樣，自己就不憂天下了，因此章帝破例當場將謝樹為百官楷模。此后，曾任會稽太守、當時已在朝中任要職的第五倫因年邁有病，極力推薦謝夷吾，使謝的聲望更著。正因為謝自知有一定的“資本”，認為只要能得到皇帝認可，王充就有可能得到征召，遂越級直接向漢章帝奏薦王充。他大膽地寫道：“充之天才，非學(xué)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當時王充沒有看過《論衡》全書，但他在曾經(jīng)的接觸中，充分看準王充是一位奇才，才敢如此下筆，因為一旦失實，是會犯大罪的。

章帝又一次信任了謝夷吾，他讀了奏本后，下令“特詔公車征”。但王充卻以老而有病予以謝辭。其實王充當時只有62歲，并不衰老，因為他直到約70歲時才去世。本來，他被征召時生活貧困，這應(yīng)是一個改變生活境況的極好機會。他之所以不愿赴任，一是因為《論衡》還未最終定稿，尤其是他不愿將此書帶到朝中；二是因為當時章帝及朝官尊經(jīng)崇儒，《論衡》中的思想多與之抵觸，王充感到要是章帝讀到《論衡》，不僅自己很可能不受歡迎，而且還會累及舉薦人謝夷吾。

就在征召令發(fā)出不久，章帝患病死去，接位者劉肇，是為和帝。此時謝夷吾感到自己不再像章帝時那樣好說話了，便不復(fù)再薦王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