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何玉茹畢業(yè)于廊坊師專中文系。

　　1976年開始發(fā)表作品。

　　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

　　著有長篇小說《愛看電影的女孩》、《小鎮(zhèn)孤女》、《生產(chǎn)隊里的愛情》等，小說集《她們的記憶》，發(fā)表短篇小說《田園戀情》、《樓下，樓上》、《到群眾中去》等近百篇，中篇小說《綠》、《太陽為誰升出來》、《素素》、《父親》等40余部。

　　中篇小說《綠》、短篇小說《田園戀情》、《樓下，樓上》均獲河北省文藝振興獎，入圍中國作協(xié)第二屆 魯迅文學(xué)獎。1999年短篇小說〈〈到群眾中去〉〉進入“中國當代文學(xué)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說《太陽為誰升出來》、《素素》分別進入2000年和2001年“中國小說排行榜”，中篇小說《父親》進入2005年和2006年最具人氣作品。

2016年4月19日，河北2015年度十大小說獲獎名單，何玉茹短篇小說《回鄉(xiāng)》上榜。

　　李三定沉默少言，心無城府，不懂世故，在崇尚身強體壯能言善辯的年代他既無體力又無口才，因此，總是受家人的打罵和爭強好勝的姐姐們的嘲笑，又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村子的人事糾紛和派系爭斗里。然而，外界的粗暴與荒謬并不能真正干擾他做實實在在的活兒，他不知不覺地用藝術(shù)化的勞動抗拒著生活的政治化和庸俗化。

　　冬季是人生困窘的象征，與蔣寡婦的迷醉是人生沉迷于肉欲的象征，李三定在豆腐村學(xué)會了木工，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那正是由世俗化向藝術(shù)化的人生超越的象征。

　　高中畢業(yè)的農(nóng)村女孩黃玲玲為了精神上的解脫和尋求，從農(nóng)村只身來到了城市，同學(xué)白麗平像一條橋梁為她與城市之間疏通了道路，使她先認識了百貨店的華子，又認識了 電影公司的葉北岸，又與書店的童珍偶然相遇，而這其中，電影始終是她不可缺少的內(nèi)在的驅(qū)動力量。因此，就構(gòu)成了一位少女的一段獨特的情感、心路歷程。她對電影的愛，對朋友們的愛是不言而喻的，但她時時感受的陌生、孤獨以及存在的不穩(wěn)定也是真實的，她渴望的能夠真正與她的心魂貼近的東西，或許永遠只是一個電影般的虛幻的遠景。獨以及存在的不穩(wěn)定也是真實的，她渴望的能夠真正與她的心魂貼近的東西，或許永遠只是一個電影般的虛幻的遠景。

　　 我寫《冬季與迷醉》

　　寫《冬季與迷醉》，我大約用了一年的時間，印象中寫作的過程很投入，也很艱辛，投入是對小說中人物和人物所處的生活的投入，艱辛是為人物和這段生活要找到最合適、最小說化的表達。

　　記得寫作中，在眼前閃現(xiàn)的最多的幾個詞是：迷醉，孤獨，困窘，滑稽，臘月，過年，冬季等等，這些詞有精神的，有物質(zhì)的，有溫暖的，有寒冷的，有外在的時間、環(huán)境，也有內(nèi)在的心靈、心魂，它們出現(xiàn)時，我?guī)缀跏桥d奮的，我預(yù)感，因為它們的存在，小說也許會變得豐富，充滿張力。伴隨了這些詞，當然還有無數(shù)個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場景，我自己就是那段生活的親歷者，它是既荒唐又日常，既喧囂又靜寂，既被困又有青春難抑的叛逆，它讓今天的我不安而又感動。也許那段生活并不足為奇，因為親歷過它的不只我一個，奇的應(yīng)該是，我今天要拿它做材料寫成一部小說了；奇的還應(yīng)該是，我用什么辦法來處理這些材料？我覺得，那段生活有點像一顆種子，一直埋在地下，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了發(fā)芽、開花的機會。開出來的花，當然就再不是原來的種子了，它和種子不一樣，和別的花也不該一樣，不然有什么理由讓讀者來喜歡它呢？

　　小說的故事其實很簡單，不過是講一個十八歲男孩在一個冬天里發(fā)生的一些事。冬天是1969年的冬天，男孩是從一所城市中學(xué)回到了家鄉(xiāng)的中學(xué)生李三定。冬天既是自然季節(jié)，也寓意嚴酷的政治氣候，而李三定面對的不僅是自然和政治的雙重季節(jié)，更有在這季節(jié)籠罩下的家庭環(huán)境、日常生活。一切好像都那么平淡無奇地開始了，但一切又都那么地不對勁，在一件件的不對勁中，這個性格內(nèi)向的男孩，只能更加走向自己的內(nèi)心。他總是在被迫中行動，一點由不得自己，看上去懦弱而又不入流，但叫人欣慰的，是他又總能在行動的狹小空間中相遇自我，相遇“迷醉”，于是，“迷醉”便在冬季的嚴酷中奇跡般地發(fā)生著；于是，沒有傳奇的日常生活，由于李三定的變被動為主動，竟是有了一點心靈傳奇的意味。李三定的回鄉(xiāng)生活，是從看殺豬開始的。他沒有明確的目標，卻又每天受到家人“今后干什么”的逼問。父親希望李三定做一名小學(xué)教師，李三定本能地反對，他寧愿看殺豬，寧愿做豬肉，寧愿拉土墊沙，寧愿當值班民兵，寧愿逃離到百里之外的姑姑家去。當然這些他也都不喜歡，但在這一個又一個的被迫行動中，也同時完成著他的成長。在殺豬場上，他以一種曾迷醉過的防御技能救下了小學(xué)同學(xué)金大良；在廚房里，他又因?qū)ψ鲐i肉的迷醉贏得了母親的贊賞；在拉土墊沙中，他和蔣寡婦朝夕相處，獲得了廚藝和性的雙重迷醉……最后，他被迫去了姑姑家，終于與“木工”相遇，徹底將自己投入了進去。在這其中，他不僅被迫做事，還被迫卷進了政治斗爭的漩渦，領(lǐng)略了人與人之間冬季一般的嚴冷。好在，冬季里有一個臘月、一個春節(jié)，臘月和春節(jié)是上千年的底子，有了這底子，嚴冷中的人們就有了希望一般，從中汲取溫暖，相遇迷醉，迷醉哪怕是瞬間的，也多少可以撫慰艱難困苦的人生了。因此我是非常在意這千年的日常生活的底子的，它既是生活之底，也是這小說之底，沒有它，其它一切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的。 在小說中，我努力讓自己做到，最細致入微地寫實，同時又最大可能地寫意，就是說，呈現(xiàn)給讀者的不應(yīng)僅僅是一個故事，一些場景，一些人物，一些細節(jié)，而更應(yīng)有這些東西背后的意蘊。這意蘊到底是什么，我很難一句話講得清楚，它也許是人在這世上的“孤獨與救贖”（評論語），也許是人的“生存的勇氣和超越的迷醉”（評論語），也許是紛亂人世，“耕種自己的田地要緊”，也許是在強調(diào)非常歷史時期的尋常生活和人性本身的力量。不管怎樣，我期待它豐富、多義，期待讀者在閱讀中各有一份心靈的相通，這可說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我會因此覺得，我是對得起這小說的，也是對得起讀者的。

　　何玉茹是“小事的神靈”。當然，寫小事不一定就是小事的神靈，很多時候，人們是把小事寫成了大事，比如，女性就可以把私人生活寫成具有歷史意義的性別戰(zhàn)爭；但在何玉茹那里，小事終是小事，她不會用鋸子切割一顆米粒兒，她用小巧的手術(shù)刀和顯微鏡。

　　于是，通過何玉茹細致的操作，我們看到了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在近乎無事的生活細部上，有繁復(fù)的意義世界。

　　何玉茹的小說有人喜歡，有不少的人不喜歡；對一個作家的特性，那些不喜歡她的人可能無意中看得更清楚，比如我吧，有一度看何玉茹的小說我就會心慌，于是就問自己：慌什么呢？

　　捫心自問的結(jié)果是這樣的：這些小說里有奇怪的專注和偏執(zhí)，它壓迫人。何玉茹的語調(diào)從來不是戲劇性花腔，總是很低、很靜，按說不會使人窘迫不安。問題是出在她的尺度感上，她注視著小事，如果她從中發(fā)現(xiàn)了事關(guān)存在或生存的大意義，我們也不會心慌，但她總是正好停留在小事本身，既不向上、也不向下，這就正好使我們面對生活中游絲般鐐繞的日常價值：友誼、溫情、快樂、孤獨，等等，在她的注視下，這些最簡單、最基本的事物變成了令人困惑的疑難。

　　我本想說何玉茹是我們的奧斯汀，后來想了想又覺得不是，奧斯汀是溫煦和藹令人愉悅的，她的嘲諷也讓胖紳士們自嘲地發(fā)笑，但何玉茹似乎斂盡了奧斯汀的煙火氣，在奧斯汀談笑風(fēng)生的地方，她卻孤僻地、沉靜地注視和述說。

　　奧斯汀的世界有高度穩(wěn)定的價值秩序，日常生活意義充盈，這位姑媽在其中安然自在。而何玉茹所面臨的是嚴重的意義匱乏，我們的生活世界是破碎的、荒涼的，一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在想大事、干大事，小事的意義、如何在無數(shù)小事積累的日常生活中獲得一種價值感，對此我們幾乎毫無興趣。

　　所以，我們常常感到何玉茹的小說中有一種叫人不好意思的過敏，我們會心煩意亂地想：何必呢，不至于吧。但何玉茹卻偏執(zhí)地過敏下去，她要讓生活在我們眼里變得柔軟、充滿汁液。

　　在九十年代，“日常生活”一直是詩和小說的重要主題，事情似乎是，我們終于發(fā)現(xiàn)了日常生活。但我寧可說：只有何玉茹等極少數(shù)幾個人找到了真正的日常生活，而何玉茹的作品恰恰與以“日常生活”為旗幟的寫作保持著距離。也許是出于天性、也許是深思熟慮，何玉茹似乎知道，當人們喋喋不休地談?wù)摗叭粘Ｉ�活”時，其實仍是被形而上學(xué)激情所支配，他們在寫作中最終表達的是關(guān)于日常生活的某種本質(zhì)性圖景。所以，在看了那么多小說之后，我們總會感到那不是日常生活，而是以“日常生活”為標題的觀念藝術(shù)。何玉茹也許會非常羨慕那些作家，羨慕他們化繁為簡的才能，但更可能，在何玉茹眼里，這種寫作是反日常的，它已經(jīng)遠離了日常生活的質(zhì)地，是以日常生活的名義逃避日常生活，是不真實的。

　　何玉茹有通往真實的獨特路徑，她的路也是最簡單、最質(zhì)樸的路，那就是真正地直接走向事物本身，在一種精確的尺度感指引下，她從不讓她的筆溢出事物之外，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尋求價值和意義，你不必到天邊外，你只需看著眼前，這時你就會發(fā)現(xiàn)小事之中有一個上帝、一個神靈，它一直在向我們?nèi)諒?fù)一日的生活提出問題，我們過去竟沒有聽到。

　　聽到小事的神靈的聲音是我們所不習(xí)慣的。看何玉茹的小說我們常常有一種輕微的別扭，它幾乎是壓迫著我們注視我們本應(yīng)最為熟悉的事物和情感，結(jié)果我們會有一種幻覺，會覺得這一切都有點不真實、不正常。

　　——這就是何玉茹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奇異命運，她本來是最正常的，但在我們的語境中，她竟顯得偏執(zhí)，她本來是真實的，但我們的眼睛在這種真實前感到不適。

　　但這同時也證實了她的寫作獨特、重要的意義：如果說“真實”就是我們在想像生活時的一種約定、一種習(xí)慣，那么，何玉茹恰恰悄悄地修改著這種約定和習(xí)慣，只有極少數(shù)作家有能力作出這樣的修改。在這個意義上，我甚至愿意說何玉茹是個先鋒作家，真正的先鋒作家都應(yīng)該是眼科醫(yī)生，何玉茹也在為我們矯正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