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 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省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中國近代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曾先后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研究院總干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北京大學代校長、臺灣大學校長等職。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叱咤風云，創(chuàng)辦《新潮》雜志，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參加了這場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旗手。此后，他懷著科學救國的愿望，留學英德7年，廣泛涉獵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數(shù)學、地質學等學科。
回國后，他一直在學術和教育機構擔任要職，由于學識淵博，學貫中西，他在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及學校教育等領域均成果非凡。作為史學家，他曾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為搶救和保護祖國傳統(tǒng)文化遺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作為教育家，他對當時中國的教育宗旨、教育內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都進行了積極改革和實踐，作為高等教育的帶頭人，使北大、臺大等教育機構各項工作突飛猛進，碩果累累。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憂國憂民，積極參政議政，投身到抗日救國的社會洪流之中。他坦蕩正直，嫉惡如仇，不畏權勢，寫出了大量擲地有聲的政論文章，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敗行為，在當時產生了強烈的影響�？箲�(zhàn)勝利前夕，他以國民黨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為國共合作進行幹旋，更是他社會活動中的一件大事，人生的一個亮點。
傅斯年 - 家族身世
堪稱大師的歷史學家、文學史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孤高的人格、無畏的勇氣、非凡的才情、驕人的成就……所有這些，集于一人之身，而且在歷史滄桑中經歷淘洗，愈顯其真。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傅斯年，正日益被人們，尤其是家鄉(xiāng)人引為榮耀；而具有厚重歷史文化底蘊的聊城，也以她豐富的營養(yǎng)，滋養(yǎng)過傅斯年的童年、少年。
名門望族的家學淵源
傅斯年的家族，曾是魯西名門望族。其家族最為榮耀之處，是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乃清朝開國狀元。傅以漸以后，傅氏堪稱“官宦世家”，獲取功名，中舉人、進士或成為庠生、太學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幾代不絕。傅以漸三傳至傅繩勛、傅繼勛兄弟，他們又成為傅氏家族新的輝煌：傅繩勛清嘉慶十九年（1814）中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xié)修、軍機處章京，后外放任浙江、江西、江蘇等省巡撫。傅繼勛是道光年間拔貢，長期任職于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化民著稱，清末名臣李鴻章等都是他的門生。歸鄉(xiāng)后，兄弟二人均致力于地方文教事業(yè)。
從傅氏家族代代相繼、詩書傳家的傳統(tǒng)中，人們不難尋見傅斯年日后成長的深厚淵源。
“老頭子”的影響
“到處的蛙鳴
野外的綠煙兒濛濛騰騰
……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靄照映的畫圖里
只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和一個八九歲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1919年，傅斯年曾在《新潮》雜志上發(fā)表這首題為《老頭子和小孩子》的白話詩，回憶他少時的生活。詩中的“老頭子”，人們認為主要是他的祖父傅淦的形象。傅淦淡泊不仕，傅家從此開始富貴不再。傅斯年4歲時，父親傅旭安離家到東平龍山書院教書，5年后不幸逝于任所。傅斯年的養(yǎng)育，基本來自于祖父傅淦。
傅淦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博通經史書畫，且文武雙全、精通醫(yī)道。28歲得到貢生資格后，他無意于仕途，終生不參加科試。傅淦兄弟七人，行三，分家時，他將祖上的樓房全部讓給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馬廄。傅斯年一生樂于助人，頗有祖父謙恭超然之風。
傅斯年的啟蒙教育，也是在祖父關心下完成的。傅斯年的同鄉(xiāng)、同學聶湘溪介紹傅斯年的童年生活說：“孟真4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天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歷史故事，從盤古開天辟地，系統(tǒng)地講到明朝。歷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了，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就埋下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其后能成為歷史學家，委以歷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所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
傅斯年不滿5歲，傅淦便選聊城最好的先生孫達宸，送他入了私塾。在孫氏塾館讀了一段時間后，傅家世交朱家出資請另一位塾師馬殿仁到家開館授徒，傅斯年便就近與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就讀。讀私塾后，傅斯年每天放學回家，祖父都會督導他讀書習字，不準有絲毫懈怠。
傅淦對早年傅斯年的教誨，對傅斯年一生影響很大。傅斯年成年后曾對弟弟傅斯巖深情地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盡是忠孝節(jié)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可以說，傅斯年一生堅持參政而不從政、為人常懷俠義之心、率直而有豪氣等人品與作風，都深受其祖父影響。
艱難家境玉汝于成
在傳承傳統(tǒng)文化和家族思想理念方面，傅斯年受母親影響較大。傅斯年母親姓李，閨名叔音，是聊城西南郊賀家海人。傅斯年父親病逝，李夫人既要孝養(yǎng)高年公婆，又要撫育幼年雙子，家境日趨貧寒。克勤克儉，備嘗艱辛。在此情形下，李夫人只身承擔家庭重擔，百般籌劃，維持全家生活，同時嚴加管教，不使兄弟二人失學。
李夫人娘家在鄉(xiāng)村，傅斯年有時隨母親到外祖母家小住，得以體驗農村生活，對貧困農民的生活有較深切的了解。十幾年后，他所撰寫的《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就是他這個時期的觀察和了解所得。農村的生活體驗，也是他后來積極提倡社會革命、改造國民性、推行農村改革等思想的基礎。
對傅斯年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的還有一個人，這就是與傅斯年父親傅旭安有著深厚師生緣的侯延塽。傅旭安出任龍山書院山長前，曾在聊城街上一家商店偶遇一談吐、舉止十分文雅的青年學徒專心讀書，二人由此相識。侯延塽恰是東平人，傅旭安出任龍山書院山長后，便讓他隨自己到龍山書院讀書，并代為解決一切費用。侯延塽苦讀三年，先后得中舉人、進士，后授刑部主事。得知恩師去世，侯延塽便決心把斯年、斯巖兄弟二人培養(yǎng)成才。
1908年冬，侯延塽將年僅13歲的傅斯年帶離故鄉(xiāng)來到天津，傅斯年不久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進而進入北京大學預科、本科，后又留學英、德，從此走出了一條治學、救國的光輝道路。
傅斯年 - 大事年表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與同學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領袖之一。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shù)學。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chuàng)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后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政治協(xié)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聘為中山大學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并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1928年積極籌劃并負責創(chuàng)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后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
在傅斯年五十歲那年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1946），堅持反對任用過去曾在汪精衛(wèi)政權擔任教授的人。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fā)難，揭發(fā)孔貪污舞弊，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后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笔Y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fā)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zhàn)以后，所有發(fā)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fā)財最多的人�！庇彩前阉巫游谋葡屡_。
國民政府遷臺后，他又被任命為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受命于危亂之際，他積極“替臺大脫胎換骨”。據(jù)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錢，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他是敢在蔣中正面前很從容地蹺起二郎腿，抽著煙斗的人。胡適是蔣的“諍友”。1949年臺大發(fā)生“四六事件”，爆發(fā)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臺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準。他甚至向當時警備總司令部官員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1950年5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復教育行政的咨詢時過度激動，因腦溢血而瘁逝，得年55歲。當時有郭大炮（郭國基）罵死傅大炮的說法。傅斯年逝世后葬于臺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后成為臺大的象征，每節(jié)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 - 學術貢獻
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yǎng)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余種，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 發(fā)掘，其后先后發(fā)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xiàn)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 《東北史綱》（第一卷）、 《性命古訓辨證》 、《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
發(fā)表論文百余篇，主要有： 《夷夏東西說》、 《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tǒng)一之由來和戰(zhàn)國人對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傅斯年 - 人物影響
傅斯年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以他的學術、為人，特別是獨特的性格，成為一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人。上世紀50年代以后，因為地處兩岸，他又未及下壽而英年早逝，于是漸漸淡出于內地學術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學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來傅斯年似乎重新為海內外學術界所關注。全集、傳記、各種專門性論文的相繼問世以及多次召開的學術研討會等，均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學者。綜觀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愛國者。
第二，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認真負責的教育家和學者。
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讀和著述為業(yè)，主持過中研院、史語所、北京大學、臺灣大學等教育、學術機構的領導工作，同時承擔著繁重的課題，又筆耕不輟地研究撰寫了不少有價值的著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領導安陽考古大發(fā)掘的工作，不僅為發(fā)掘工作掃清大量障礙，還為發(fā)掘工作創(chuàng)造了種種有利條件。他還搶救和整理了行將散失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遺存了大量參考資料。20世紀初期，中國四大文獻的發(fā)現(xiàn)，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實為功不可沒。他對辦教育有其獨到的見解，“九?一八事變”后，他走出書齋，以身教帶動學生，還向學生宣傳抗日愛國思想，他曾重點探討學校教育問題，接連寫出《教育崩潰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和《再談教育問題》等文章以針砭時弊。1949年，他出任臺灣大學校長時，曾面對眾說紛紜，雜言四起的狀況，他就學校存在的各種弊端陋規(guī)進行改革和探討，并寫出《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臺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和《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等針對大學教育制度的論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議會對議員質詢臺大有關問題而進行論辯時，特別強調大學招生必須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錄取水平的意見，由于慷慨陳詞，情緒激昂而倒在講臺下，以身殉教育，成為壯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
這是他最惹人喜愛的地方。許多人多以他好發(fā)脾氣，說話直率而呼之曰“大炮”，這在知識分子中應是難得一見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謙謙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慣習，努力擺脫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箲�(zhàn)時期，他不滿意國民黨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擊孔祥熙，并寫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的時論文章，一時廣泛流傳，終于迫使宋子文的辭職。試問知識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壯舉？他對后學熱情關注，有時甚至會愛之深，責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專家楊志玖教授曾對我談過傅先生和他之間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鐘愛楊志玖這個學生，有意送他出國深造，并為之作好準備，但楊先生以自己年齡偏大，準備結婚而婉謝了，傅先生為此斥之為“沒出息”。楊先生一直對此事既遺憾，又感恩。這種真率性格，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卻是知識分子中少有的可愛性格。
任何人都會有過與不及的缺點，像傅斯年先生這樣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會有某些過頭的事。最近著名學者袁良駿教授曾寫有一篇題為《不必為賢者傅斯年先生諱！》（《中華讀書報》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議論
傅先生某些過頭的事，舉出了兩點：“一曰提倡‘全盤歐化’，對西方文化崇拜得過了頭”，“二曰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否定過了頭”。文中舉出了若干例證，也確是傅先生青年時期的一些過激言論；但袁先生并未忘記人物所處的歷史氛圍而做出分析說：“傅先生當時正是一名年輕氣盛的大學生，有比較大的偏激情緒，并不為怪。成熟后，很多觀點便修改了。”這就給歷史人物一個比較公允的評論。
從學術成就和性情為人看，傅先生應該說是20世紀前半世紀有代表性的一類知識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與域外兼容，并以獨立特行的人格標準處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知識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學人”的位子上來研究他，是比較恰當?shù)摹?/p>
傅斯年 - 史學觀
傅先生深受中西學術熏陶，在文化繼承上，德國客觀主義史學的影響應是其主要來源，同樣有國粹學派（乾嘉考據(jù)史學）的遺傳因子；在時代經濟政治文化發(fā)展背景上，中國近現(xiàn)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其物質生產力及其上層建筑上的直接根源。史學研究，傅先生一方面要求“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一方面又凸顯域外客觀主義史學的真諦。對于所提倡的“史學即史料學”觀點，他本人坦然“中西文化的痕跡”：“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之著史立點。史學可為絕對客觀者乎？
傅先生的史學思想可用三句話概括：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傅先生以為史學生命與宗旨的根本所系是史料，提倡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把歷史學等同于自然科學�！敖裾邲Q意設置（史語所），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彼J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敖臍v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縫著的史料。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也就是保持“能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的精神；第二是“擴張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擴張研究的工具”。
傅斯年 - 人物評價
胡適是他的老師和摯友，評價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恨他之極的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逼渲兄饕蚴�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聯(lián)大解散并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掃清障礙，嚴格執(zhí)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傅斯年 - 傅斯年陳列館
1993年聊城市政府決定成立“傅斯年陳列館”，1994年程思遠副委員長專門為傅斯年陳列館寄來了題詞：“傅公高風亮節(jié)，足為后世楷�！�。季羨林先生為傅斯年陳列館題寫了匾額。傅斯年陳列館是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xiàn)有大門、大小迎壁、迎賓堂、百藝廳、傅氏祠堂、傅斯年銅像、傅斯年陳列樓、仁義牌坊、靜心閣等建筑，雕梁畫棟，金碧輝煌。
祠堂原供奉清代開國狀元、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傅以漸，陳列樓內則是我國近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傅以漸七世孫傅斯年生平陳列展覽。展覽設計新穎美觀，資料翔實豐富，古典風格，現(xiàn)代裝飾。特別是展廳內恢復的延安窯洞，毛澤東、周恩來、傅斯年等人的形象惟妙惟肖，生動逼真，給人以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感覺。是人們了解歷史、了解先賢的旅游勝地之一。
景點地址：聊城市東關大街11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