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 - 個人介紹
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清末巡撫譚繼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俠，長于劍術。著名維新派人物。在北京半截胡同14號是他在朝為官時的故居,也是在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并稱“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學》，后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其候刑時，據(jù)說曾題詩“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據(jù)史學家黃彰健考證，后兩句應為“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我自……”兩句是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改（中學語文課本為“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及“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根據(jù)著名歷史文化學者申寶峰先生長期調(diào)查研究，譚嗣同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清政府殺害。他的遺體是瀏陽會館的老長班{管理員}劉鳳池收殮的。劉鳳池在譚嗣同行刑當天自始至終在場，譚嗣同被殺之后，他趁著午夜無人之機，用蘆葦把譚嗣同的遺體蓋上，扛回到了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位于北京宣武區(qū)北半截胡同41號}，又花了紋銀六十兩購買棺材把譚嗣同遺體收殮。到第二年{一八九九年}，譚嗣同的親屬進京將譚嗣同的遺骨運回家鄉(xiāng)瀏陽。
譚嗣同 - 短暫一生
譚嗣同少時博覽群書，并致力于自然科學的探討，鄙視科舉，喜好今文經(jīng)學。后為新疆巡撫劉錦堂幕僚，曾往來于直隸、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數(shù)省，察視風土，結(jié)交名士，有“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譚嗣同異常不滿，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并在家鄉(xiāng)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鉆研，同時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開湖南全省維新風氣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結(jié)交梁啟超、翁同和等人。旋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供職南京。曾游歷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閉戶養(yǎng)心讀書，成《仁學》2卷。
1898年，創(chuàng)建南學會，主辦《湘報》，積極宣傳變法，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被征入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等人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當宮中后黨密謀政變，光緒帝傳密詔康有為等設法相救時，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赴北京法華寺訪袁世凱，請袁發(fā)兵相救。袁佯為應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9月21日，政變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與林旭等5人同時被害。時年33歲。
譚嗣同 - 生平事跡
他的父親譚繼詢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臺、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fā)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jīng)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tǒng)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與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jié)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涂啟先，系統(tǒng)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后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1884年，他離家出走，游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jié)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斗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xié)退讓，中國戰(zhàn)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lián)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xié)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shù)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zhì)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于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xiàn)規(guī)定為“仁”，而“仁”的內(nèi)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fā)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tǒng)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于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jié)，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xié)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xié)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鬃痈闹�、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fā)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yǎng)維新志士的機構(gòu)。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chuàng)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lián)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chuàng)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于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愿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xiàn)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jīng)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斗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fā)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凱于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21日，西太后發(fā)動政變。慈禧連發(fā)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后并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yè)，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并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lián)系，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并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tài)從容，鎮(zhèn)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于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xiàn)了一位愛國志士舍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對聯(lián)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逼渲骶帪椤蹲T嗣同全集》。
譚嗣同 - 救亡主張
中國在甲午之戰(zhàn)中敗于日，康有為主張“拒和”，譚嗣同則深知清政府無實力再戰(zhàn)，因此希望迅速與日本達成和議。但當他得知議和的條款使中國的主權得到極大侵害時，又視簽約的李鴻章為“眾矢之的”“誠足惡矣”。譚嗣同似乎既反戰(zhàn)又反和，其實他是責備主戰(zhàn)者“不問所以戰(zhàn)”、主和者“不察所以和”，主戰(zhàn)者和主和者都“幸敵兵一旦不至，則謂長治久安，可以高枕無慮”，都抱有茍且偷安的消極態(tài)度。誠然，譚嗣同所設想的“救急”方案亦不足取，他提出把西藏、青海、新疆、內(nèi)外蒙古等東部邊疆之地分別售于英、俄兩國，用售地之價償還欠款和滿足實施新政所需。顯然，他的這些主張是錯誤的，其師歐陽中鵠也認為他的主張“絕hai”。譚嗣同雖然基本上反對依賴“以夷制夷”和與別國結(jié)盟，但當他認為中國之被瓜分不可避免時，又傾向于與英、俄結(jié)盟，稱“不請別國保護，必無久持之理”。
譚嗣同在參與變法前一貫憎惡君權和官權，稱“三品以上，則誠無人矣”，并認為變法“無望于今之執(zhí)政者”。從甲午戰(zhàn)爭之后到1898年朝廷頒布“明定國是”詔書表示決心變法之前，譚嗣同只能依靠自己和少數(shù)志同道合的士紳來運動，在這段時間里，他參與了《時務報》、《湘學報》、《湘報》的工作，支持過《算學報》，還一度籌劃在南京開《礦報》，在武漢開《民聽報》，從事變法宣傳和思想啟蒙，他還積極參與南學會 延年會等學會。為“開風氣”“育人才”，他又參與在湖南開辦時務學堂和瀏陽算學館。當時，他對社會大眾懷有同情，但不寄予希望，相反，稱反洋教、燒教堂、毀電線的群眾為“亡國之民”，稱因饑荒而抗捐搶糧的群眾為“亂民”。由于他的許多活動都遭到守舊者的阻撓和反對，內(nèi)部也意見分歧嚴重，幾年的努力，收效甚微。這使譚嗣同異常煩悶，因此在朝廷表示決心變法，他本人受舉薦受征召之后，在給妻子的信中用“絕處逢生”來形容自己的感受。當時，他改變憎惡君權的態(tài)度，認為可以“先以君權以移之”。他懷著一腔熱血于1898年農(nóng)歷七月初五來到北京，投身于變法運動，農(nóng)歷八月初六戊戌政變發(fā)生，他的主張僅實踐了一個月，只能用生不逢時四個字來形容他的一生了。
譚嗣同的經(jīng)濟思想也是其救亡主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譚嗣同的思想體系中，除其救亡主張和生死觀有較大特色外，其經(jīng)濟思想也較康、梁不同，而具有超前性。他認為中國要想獨立富強，擺脫西方列強的控制，改變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必須大力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他提出:“為今之策，上焉者，獎工藝，惠商賈，速制造，蕃貨物，而尤扼重于開礦�！彼慕�(jīng)濟思想，主要是對封建小農(nóng)意識、尤其是崇儉非樂思想的批判以及對于與資本主義發(fā)展相適應的惜時觀念和通商的提倡。
首先，譚嗣同反對崇儉非樂。他認為本無所謂奢儉，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給他們命名，并教人們黜奢崇儉。其實，儉有天然之度，沒必要刻意去尊崇它，儉之所以被尊崇，是封建統(tǒng)治者專制、以天下為私產(chǎn)的結(jié)果。說:“自儉之名立，然后君權日以尊，而貨棄于地，亦相因之勢然也�！�，所以私天下者尚儉，公天下者尚奢。
譚嗣同是墨家思想的近代繼承者，頗有“摩頂接踵而天下”的古道熱腸。但他從發(fā)展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角度出發(fā)，竟然推崇以消費促進貨物滋生與流通的價值觀念，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超前性。譚嗣同認為，過儉會對人民、對國家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會造成亡國。他指出:“愈儉則愈陋，民智不興，物產(chǎn)凋零，所與皆婁人也。己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銷鑠。一傳而后，產(chǎn)析而薄，食指加繁，有將轉(zhuǎn)而被他人之剝削并吞，與所加乎人者無或異也。轉(zhuǎn)輾相苦，轉(zhuǎn)輾相累，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貪，天下大勢遂乃不可以支。”，如果仍然崇儉，“中國守此不變，不數(shù)十年，其醇其龐，其廉其儉，將有槁壤，飲黃泉，人皆餓殍，而人類滅亡之一日�！�，譚嗣同認為，“奢之害止于一家，而利十百矣。他主張建學興機器來開礦、耕田、代工、造紙、造糖。富裕的人可以開大機器廠，中富的人開分廠或附大廠，這樣，窮民賴以養(yǎng)，物產(chǎn)賴以盈，錢幣賴以通，己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因此他還認為:“理財者甚勿言節(jié)流也，開源而已。源日開而日亨，流日節(jié)而日困�！�，可見其批判崇儉黜奢是與重視刺激消費以廣開財源來發(fā)展經(jīng)濟相聯(lián)系的。
他還指出，一旦“君權廢，民權興，得從容謀，各遂其生，各均其利”，物產(chǎn)豐富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經(jīng)濟生活就會尚樂、尚奢。譚嗣同這種見解在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具有一定的空想和超前性，他的一些觀點未免失之偏頗，并非完全正確;但在一定程度上，卻是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事實與規(guī)律的。其次，譚嗣同在“仁”者求“通”的思想指導下，極力主張通商。他認為通商是仁的要求，不通商，不但道理上講不通，情勢也不允許。由于科技的發(fā)展，交通運輸業(yè)的進步，縮小了世界各國間的距離，所以通商事業(yè)才得以發(fā)達�！肮释ㄉ陶�，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凸汤�，主尤利也�！保挥袘{借通商，天下才能真正做到貨暢其流。他主張發(fā)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以擴大對外的商業(yè)貿(mào)易。他這種見解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化發(fā)展趨勢的。但是，他認為:“西人商于中國，以其貨物仁我，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边@顯然是只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華貿(mào)易的積極性一面，而對其經(jīng)濟掠奪的侵略性認識不清。
譚嗣同 - 代表作
《仁學》2卷，認為世界是由物質(zhì)的原質(zhì)所構(gòu)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fā)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稱其哲學為“仁學”�！叭省笔侨f物之源，它“以通為第一義”。而“以太”則是溝通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的橋梁。由于“以太”“不生不滅”，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是靜止的、停頓的，而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fā)展的，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思想，從變易中論證其改革社會制度的政治理想。并且認為封建“名教”是維護專制主義的精神支柱，號召人們沖決君主、倫常、利祿、俗學、天命、佛法等封建網(wǎng)羅。對秦漢以來封建專制制度的抨擊尤為猛烈，認為君主專制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譚嗣同 - 壯烈之死
初六那天，政變發(fā)生了，當時，譚嗣同正與梁啟超在寓所籌劃著救助皇上的辦法，可是搜查康有為住處，逮捕康有為的消息忽然傳到，不久，又聽說西太后垂簾聽政的詔書。譚嗣同從容地告訴梁啟超說：“以前想救皇上，已經(jīng)無法可救，現(xiàn)在想教康先生，也已經(jīng)無法可救。我已經(jīng)沒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雖然這樣，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卻要做它。您試著進入日本大使館，拜見伊藤先生，請他發(fā)電報給上海領事來救護康先生吧�！�
譚嗣同整天不出門，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結(jié)果沒有來，就在那第二天，進入日本使館，和梁啟超相見，勸其去日本，并且攜帶了他所著的書和詩文辭稿本數(shù)冊，家信一箱，托付給梁啟超。說：“沒有出走的人，就沒有辦法謀取將來的事，沒有犧牲的人，就沒有辦法報答賢明君主�，F(xiàn)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預料，程嬰、杵臼、月照、西鄉(xiāng)，我和您分別充當他們�！�，于是互相擁抱一下就分別。
初七、八、九三天，譚嗣同又和俠士們商議救護皇上，事情終于沒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幾位日本志士苦苦勸他去日本，譚嗣同不聽；再三勸他，他說：“各國變法，沒有不經(jīng)過流血就成功的，現(xiàn)在中國沒聽說有因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這是國家不富強的原因啊。有流血犧牲的，請從譚嗣同開始吧�！�，終于沒有離去。
譚嗣同終于囚入監(jiān)獄，八月十三日，在刑場上被害，享年三十三歲。就義的那天，圍觀的達萬人，譚君慷慨激昂，神情沒有絲毫改變。當時軍機大臣剛毅監(jiān)新，譚君喊剛毅上前來說：“我有句話……”，剛毅走開不聽，于是從容就義。
譚嗣同 - 劍膽琴心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jīng)有一幅譚嗣同攝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nèi)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岳、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劍是英雄膽 1865年，譚嗣同出生在京城，當時其父譚繼洵在京城為官。譚嗣同自小心胸坦蕩，為人仗義，頗仰慕古代俠士，于是12歲時開始隨“通臂猿”胡七與“義俠”大刀王五學劍習武，當時與他形影不離的是一把“七星劍”。13歲時，譚嗣同第一次回到家鄉(xiāng)瀏陽，“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燈火讀書，聞雞起舞擊劍。市文化館潘信之老師在約百年后曾親眼見過那把“七星劍”，劍身較長，上面鑲嵌有７顆銅星，呈北斗七星狀布列。大約在20歲左右的10年間，譚嗣同游歷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捌咝莿Α笔撬猛镜闹覍嵃閭H，伴隨著他壯游祖國山河，行程8萬余里，足跡遍布13省，結(jié)交義士，拜訪名家，大開眼界。特別是有一次譚嗣同仗劍策馬射獵，7晝夜行程1700多里，雖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樂”。壯游期間，譚嗣同意外地從兩個極其偏遠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兩件舊物：“蕉雨琴”與“鳳矩劍”，對這兩件寶物他珍愛如命。從此，他將“七星劍”留在“大夫第”，將“鳳矩劍”隨身佩帶，寸步不離。
琴即英雄魄 中國古代文人修養(yǎng)講究“琴、棋、書、畫”四藝，更以琴列為其首，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思想家、藝術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彈琴名世。譚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劍撫琴瀟灑一生。在“譚烈士專祠”展覽廳里還有譚嗣同用過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烏黑锃亮，楷書“崩霆”清晰可見。據(jù)史料記載，某年盛夏，譚家宅院兩棵高約六丈的梧桐樹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譚嗣同以梧桐殘干，制成兩架七弦琴，命名為“殘雷”與“崩霆”，琴銘分別為“破天一聲揮大斧，干斷枝折皮骨腐�？v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嗚咽哀鳴莽終古！”“雷經(jīng)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無益于桐�！倍奶煜樗簟敖队昵佟钡那巽懯恰昂３脸�，天寂寂，芭蕉雨，聲何急。孤臣淚，不敢泣！”1898年譚嗣同應詔赴京變法，時年34歲，和夫人李閏分別時，除了贈以《戊戌北上留別內(nèi)子》一詩，據(jù)說他們夫婦在別離前夜，還對彈“崩霆琴”與“殘雷琴”依依惜別。北上時譚嗣同將“崩霆琴”與“殘雷琴”以及“鳳矩劍”帶在了身邊。多少年之后，不論是秋風颯颯還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繞室徘徊，側(cè)耳傾聽，那屋宇棟梁間仿佛依然繚繞著他們那永不消逝的琴聲！
血見英雄色 譚嗣同攜帶一劍二琴，為拯救中華民族于亡國滅種之難，北上京城準備一展變法強國宏愿，只可惜舊勢力陰霾重重，“戊戌變法”百日而終。為喚起民眾覺醒，譚嗣同舍身赴難，慷慨就義。本來譚嗣同有機會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勸他出逃時，他選擇了流血，并將“鳳矩劍”贈給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終不辱主。 “殘雷琴”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館，而“崩霆琴”從此不知下落�！皻埨浊佟遍L119.8cm，肩寬19.3cm，尾寬13cm，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軫池下方刻魏體書“殘雷”，其下刻琴銘，款題“譚嗣同作”，腹款刻“光緒十六年瀏陽譚嗣同復生甫監(jiān)制”。光緒十六年為公元1890年，譚嗣同時年25歲（一說此琴制于譚嗣同16歲時）。不知何故此琴后來到了一個叫錢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將此琴捐獻故宮博物館。在譚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閑遣興之玩物，而是愛國志士劍戟交鳴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膽相照的摯友唐才常的挽聯(lián)句：“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杰劍氣摩空。”譚嗣同在北京就義后，尚有“七星劍”、“蕉雨琴”等遺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閏悉心封存保管在閣樓之上。上世紀60年代，縣文化館對瀏陽古樂進行搶救性保護，在征集古樂器時了解到，“土改”時譚家曾將部分譚嗣同遺物交由佃戶譚某保管。當時在文化館工作的潘信之老師說，工作人員多方輾轉(zhuǎn)，終于找到了譚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銅制鳳簫，還找到了“七星劍”，但令人十分遺憾的是，譚某出于擔心將譚嗣同遺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經(jīng)腐爛成為一堆木屑。“七星劍”由此被文化館收藏，潘信之老師于1965年調(diào)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館工作時卻再也見不到那把“七星劍”了。通過多方打聽，潘老師得知了“七星劍”遺失的過程:“文革”動蕩中，縣花鼓劇團造反派一頭目闖進文化館，拿走了“七星劍”，經(jīng)常佩帶在身招搖過市，用“七星劍”進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見。但潘老師找此人詢問了幾次，此人始終不承認拿走了“七星劍”，在譚嗣同手中叱咤風云的“七星劍”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譚嗣同 - 生死觀
就當時的形勢，他認為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去死才是死得其所:或死于和外國侵略者作戰(zhàn)，或死于中國的革新事業(yè)。關于前者，在他議論劉永福時可見：“劉永福仍困守臺南，然決不能久持，……但愿其能一死，死固無益，因軍興以來，統(tǒng)領死者止左、戴二人，或得以此遮羞耳�！�
他是鑒于第一次鴉戰(zhàn)中中國高級軍官尚有多人戰(zhàn)死，而在此后的戰(zhàn)爭中，中國越敗越慘，但是戰(zhàn)死的高級軍官卻越來越少，故外人有“文官三只書(指貪污)，武官四只腳(指臨陣逃跑)”之謔。因此，他認為戰(zhàn)死至少可以為中國遮羞。關于后者，于他在遭受湖南守舊士紳的攻擊時曾堅定表示:“宗旨所在，亦無不可以揭示人者……平時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起初心乎……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真亡種矣�！闭且驗樽T嗣同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和性格特征，所以在戊戌政變發(fā)生后，他拒絕逃日。
譚嗣同是被守舊勢力殺害的，但“性格即命運”，是他主動選擇了成仁取義的時機和方式，認為只有這種光明正大、悲壯的死才能警醒國人。盡管其獄中絕筆有“傷心君父”、“保全我圣上”等語，但根據(jù)其多次所說的“只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而言，他的赴義仍然不是因“愚忠”而“死君”，而是死于救國救民的革新事業(yè)。
譚嗣同 - 絕命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
該詩是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發(fā)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并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譚嗣同當時拒絕了別人請他逃走的勸告（康有為經(jīng)上海逃往香港，梁啟超經(jīng)天津逃往日本），決心一死，愿以身殉法來喚醒和警策國人。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詩的前兩句，表達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門投止”地匆忙避難出走，使人想起高風亮節(jié)的張儉；一些人“忍死須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樣高風亮節(jié)的杜根那樣，出來堅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興亡大業(yè)。詩的后兩句，則意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揚；仰笑蒼天，凜然刑場！而留下的，將是那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
“去留”的“去”字，這里是指一種行為趨向，意為“去留下”，“去留得”，沒有很實在的意義。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據(jù)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現(xiàn)在的普通話一樣，下面這種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輔助另一個動詞構(gòu)成一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而這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的含義大致就是后一個動詞的含義，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間上的去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時間上的行為、事態(tài)之趨勢和傾向。也就是說，“去”可表空間意義上的位移，也可表時間意義上的發(fā)生。 從整首詩的意思來看，“去留肝膽兩昆侖”中的“去”，應是時間意義上的“去”，而不是空間意義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趙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當作空間意義上“去”。而我們所流行的各種解釋，都是這樣思維定勢。我想，那時的官話或北方話也應有這種用法吧？“去”字的這種重要語義，《現(xiàn)代漢語詞典》、《辭�！范加杏涊d。
當然，“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樣寫，是詩句表達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義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實際上，直接從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侖一樣的“肝”（一昆侖）和如昆侖一樣的“膽”（一昆侖），這不也一樣表達了詩人的視死如歸、浩氣凜然和慷慨悲壯嗎？正是那種強烈的崇高感和悲壯感，激勵著詩人不畏一死、凜然刑場。而這句所表達的，正是那種震憾人心靈的、自赴一死的強烈崇高感和強烈悲壯感。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慘害于北京菜市口。譚嗣同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這，是一首絕命詩，是一首表達作者全部所有的絕命詩，是一首在獄中為自己寫就的祭死之詩！詩的后兩句所寫，都是指詩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袄觥碑斎徊皇侵溉�，“昆侖”也沒有自比自賦、自狂自傲之義。而“去留”，我認為不是有些人說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試想想，“我自橫刀，肝膽昆侖”，這所表達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壯！而這，不恰是詩人那時的真實心理寫照嗎？
譚嗣同 - 與瀏陽河
瀏陽河，一本古老的書，一幅滄桑的畫。風和日麗，鳥語花香，我們漫步瀏陽河畔的譚嗣同祠，聞著墨香，貼著文脈，用心靈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腳步輕叩歷史先賢的名河之蹤，萬般情思隨波蕩漾。祠中梁啟超手書的“民國先覺”橫匾，令人肅然起敬。兩側(cè)乃康有為的挽聯(lián)，其間為譚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峻目，閃閃似電，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凜然正氣。
瀏陽河帶著遠古精魂奔騰著。也許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釀就了譚嗣同變法維新的驚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譚嗣同面對萬人疾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閃，血光如炬，直沖九天，中國的歷史長空留下一道氣壯山河的彩虹。
瀏陽河水聲喋喋，如訴如歌。譚嗣同生命的意義，有如這萬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紅偎翠，行樂市井，可有著瀏陽河“變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面對山河破碎，譚嗣同矢志變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譚嗣同深思精進撰成5萬字巨著《仁學》，構(gòu)建了中國變法的全新理論體系�！度蕦W》博采《論語》《禮記》《莊子》《史記》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長，廣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變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被中國思想界譽為“駭俗之文”、“人權宣言”。
《仁學》之后，譚嗣同開始了變法的實踐活動。1897年，譚嗣同創(chuàng)辦時務學堂，興建瀏陽文廟算學館，出版《湘學新報》，廣傳維新思想。譚嗣同說：“民為本，君為末。如果君主驕淫縱欲，不能替天下辦事，老百姓就有權廢掉他。實行變法，就是要廢掉君主專制，還政于民，這才是救國的根本之道！”康有為從譚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揮毫留下“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的詠譚絕唱。歐陽中鵠感慨萬分：中國有救了，自己的學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復興的曙光嗎？
然而，救亡圖存是一條血腥之路，就像故鄉(xiāng)的瀏陽河，要彎多少道灣？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譚嗣同受光緒帝召進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緒帝于瀛臺，下令捕殺新黨。梁啟超力勸譚嗣同出走，譚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京師大俠王五復勸譚嗣同改變初衷，譚擲地有聲：“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譚嗣同因袁世凱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絕唱：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倍巳站土x，由瀏陽會館長班李鳳池收留遺體。次年魂歸故里，葬于瀏陽牛石鄉(xiāng)翟水村，墓聯(lián)云：“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譚嗣同 - 故居
譚嗣同故居在宣武區(qū)北半截胡同41號。譚嗣同生前 任西房北套間，自題為“莽蒼蒼齋”。他的許多詩文、信札 在這里寫成�！懊n蒼齋”原有一副譚嗣同自做的門聯(lián)：上 聯(lián)是“家無儋石”，下聯(lián)是“氣雄萬夫”。后改上聯(lián)為“視爾 夢夢，天胡此醉”，改下聯(lián)為“于時處處，人亦有言”。會館 里還有維新志士開會的里院北屋。1898年9月24日譚 嗣同在此被捕。1986年，譚嗣同故居被列為宣武區(qū)文物保護單位。
譚嗣同 - 譚嗣同墓
譚嗣同的墓在瀏陽郊區(qū)，一路上，譚嗣同的侄孫譚恒旭先生，譚先生告訴我，由于譚嗣同墓地偏遠，一般旅游者不會前來，所以反倒還讓主人擁有了一分寧靜。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兩段圓弧狀的石板組成眼睛狀的圍欄，拱衛(wèi)著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積不大，其表面用指頭大小的卵石一顆顆地鑲嵌而成。百年風雨，卵石已經(jīng)變成了黑土的顏色，遠遠看去，渾然一體，只有走到近處，才會發(fā)現(xiàn)個中奧秘。墓后是三塊相對獨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邊的輔碑寫著立碑的時間：“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間的主碑寫著：“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之墓”。最左邊的輔碑則寫著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譚煒立”。譚恒旭先生詳細地向我解釋了三塊碑石的情況。關于立碑的時間，是在烈士遇難以后的第三年。其實，在譚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緒二十五年）譚氏家族就將他的尸骨收斂埋葬。但是，后黨勢力猖獗一時，對維新人士繼續(xù)采取高壓手段。為了避禍，譚家沒敢立碑。直到1901年義和團之亂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轍，出現(xiàn)改革動向，譚家這才公開為譚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憲大夫”，是譚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職。雖然他在政變后被處死，但朝廷并沒有剝奪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時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譚嗣同生前并無子嗣，因此譚家決定讓他的侄子譚煒充當其“兼祧子”，為其繼承香火。墓地兩邊的石獸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這里的青草卻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靈，自愿來點綴烈士的墓地，來安慰烈士的孤寂？
譚嗣同就義的時候，據(jù)在現(xiàn)場親眼目睹的一個老家人描述，死狀極其慘烈。臨刑前，譚嗣同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連三刀都沒有將頭顱砍斷。監(jiān)斬大臣剛毅驚惶失措，命令將譚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連續(xù)剁了幾刀。那一年，譚嗣同剛剛?cè)臍q，正準備在維新變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兩銀子雇了幾個苦力，從刑場上將遺體抬回，放在瀏陽會館譚家后院的老槐樹下。當人們縫合頭頸的時候，發(fā)現(xiàn)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譚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側(cè)向我鞠躬回禮。禮畢，老先生老淚縱橫，情不能自已。率性為人，真情流露，真乃譚家人之遺風也。我與老先生談及我最看重的譚嗣同遺著《仁學》，老先生大喜，說這本巨著長期被忽視，其實它堪稱近代史上中國人自己的人權宣言。這部巨著“寫出數(shù)千年之禍象”，鮮明地指出：“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chǎn)，不始今日，固數(shù)千年以來矣�！睅浊暌詠�，中國傳統(tǒng)政治與倫理感情巧妙地攪和在一起，導致了血淋淋的殘暴被掩蓋在溫情脈脈的人倫關系的面紗背后。在許多讀書人的筆下，漫長的專制社會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園牧歌。繼李贄、黃宗羲、戴震之后，譚嗣同在《仁學》中對東方專制主義提出了最強有力的批判，這一批判遠遠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其他維新派思想家。他敏銳地觸摸到中國這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脈搏，認為大病應下猛藥，“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藥也；拯天下垂絕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說的“歷憂患而不窮，處生死而不亂”，是對人的胸襟和氣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來，能夠做到這兩點的人有幾個呢？無疑，譚嗣同就是其中的一個�？涤袨樵�(jīng)這樣贊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zhì)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比欢�，我們的民族為什么偏偏容不下這樣的天才和英雄呢？譚嗣同必須以自己的被殺戮來證明自己的正義，這又是怎樣悲哀和荒謬的現(xiàn)實��！這塊墓地，既是我們的光榮，難道不也是我們的恥辱嗎？
緩緩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塊鐵。回首墓地，它已經(jīng)隱沒在一戶農(nóng)家的白墻青瓦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