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真 - 簡介

譚真，

字全甫，1899年9月26日生于廣東中山縣（今中山市）一個鐵路職工的家庭，自幼跟隨父親“轉(zhuǎn)戰(zhàn)”南北，后在天津定居。1911年就讀于天津南開中學，1913年考入交通部唐山工業(yè)專門學校（后稱唐山交通大學），1917年年僅18歲的譚真大學畢業(yè)，成績優(yōu)秀，同年考入清華學校�？粕�，被派往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研究生院。1919年譚真獲碩士學位后，抱著滿腔愛國熱忱回國，決心改變祖國的貧窮落后，投入國家建設。他先后在天津運河工程局任副工程司、天津允元實業(yè)公司任經(jīng)理兼總工程師，他還在唐山交通大學、北洋大學、河北工學院、天津市工商學院等校擔任教授、秘書長等職。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抗日將士在前線勇猛殺敵。譚真對此深受鼓舞，同時，更激發(fā)了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決心依靠技術，拯救祖國。于是他變賣了一部份家產(chǎn)。開設“譚真工程師事務所”走實業(yè)救國之路。這個事務所一開業(yè)即受到天津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認為這是中國人自己辦的事務所，為中國人辦事。于是，天津不少馬路、工業(yè)及民用建筑都紛紛交給這個事務所承建。譚真對這些工程看作是大家對自己的信任和愛護，他所承建的每一項工程總是完成得又快又好。但譚真有一個原則，就是日租界的任何大小工程，概不承接，以示對日本侵略者的抗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侵略軍封鎖了英、法租界，譚真就關閉了這個事務所，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譚真工程師事務所”又恢復營業(yè)�？梢娮T真在日本侵華期間，他用關閉事務所的實際行動抵抗日本侵略者，表現(xiàn)出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崇高氣節(jié)。

1946年譚真應塘沽新港工程局長邢契莘之聘，任新港工程局總工程師，后提為副局長兼總工程師，主管新港的建設，194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擬將在新港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撤往臺灣，電令譚真率隊撤離塘沽，并已準備好了飛機等候。但譚真目睹國民黨政治腐敗，毅然拒絕電令，決心留在新港。在他的影響下，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也都留下，迎接解放。譚的舉動在當時引起了新港各界的很大震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繼續(xù)擔任總工程師，主持塘沽新港的擴建和改建工作。1954年，譚真親自率領筑港大軍，建設廣東湛江港。在他親自組織和領導下只用不到兩年時間，將一座萬噸級深水海港建成投產(chǎn)。

鑒于他功績卓著，自1954年起，連續(xù)當選一、二、三屆中國人民代表。1958年被國務院任命為交通部副部長，在工作中得到各級領導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多次接見和勉勵。

1962年初他與茅以升、張文治等參加了著名的廣州科學技術工作會議，聆聽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關于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重要講話，受到莫大鼓舞。與會期間他和代表們一起共同審議了國家十二年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并由他主持制訂了交通部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他還親自組織交通部所屬大專院校的教材編審工作。

譚真對學術工作十分重視，曾擔任中國土木工程學會、中國建筑學會和中國水利學會的副理事長，積極組織和推動國際國內(nèi)的學術交流活動，提高了本學科的學術理論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他受到?jīng)_擊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潛心于工程技術，把對他的批判置之度外，他堅信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會對他做出正確的結(jié)論的。1976年他在病重住院期間，當時的葉飛部長多次到醫(yī)院探望，病危時，葉飛親臨醫(yī)院組織搶救，譚真逝世后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國務院一位副總理和葉飛、王守道、孫大光等新老部長和茅以升、劉峻峰、張文治等知名人士及各界代表共300多人參加了追悼會，對譚真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評價。譚真是一位愛國民主人士，他堅決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對社會主義事業(yè)充滿信心。

教書育人造就人才

1928年譚真還不到30歲，就先后擔任唐山交通大學、天津北洋大學、河北工學院和天津市工商學院等校的教授、秘書長。他基本功扎實，善于表達，全部用英語講課，并能結(jié)合中國情況作深入淺出的講解。所以，凡當譚真講課時，學生們都愛聽，總是座無虛席，深受大家的歡迎。在他的培養(yǎng)下，造就了像張文治、石衡等一大批技術專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雖離開教學崗位多年，但對教育工作仍十分關心。他在塘沽新港工作或在湛江港建設工作時，對新分配來的大學生，總是十分愛護，精心培養(yǎng)鍛煉他們，使他們很快地成長起來。譚真擔任交通部副部長后，主管工程科技教育工作，他經(jīng)常深入基層調(diào)查研究或去大專院校視察，對如何培養(yǎng)合格人才提出了具體要求，并虛心聽取對教育工作的意見。他在親自主持大學教材的編審工作中，主張大學教材要進行改革，使理論與工程實際更緊密結(jié)合。為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作出貢獻。

譚真 - 港口建設

譚真是中國筑港工程奠基人之一，為筑港事業(yè)嘔心瀝血，中國不少大中型港口的新建、擴建和改建工程，都是在他親自組織領導下實施的。他的足跡踏遍不少港口和筑港工地，航務工程界的許多技術人員和職工都受過他的指導。譚真雖身為副部長，但大家都尊敬地仍稱他為“的譚老總”。無論在塘沽新港、湛江港的建設，還是上海、大連等老港的擴建改造工程中，許多技術難題，都是在譚真的親自主持下研究解決的。為國家節(jié)省了大筆資金，提高工效幾倍以至幾十倍，縮短了工期。

塘沽新港的碼頭倉庫改造工作采用新工藝。

40年代，中國一窮二白，筑港工程也很落后，有些港口依賴荷蘭筑港公司來包建。中國幾乎沒有專門的筑港隊伍，施工機械和設備非常簡陋。在這種情況下，要完成新港二碼頭裝煤機、一碼頭倉庫，3000噸級船閘和3000噸級干船塢的新建擴建改建工程，任務十分繁重和艱巨。但在譚真主持下順利地完成了工程任務。他親自指導設計施工的新港的三座大跨徑鋼桁架倉庫，這在當時來說是一項很先進的技術。幾十年來，這座建筑物，一直使用良好，并經(jīng)受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考驗。

新港一碼頭擴建工程采用“穿針引線”法水下施工成功。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據(jù)國家建設需要，決定將新港一座5000噸級碼頭擴建為萬噸級深水碼頭，并浚深航道。黨和政府將這一重任交譚真去完成。改建一座碼頭在一定程度上比新建一座碼頭技術還要復雜，加上受當時施工設備的限制，施工力量嚴重不足，而國家又急需一座萬噸級碼頭，如新建一座萬噸碼頭，不僅資金困難，建設周期又長。他欣然接受了擴建碼頭的任務。新港一碼頭，原系一座鋼板樁碼頭，要擴建為一座萬噸級碼頭，必須在位于水下增加一根錨錠拉桿，拉桿需固定于后方倉庫下的錨錠樁辟，施工時，不建圍埝，不動倉庫，需水下施工。穿鋼筋的精度要求高。譚真以自己豐．富的經(jīng)驗組織施工人員經(jīng)過多次周密研究，決定采用“穿針引線”法，即在碼頭前沿水下穿入新的拉桿采用導向措施，穿進后方鈿錠處，結(jié)果達到預期要求。這一施工方案，大大縮短了工期，1952年碼頭竣工投產(chǎn)�！按┽樢�線”法施工新工藝的一舉成功，轟動了中國筑港界，認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創(chuàng)舉。

在修補新港防波堤的工程中，譚真又提出采用混凝土圓筒，代替混凝土方塊以節(jié)約大量水泥。他還對混凝土凍溶和耐海水侵蝕等方面作了很多研究工作。在增強海工混凝土質(zhì)量上獲得可喜成果。

湛江港建設采用“鋼樁沖搗法”先進施工方法

1954年，國家決定在廣東湛江投資興建新中國第一座現(xiàn)代化深水大港，這個大港完全由中國自行設計和施工。這項工程又落到譚真的肩上，交通部任命他為湛江港的副局長兼總工程師。對譚真來說，困難不少，他三十多年沒有離開過天津，他的夫人又有病，他單身遠離天津去湛江要完全改變他的生活環(huán)境，給他帶來諸多不便。但作為一個愛國工程技術人員來說，終于能盼到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地興建新中國第一座現(xiàn)代化深水大港，而受到莫大鼓舞。他認為生活上的不便和一些困難算不了什么，而國家建設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他毫不猶疑地背起行裝率領筑港大軍奔赴湛江。他初到湛江，那里是一塊海邊灘地，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在50年代初，中國真正的筑港隊伍剛剛組建，施工力量十分薄弱，施工設備陳舊落后，尤其是缺乏大型起吊和打樁設備。而工期要求又十分緊迫。按設備要求碼頭結(jié)構(gòu)采用高樁方案（40×40厘米的混凝土樁）因當時還沒有預應力混凝土。由于湛江港的地質(zhì)條件十分惡劣和樁的強度不足，加上受打樁設備的限制，難于按設計要求組織施工。譚真針對這些問題經(jīng)過周密思考，提出“鋼樁沖搗法”的先進施工方法，很快解決了700多米長的打樁問題。與此同時，為避免在鋼樁沖搗時碼頭前沿土坡滑動，決定采用當?shù)氐纳汉鹘篙p型材料作回填料；大大減輕棱體重量，減少碼頭位移。這樣，在整個湛江港建設中，經(jīng)他提出的新技術和先進施工方法，在工程上被采用后，為國家創(chuàng)造了大量財富，而且被迅速推廣到別的筑港工地。湛江港從1954年開始施工準備，1955年正式開工，1956年底就建成投產(chǎn)。一座大型現(xiàn)代化萬噸級海港，以如此驚人的速度建成，實為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這與譚真所花的心血是分不開的。通過該港的建設也造就了一大批筑港大軍。

為張華濱碼頭解決了大面積位移問題

1965年，上海張華濱碼頭由于沒有嚴格按照設計規(guī)定進行生產(chǎn)管理，碼頭面超負荷堆載，致使碼頭大面積位移。不少鋼筋混凝土樁發(fā)生裂縫和斷裂，危及安全，面臨停產(chǎn)危險。面對這一嚴重情況，作為主管工程的譚真副部長和筑港專家，親自到上海張華濱碼頭現(xiàn)場蹲點，組織科研、設計并和同濟大學的教授、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共同研究對策，采取切實可行的補救措施。當時，不少專家認為只有碼頭停產(chǎn)，才能修復，不然施工與生產(chǎn)相互干擾問題無法解決。也有人提出，按土坡滑動理論，只有在碼頭后方打一排鋼板樁，切斷滑動面，但這樣做工程量大，修補費用高，而且也要停產(chǎn)才能修復。還有的專家主張采取碼頭減載措施，降低碼頭使用等級。譚真細心聽取各方面意見后，他不顧年老體弱，以專家身分帶領一批科技人員在悶熱的夏天乘著小艇鉆在碼頭底下查看碼頭損壞情況，并且一根樁一根樁地檢查裂縫發(fā)生部位。經(jīng)過仔細分析研究認為：可以在碼頭照常作業(yè)的情況下，進行碼頭加固。他從力學的角度采取在碼頭的關鍵部位加打斜樁，結(jié)果僅用了2個多月的時間，使碼頭修復工作取得了成功，不僅使碼頭作業(yè)未受影響，而且為國家節(jié)省了大筆資金。港務當局對此非常滿意。

譚真在張華濱碼頭蹲點期間，針對在軟土地基上打樁，如何不使土坡滑動和保護樁的強度等問題，提出采用壓樁的辦法。這種施工方法比打樁優(yōu)越得多，特別在城市采用壓樁方法沒有噪音，經(jīng)過反復試驗，終于獲得成功，并完全達到技術要求。這一打樁革新成果被城建部門采用。譚真在青島二碼頭、廣州黃埔和海南八所、秀英等港口的改建和擴建中。從碼頭結(jié)構(gòu)形式到施工工藝，經(jīng)他組織研究提出的新技術新工藝數(shù)以千計，這些新技術、新工藝，絕大多數(shù)被采用，獲得了巨大的經(jīng)濟效益。

航道治理和回淤研究取得的成果

譚真重視科學研究工作，早在50年代末列入國家重點項目的長江口航道治理和塘沽新港回淤的研究中，他組織國內(nèi)科研、設計、大專院校的有關專家、教授，在十分難苦的條件下開展研究工作。他在工作中總是身先士卒，在實驗設備不足時他發(fā)動大家想辦法解決。如含沙量取樣，他提出用醬油瓶子來替代，結(jié)果得到滿意的結(jié)果。在長江口，江面寬闊河勢復雜，象這樣的江段，要獲得正確的水位資料，在當時的設備條件下，不是容易辦到的一件事。他面對這一困難情況，組織有關部門租用一百多艘木帆船，按規(guī)定的布點進行同步測量來取得第一手水位資料。結(jié)果花錢不多而效果很好，這些可貴的經(jīng)驗，為今天的新港和長江口航道治理奠定了基礎。

譚真不僅是中國筑港和航道治理專家，對其他一些工程，只要向他求教，他總是滿腔熱忱地予以幫助解決。如在60年代天津塘沽堿廠遇到擴建廠房危及老廠房的難題，當時的化工部副部長侯德榜，向譚真登門求教。譚真對資料進行了仔細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使原廠房不受影響的擴建工程方案的建議。侯德榜根據(jù)譚真的建議進行施工，工程進展順利，侯對譚真的高超技術十分欽佩。

譚真為人正直，平易近人，在技術工作中，造詣很深。他的最大特點是：思想不守舊，接受新事物快，思路開闊，敏捷，善于鉆研。對待技術工作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從來不文過飾非，在技術面前不講情面，凡和他接觸過的人，都被譚真的高貴品德所感動。譚真畢生解決了許多重大工程技術問題，他的一生為中國的筑港和航道治理，立下了一座豐碑。是學習的楷模。譚真生前雖然沒有著作，但在實際的技術工作中，經(jīng)他主持解決的工程技術問題，為國家創(chuàng)造的業(yè)績無異于一部傳世巨著。

譚真 - 個人簡歷

1899年9月26日生于廣東省中山縣（今中山市）。

1911—1913年天津南開中學讀書。

1913—1917年交通部唐山工業(yè)專門學校（后稱唐山交通大學）讀書。

1917—1919年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研究生院獲碩士學位。

1919—1921年天津運河工程局副工程司。

1921—1927年天津允元實業(yè)公司經(jīng)理兼總工程師司。

1928—1929年天津北洋大學教授兼秘書長。

1928—1929年天津河北工學院機械系教授。

1929—1930年天津整理海河委員會正工程司。

1931—1932年唐山交通大學水利工程系教授。

1935—1945年天津譚真工程師事務所經(jīng)理。

1940—1941年天津工商學院教授。

1945—1946年天津海河工程局顧問。

1946—1948年塘沽新港工程局總工程師。

1949—1952年交通部新港工程局總工程師。

1953年交通部航務工程總局工程公司副經(jīng)理兼總工程師。

1954—1957年廣東湛江港務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

1958—1958年交通部航務建設總局總工程師。

1958—1959年8月交通部技術局總工程師。

1959年8月—1976年交通部副部長。

1976年5月7日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