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于嘉慶十年(1805年)中進士，選庶吉士，累遷禮部侍郎，歷任兵部、刑部、工部、戶部侍郎。道光初年后，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內(nèi)務(wù)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書，兩署漕運總督，繼授工部、兵部、戶部尚書等職，并自太子少保晉太子太保，充上書房總師傅，拜武英殿大學士。他于道光七年(1827年)入軍機處學習行走，次年授軍機大臣，蟬聯(lián)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軍機大臣�！敖K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擔任軍機大臣凡二十余年。

　　穆彰阿長期當國，專擅大權(quán)。對上奉承迎合，固寵權(quán)位；對下結(jié)黨營私，排斥異己。他利用各種考試機會，招收門生，拉幫結(jié)派，形成一個極大的政治勢力集團。《清史稿》記載他“自嘉慶以來，典鄉(xiāng)試三，典會試五。凡復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u2018穆黨，。” 

       《清史稿·穆彰阿傳》記載：“穆彰阿窺帝意移，乃贊和議，罷則徐，以琦善代之。”

　　《清史稿·王鼎傳》記載：“自禁煙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戰(zhàn)。至和議將成，林則徐以罪譴。鼎憤甚，還朝爭之力，宣宗慰勞之，命休沐養(yǎng)疴。越數(shù)日，自草遺疏，劾大學士穆彰阿誤國。閉戶自縊，冀以尸諫。軍機章京陳孚恩，穆彰阿黨也，滅其疏，別具以聞�！�

阻止禁煙

　　在禁煙運動和鴉片戰(zhàn)爭期間，穆彰阿主張維持鴉片走私現(xiàn)狀和對外妥協(xié)投降，在道光帝的對外決策中起著很惡劣的作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他包庇鴉片走私和官吏層層受賄，阻撓禁煙，對于道光帝授予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大權(quán)，深為嫉妒；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極力打擊以林則徐、鄧廷楨為代表的抵抗派，主張向英國侵略者求和。

主張妥協(xié)

       他先贊同琦善對英軍妥協(xié)求降，以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為代表與英國侵略者簽訂南京條約，繼而與美國、法國等簽訂其他不平等條約。在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派往廣州查禁鴉片時，穆彰阿雖不敢公然反對和出面阻撓，暗地里卻伺機進行破壞。當英艦北上大沽口進行威脅時，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戰(zhàn)動搖為傾向于妥協(xié)，便以“開兵釁”的罪名加給林則徐，表示贊同和議，促使道光帝“罷林則徐，以琦善代之�！倍�當琦善在廣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與義律談判賠款與割讓香港的問題敗露以致被革職鎖拿回北京等候?qū)徟袝r，他又示意直隸總督訥爾經(jīng)額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對琦善從輕處理；到奕經(jīng)被任命為揚威將軍派往浙江主持戰(zhàn)事，他又保舉琦善隨軍“戴罪立功”。

阻撓抗英運動

       另一方面，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鴉片戰(zhàn)爭和戰(zhàn)后推波助瀾，為英國侵略者張目，連續(xù)制造冤案，阻撓抗英反侵略斗爭的進行，林則徐、鄧廷楨的被遠戍伊犁，在臺灣堅持抗英斗爭的姚瑩、達洪阿被革職押解進京，都與他從中陷害有關(guān)。在戰(zhàn)爭進行期間，他持消極態(tài)度，反對對英軍侵略進行自衛(wèi)反抗，江浙每一敗仗警報，他就“相顧曰：u2018如何！u2019蓋謂不出所料也�！钡鹊綉�(zhàn)爭結(jié)束時，他又公開表示：“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剿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息民，于計為便”，竟全盤否定東南沿海四省廣大愛國軍民浴血抗戰(zhàn)、流血犧牲的反侵略斗爭。而也正是他有資格勸說道光帝接受英國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條款。此后，他更進而支持戰(zhàn)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當時的愛國士人曾賦詩道：“海外方求戰(zhàn)，朝端竟議和，將軍伊里布，宰相穆彰阿。”反映了人們對他作為投降派首要人物的一般看法。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死去，咸豐帝即位后，為了邀結(jié)人心，起用林則徐、姚瑩等人以鎮(zhèn)壓剛剛興起的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同時對被時論所叢詬的穆彰阿、耆英分別予以革職永不敘用和降為部屬，諭旨中指責穆彰阿“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其心陰險，實不可問！”命令下達后，“天下稱快!”

　　穆彰阿排斥林則徐是事實，主張對英國妥協(xié)也是事實。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作品中，穆彰阿一直是以投降派、賣國賊的形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并非主謀

　　然而，有兩點我們必須注意。首先，鴉片真正的失敗，屈辱的條約的簽定以及對林則徐等主戰(zhàn)派的打擊等等，主要責任在道光皇帝。因為，無論是戰(zhàn)爭的決定權(quán)還是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以及高級官員的任免，決定權(quán)都是皇帝手中，穆彰阿最多也只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次，穆彰阿的主要“罪行”，在于他主張“和議”，不意味著他反對禁止鴉片。

　　當初（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8年），道光皇帝接到了黃爵滋的《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感覺非常好，命各地重臣討論，然后讓軍機大臣等草擬了新的“禁煙章程”。1839年（道光十九年），由大學士領(lǐng)銜，軍機處等官員會同有關(guān)部門共同擬就的包含39條內(nèi)容的這個法律草案，真正的主持人正是穆彰阿。該草案后來得到皇帝認可，正式頒布實施了。

　　一年以后，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建議對該“章程”的內(nèi)容加以修改。其最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對吸、販鴉片的人的處罰過于嚴厲了，應(yīng)該適當加以放寬。持這一觀點的人，就是當時的禮部尚書貴慶。道光皇帝對貴慶等人的建議拿不定主意，就下令讓朝臣討論是否需要將原來的法律章程加以修改。穆彰阿等人研究了貴慶等的主張后，向皇帝上了奏折，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

章程之爭

　　在《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為遵旨會議貴慶奏改禁煙例文折》中，穆彰阿對貴慶的要求放寬處罰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其中有兩點值得關(guān)注。

　　首先，堅決反對貴慶提出的對吸鴉片人減輕處罰的主張。

　　當初，清政府對吸鴉片者的處罰是“枷”與“杖”，既枷號示眾及體罰。后來，新的處罰措施是規(guī)定了一年半的期限，在期限過后，凡是抓到吸食者，則要“絞監(jiān)侯”即死刑緩期執(zhí)行。貴慶以為這種懲罰過于嚴厲，理由是對那些無知的百姓似乎不該這樣嚴厲處罰也不好這樣嚴懲。

　　穆彰阿等人反駁說，新的處罰規(guī)定實行一年多以來，各地效果不錯，并沒有遇到太大障礙。同時，將吸鴉片的人判處“絞監(jiān)侯”是明文規(guī)定在一年半以后，現(xiàn)在期限還沒有到，輕易就改變法律，一來是沒有看到結(jié)果，就不能判斷該法律是否可行；二來容易造成混亂，使人們以為政策有所變動，使本來正在戒煙的人又心生僥幸，最終導致前功盡棄。

　　這樣的觀點是正確的。盡管我們不一定贊同清政府對吸鴉片者采取如此嚴厲的處罰措施，當時的法律在今天看來也確實是不人道、人文的。但是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客觀環(huán)境，一項措施在執(zhí)行的中間就加以變動，確實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穆彰阿提出的可能前功盡棄的警告，并非危言聳聽。

　　其次，穆彰阿駁斥了貴慶的關(guān)于下級官吏借死罪威脅小民，可能激起民變的觀點。

　　貴慶認為，在福建、廣東一帶，吸鴉片的人很多，甚至到了“十人九癮”的程度。如此眾多的吸鴉片者本來就很難禁止，如果當?shù)氐幕鶎庸倮魟虞m以死刑相威脅，萬一造成煙民鋌而走險引發(fā)暴亂，那就得不償失了。

　　穆彰阿等人首先指出，對于那些下級的官吏借禁鴉片訛詐好人的行為，新的禁煙條例有明文規(guī)定，即按照“誣良為盜”罪處罰——發(fā)邊疆充軍；對于勒索財物的，要判處“絞監(jiān)侯”；對于失查的上級官員也有相應(yīng)的處罰規(guī)定。

　　其次，穆彰阿等人指出，福建、廣東兩省吸鴉片的人很多是事實，但該兩省到其他各地販賣鴉片的人也很多，不一定就都是吸鴉片的成癮者。以兩省吸鴉片者眾多可能引起動亂為理由就減輕處罰，那么販賣的人也很多，是否對販賣罪也要減輕處罰，是否因為害怕這些人的橫行，從而修改法律。

　　穆彰阿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對吸食者及販賣者的打擊是相輔相成的。在當時，吸鴉片的人數(shù)很多，販賣又非常猖獗，如果不用重法加以遏制，禁煙就一定會流于形式，最終徹底失敗。

　　此外，穆彰阿等人在該奏折中還提到了關(guān)于如何對待吸鴉片人的問題，即對吸食者是否應(yīng)該歧視，對其后代是否歧視等問題。

客觀評價

　　穆彰阿等人在奏折最后指出：政策與法律的制定，固然要根據(jù)當時的實際情況，做到“因時制宜”。但是，政策法律一旦頒布，就必須全力實施、執(zhí)行，絕對不能因為要照顧什么人的習慣或者特點而更改。鴉片泛濫已經(jīng)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要想消除這種危害是非常不容易的。唯一可行的是按照新的政策及法律條文，全力禁煙，絕對不能輕易改變政策修改法律，造成混亂。

　　穆彰阿等人在禁鴉片方面，態(tài)度是堅決的，所提出的觀點看法也是正確的。

　　穆彰阿在對外妥協(xié)、排擠林則徐等嚴禁派方面確實罪孽深重，但在禁煙方面，也確實有正確的立場和態(tài)度，至少在國內(nèi)禁鴉片方面，穆彰阿起到過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