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時英（1912～1940）
　　現(xiàn)代小說家。筆名伐揚、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親是銀行家，自幼隨父到上海求學。讀中學時愛好文學。畢業(yè)于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讀大學時潛心研究外國新文學流派。1929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翌年在《新文藝》上發(fā)表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及《黑旋風》，又有《南北極》經(jīng)施蟄存推薦到《小說月報》發(fā)表，引起文壇注視，自此成名。1932年在《現(xiàn)代》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小說《公墓》，為創(chuàng)刊首篇作品，成為現(xiàn)代派健將，以其年少多產(chǎn)而風格獨特，被人稱為“鬼才”作家。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南北極》，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說集《公墓》，轉(zhuǎn)而描寫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顯示出作者著意學習和運用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等人的現(xiàn)代派手法，還嘗試過寫作弗羅伊德式的心理小說，迥然有別于《南北極》。自此與劉吶鷗、施蟄存等形成中國文壇上的新感覺派。此后又出版了小說集《白金的女體塑像》、《圣處女的感情》、《夜總會里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這正是這一現(xiàn)代派的代表性作品。這些小說也流露出明顯的頹廢感傷氣息，但穆時英筆調(diào)卻風靡一時。隨著政治思想的激變，于1933年前后參加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后參加編輯《文藝畫報》。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赴香港。1939年回滬，主辦汪精衛(wèi)偽政權(quán)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并主編《國民新聞》。后被國民黨特工人員暗殺。
　　

       穆時英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被譽為"中國新感覺派圣手"，將新感覺派小說小說推向成熟，同時亦為中國現(xiàn)代"都市文學"的先驅(qū)者，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曇花一現(xiàn)、畸形發(fā)展時的社會生活。但穆時英的早期作品表現(xiàn)的卻是下層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會上貧富對立的不平等現(xiàn)象，如《黑旋風》、《南北極》、《咱們的世界》等，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悖反都市文學的高雅，充滿了下層人民強悍、粗獷的生活語言，一度被譽為“普羅文學之白眉”。當穆時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藝》第1卷第6號上發(fā)表他的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時，當時的編輯施蟄存曾用“使我非常驚異”來描述這篇小說給他帶來的震動，因而大力推舉，不僅置于篇首，而且還向讀者特別推薦，認為穆時英雖然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但卻是“一個能使一般徒然負著虛名的殼子的u2018老大作家u2019羞愧的新作家”。施蟄存對穆時英的這番激賞也標志著穆時英正式登上文壇嶄露頭角。

　　隨著穆時英陸續(xù)發(fā)表以底層民眾生活為素材的小說，一下子引起了當時文壇的注意，“幾乎被推為無產(chǎn)階級優(yōu)秀文學的作品”，“一時傳誦，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個尖子”，但實際上左翼文壇對穆時英的作品相當敏感，盡管肯定了穆時英從舊小說中探索出了屬于民眾的簡潔、明快、有力的語言風格；熟悉了無產(chǎn)者大眾獨特的為一般知識分子所不熟悉的語匯，但仍一致認為穆時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著“非常濃厚的流氓無產(chǎn)階級意識”。

　　1930年10月2日，穆時英的新作——中篇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作為“一角叢書”之第5種出版，轟動一時。這篇以穆時英本人大學時的一段戀愛經(jīng)歷為原型的小說富有意識流風格，與之過去發(fā)表的底層題材小說風格迥異，因此遭到左翼文壇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對穆時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時英及其同伙“第三種人”是“紅蘿卜”，外面的皮是紅的，里面的肉是白的，認為這群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實際是你的敵人，這種敵人自然更加危險”。這種來自左翼的批判聲一直伴隨著穆時英隨后的創(chuàng)作生涯。為穆時英取得“新感覺派圣手”稱號的其風格成熟期小說擺脫了原先的取材和風格，轉(zhuǎn)而描繪 穆時英本人所熟悉的都市百態(tài)，追索兩性心理糾葛以及生活在畸形繁榮的上海大都市中各色人等的惶惑、瘋狂、疲倦和虛無的微妙心理，同時亦伴隨有一層傷感的氣息。如《公墓》、《上海的狐步舞》、《夜總會里的五個人》、《CRAVEN’A’》、《黑牡丹》、《PIERROT》等小說，藝術(shù)手法多樣，包括意識流、多層次、多角度的心理描寫，充滿了現(xiàn)代特色。內(nèi)容多刻劃都市白領(lǐng)、舞女的生活 ，是上海二三十代大都會畸生百態(tài)的萬花筒。穆時英對通感手法的純屬運用和充滿個人風格的創(chuàng)造力使他的小說具有極強的畫面感，其對文字、段落節(jié)奏的把握和新奇大膽的斷句手法使他的小說與都市生活的脈搏緊密貼合。

　　穆時英后期亦涉獵電影工業(yè)。1935年穆時英加入了劉吶鷗、黃嘉謨與左翼電影界展開的“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時英在《晨報》上連載《電影藝術(shù)防御戰(zhàn)——斥掮著“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的招牌者!》，文章長達4萬字，針對左翼電影理論系統(tǒng)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及理論。1937年穆時英在香港《朝野公論》第2卷第4期到第6期上發(fā)表《MONTAGE論》，這篇長達18000字的電影理論文章計劃論述電影藝術(shù)的基礎(chǔ)、分解與再建、細部的強調(diào)、時間與空間的集中、畫面、Camera的位置與角度、畫面與畫面之編織、節(jié)奏、音響與畫面的對位法等8個有關(guān)電影蒙太奇藝術(shù)的重要問題，目前僅見前六部分，與穆時英小說創(chuàng)作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節(jié)奏”問題未見刊出。但前幾部分的論述已經(jīng)反映了穆時英對電影藝術(shù)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充滿了電影藝術(shù)的特征，是對電影藝術(shù)的模仿、自覺追求和實驗。穆時英不僅通過小說，也通過理論表述，在電影藝術(shù)和小說藝術(shù)之間建立了一種溝通的橋梁。華南一家電影公司曾邀請穆時英拍一部“國防電影”，穆時英自編自導了一部描寫東北抗日游擊隊英勇事跡的《十五義士》，后因影片公司發(fā)生變故，電影沒有完成。但據(jù)說在當時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時英導演《十五義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極》小說的作者還多。

       1928年9月，劉吶鷗創(chuàng)辦《無軌列車》半月刊，標志著中國新感覺派小說實 踐的開始。他的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也是現(xiàn)代中國第一部新感覺派作品集。不久，施蟄存和穆時英也先后發(fā)表作品，成為新感覺派代表人物。

　　1932年1月，穆時英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南北極》由上海湖風書局初版，其內(nèi)容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一年以后，此書改訂增補本由上海現(xiàn)代書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響。當時的文學評論家們對穆時英描寫階級對立視角的獨特、形式的新穎和藝術(shù)手腕的巧妙，紛紛給予肯定，并把穆時英視作當年中國文壇的重要收獲。據(jù)說，當時在上海的大街上，隨意邁進一家書店，便會在書架上發(fā)現(xiàn)穆時英的小說《南北極》，經(jīng)常有癡癡迷戀穆時英小說的讀者給他來信，甚至有崇拜者專程從千里之外的南洋趕來敲他舊宅的大門。而此時的穆時英年僅20歲。

　　但是，正當人們對穆時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著《南北極》的方向有所突破時，穆時英卻在創(chuàng)作上來了個意想不到的大轉(zhuǎn)變。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說集《公墓》，轉(zhuǎn)而描寫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其描寫的對象，也都是在充滿誘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戀于聲色之間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時英著意學習和運用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等人的現(xiàn)代派手法，還嘗試去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說，其內(nèi)容和風格都迥然有別于《南北極》。此后，穆時英又出版了小說集《白金的女體塑像》、《圣處女的感情》、《夜總會里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這些小說中，穆時英聚焦上海的夜總會、咖啡館、酒吧、電影院、跑馬廳等娛樂場所，追蹤狐步舞、爵士樂、模特兒、霓虹燈的節(jié)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纖細、復雜的心理感覺。他以圓熟的蒙太奇、意識流、象征主義、印象主義等表現(xiàn)手法，反映20世紀30年代大上海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開掘都市生活的現(xiàn)代性和都市人靈魂的喧嘩和騷動，特別是把沉溺于都市享樂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繪得有聲有色，刻畫得栩栩如生。同時，在這些小說中，也流露出明顯的頹廢感傷氣息，不過，穆時英的小說卻因此風靡一時。穆時英本人也因為其年少多產(chǎn)又風格獨特，被當時的人稱為“鬼才”作家。自此，他與劉吶鷗、施蟄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國文壇上的新感覺派，穆時英也為后人譽為“新感覺派圣手”、現(xiàn)代派的健將。

       20世紀30年代初期，春風得意的穆時英，渾身上下彌漫著十里洋場上的浮華氣息。他獨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這座公寓在30年代的上海，也算得上高級了。他住的房間很窄，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室內(nèi)整潔，絕不紊亂，環(huán)境安靜。這么一個房間，每月租金要付四五十元，但穆時英毫不在意。自《南北極》、《公墓》一炮打響后，《現(xiàn)代》雜志 幾乎每期都有一篇他的小說，良友圖書公司又不斷出版他的《被當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說集，稿費收入豐厚，讓他生活非常富裕。年紀輕輕卻已經(jīng)名利雙收的穆時英很快就日益墮落起來�？Х瑞^、跳舞廳、電影院、高爾夫球場……是當時的穆時英經(jīng)常涉足的。施蟄存后來回憶穆時英時也說：“他的日子就是夜生活，上午睡覺，下午和晚飯才忙他的文學，接下來就出入舞廳、電影院、賭場。”而當時有份雜志甚至戲稱穆時英“未結(jié)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場是他的丈母家”。就連穆時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說里發(fā)出“一個都市人”的 哀嘆：“脫離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辈痪茫�穆時英又迷戀上了回力球賭博。日復一日，以致無法自拔。從此以后，穆時英幾乎再沒有什么像樣的作品面世。而隨著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現(xiàn)代》編輯部，新感覺派分崩離析，穆時英的作品也漸漸無處發(fā)表，賣文謀生變得十分困難，以前的那點財產(chǎn)也幾乎被他揮霍殆盡。

　　1933年前后，窮困潦倒的穆時英為了改善收入，參加了為正直文人所不齒的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因為那里雖然聲名狼藉卻收入頗為豐厚，從此，他那輝煌而又短暫的文學生涯便在審查所謂的“赤色”書籍中消磨掉了。后來，他又參加編輯《文藝畫報》�？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穆時英赴香港，應(yīng)大鵬影片公司之邀執(zhí)導電影《夜明珠》。影片敘述了一個舞女遇上了一個真正愛她的男人，可是這段情愛卻不為社會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終的故事。這期間，穆時英本人也迷上了一個大他六歲的舞女，并最終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給穆時英帶來太多幸運。不會講廣東話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難，生活也處處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龍的一條僻靜的街上，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簡陋，連床都沒有。白天，穆時英到處找人、謀職，晚上，疲憊的他就靜靜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島上的萬家燈火，聽海上傳來的汽笛聲。期間，穆時英曾托人在《星島日報》的副刊上尋了一個編輯職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沒多久就不干了。1939年，穆時英應(yīng)他的朋友劉吶鷗相邀，攜妻子回到上海，這個時候，劉吶鷗已經(jīng)是汪偽政府的宣傳干將。穆時英在為汪偽政 府工作時，日本人給他配備卡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

　　穆時英回到上海后，主辦汪精衛(wèi)偽政權(quán)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并主編《國民新聞》。1940年，日偽政府下的上海風雨飄搖，正是國民黨政府的特工人員與汪偽特務(wù)機關(guān)之間的“特工戰(zhàn)”愈演愈烈之時，設(shè)在租界里的日偽系統(tǒng)報社也成了國民黨特工人員襲擊的主要目標之一。6月20日，《國民新聞》社就收到一封恐嚇信，租界巡警房獲報后便派人員在報社周圍實行了警戒。這個時候的穆時英，正準備接管偽政權(quán)下的一份報紙并出任“國民新 聞社”社長一職。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時英破例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輛人力車上路。其時，天色昏暗，當車途經(jīng)福建路的豐泰洋貨號門口時，突有兩條黑影從街邊迅速沖出，攔住去路，未等穆時英反應(yīng)過來，對方立刻出槍，向其射擊，幾聲槍響過后，穆時英從人力車上一頭倒在血泊中。 穆時英只活了短短的28歲，事后證實，此次暗殺為軍統(tǒng)所為。

　　在他被暗殺后的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nèi)，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漢奸”而罪有應(yīng)得，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卻有人在香港撰文為穆時英辯誣，說他是中統(tǒng)特工而被軍統(tǒng)誤殺。從此，關(guān)于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人們議論紛紛卻又各執(zhí)一詞，成為一宗迷案。

       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關(guān)于穆時英在偽上海時期的活動撲朔迷離,死因說法各異。

　　穆時英死前一年內(nèi)的活動主要是投靠汪偽政府,效力于偽政府的新聞宣傳。但是，具體到當時穆時英擔任何家報紙的總編,則說法各異。施蟄存先生回憶說他當過《中華日報》的總編并因此而被殺。

　　但是，研究者考察當時的上海新聞史料發(fā)現(xiàn)，《中華日報》是汪偽在上海的機關(guān)報,1939年7月9日復刊。當時準備由林柏而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一書，則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憶。他回憶說，《中華日報》正式復刊后，“先后由劉石克、劉靜哉、殷再緯任總編輯”。回憶并沒有提到穆時英。那么,穆時英作了什么報的總編呢?有學者認為，當時，穆時英從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偽政府,具體的投靠對象就是胡蘭成。根據(jù)郭秀峰的回憶，當時的汪精衛(wèi)親信林柏生當上了偽政府的新聞宣傳部長后，“在上海積極擴大宣傳,設(shè)立小型報《民族日報》,社長穆時英……”。1940年2月21日，汪偽的國民黨中宣部下令停辦《民族日報》。利用該報的機器設(shè)備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張的小型報《國民新聞》。同時，《國民新聞》的全班人馬甚至設(shè)備都來自穆時英任社長的《民族日報》社。開始，《國民新聞》社社長是偽江蘇省省長李士群,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社長,但由于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穆時英很快當上了總編輯，不久，又取代了黃敬齋，正式任社長。

　　也有學者認為穆時英任過《文匯報》社長一職。但是，根據(jù)《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一書的記載,《文匯報》是英國人克明出面注冊、由嚴寶禮經(jīng)營的。具體由徐鑄成、柯靈等進步人士主持,是一份進步抗日的報紙。它“創(chuàng)刊于1938年1月上海u2018孤島u2019時期，1939年5月被日偽逼迫�？�,抗戰(zhàn)勝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復刊�！倍�穆時英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不久就到了香港,這個時候,《文匯報》還沒有創(chuàng)刊，等到他1939年返滬后，《文匯報》已經(jīng)�？�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間，穆時英不可能當《文匯報》社的社長。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種說法認為，1939年5月，《文匯報》被汪偽政權(quán)停刊后,汪偽政權(quán)想奪取該報的陣地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因此派人收買克明,想把《文匯報》改造成他們的報紙，穆時英當時就是籌備中的偽《文匯報》社社長。

　　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書，對這一內(nèi)幕做了披露。

　　該書記載：1939年5月初，汪精衛(wèi)一伙群集上海，籌組偽政府。上海的《中美日報》、《大美晚報》、《文匯報》、《申報》、《新聞報》等，無不對汪破口大罵，盡情抨擊。在這十里洋場內(nèi)，“漢奸傀儡”臭不可聞，“弄堂政府”傳為笑柄。這使李士群恰如骨鯁在喉，必須一吐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開會，商討對策。

　　他們認為應(yīng)該來個雙管齊下：一是立即自己辦報；一是打掉那些報紙，使它從此說不出話來。

　　關(guān)于辦報人選，他們選中了人稱“鬼才”、頗有名氣的穆時英和劉吶鷗，他們認為這兩個人既和中統(tǒng)勾勾搭搭，又和他們暗通關(guān)節(jié)。

　　當時，《文匯報》的負責人徐鑄成等人知道汪偽政府的陰謀后,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聯(lián)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偽政府的企圖。汪偽政府想迅速接管《文匯報》的陰謀失敗后,在進行《中華日報》的復刊和《國民新聞》創(chuàng)刊的同時,也仍然由穆時英在籌備《文匯報》,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殺身亡。所以，所謂穆時英任《文匯報》社社長一事,僅僅是籌備時期的社長,而非正式的社長。

　　關(guān)于穆時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還是他被刺殺的原因。從史料上可知,穆時英先后曾經(jīng)擔任汪偽政府控制的《民族日報》社社長、《國民新聞》總編、《國民新聞》社社長和偽《文匯報》的籌備社長。從這些情況來看，他被冠以“漢奸”的罪名可以說是名副其實，而其被懲罰的命運似乎也在劫難逃。實際上，他被殺的確是重慶國民黨軍統(tǒng)所為。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聞研究資料》記載，在29日“汪精衛(wèi)就穆時英被刺一事打電話給《中華日報》編輯部,表示要堅決殲滅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wù)人員”。

       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發(fā)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鄰笛山陽——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卻讓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變得撲朔迷離起來。該文章說，穆時英真正的身份其實“是國民黨中央黨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軍統(tǒng)誤殺的。作者自稱是穆時英在中統(tǒng)的上司,穆時英返滬任職于汪偽報界是他親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憶屬實的話,那么,穆時英真正的身份應(yīng)該是重慶方面臥底的軍統(tǒng)特工。汪偽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時

　　英的真實身份而誤認為穆時英是自己人，正因為如此,汪精衛(wèi)才打電話給《中華日報》,揚言要報復暗藏在上海的重慶國民黨特務(wù)。認為穆時英是被軍統(tǒng)誤殺的人還以當時的新聞界反應(yīng)為旁證。自從1940年6月29日《申報》報道穆時英被刺殺后,接下來的幾天內(nèi),上海幾十家大大小小的親重慶方面的報紙對此事卻沒有任何報道。而劉吶鷗被刺殺后報界的反應(yīng)卻很熱鬧,這顯然是極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國民黨自己的特務(wù)機關(guān)協(xié)調(diào)出了問題,發(fā)生了自己人暗殺自己人的丑聞,而避免家丑外揚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時英被刺殺那天坐的是人力黃包車，并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這在暗殺頻繁的偽上海時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較合理的推測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黃包車,也許他正自恃是中統(tǒng)特工，國民黨方面不會襲擊他,但未想到還是被軍統(tǒng)誤殺了。 認為穆時英可能是中統(tǒng)特工的另外一個證據(jù)來自他的身世、早期經(jīng)歷和作品。和在日本長大的劉吶鷗不同，穆時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戲于舞場和賭場的紈绔子弟。他的父親曾經(jīng)是位很富有的實業(yè)家,后因經(jīng)營股票而破產(chǎn),家道中落,這讓他很早就體會到了上流社會的黑暗和下層人民的溫暖，從而在他的心靈里播下良知的種子。他早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證明了這一點。小說《咱們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師》等都反映了他對窮苦大眾的悲憫和對上流社會的憤恨,帶有濃厚的左翼文學色彩。因此，有些人認為，與劉吶鷗相比,穆時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漢奸的不歸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學”,靠近汪偽政府和日本人,不過是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偽政府、為國民黨服務(wù)取得資本。

　　1940年，一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穆時英被殺以后，關(guān)于他的卷宗和一大堆發(fā)生在戰(zhàn)時的偷竊、綁架、謀殺、失蹤、車禍、欺詐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記、物資供應(yīng)清單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雜亂的檔案架上，隨著政治局勢的迅速變化，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今天，由于證據(jù)的不足，關(guān)于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盡管眾說紛紜，真相卻恐怕只能是一個迷。

       交流（長篇小說）1930，上海芳草書店 南北極（短篇小說集）湖風；增訂本，1933，現(xiàn)代

　　公墓（短篇小說集）1933，現(xiàn)代

　　白金的女體塑像（短篇小說集）1934，現(xiàn)代

　　圣處女的感情（短篇小說集）1935，良友

       穆時英描寫上海的都市小說多數(shù)充滿頹廢的迷幻色彩，或者熱情的青春印象。如短篇《黑牡丹》中那個在舞場里庸懶的女子，作者為女主角的鬢邊加了一朵白色康乃馨，她舞著，那樣疲倦，又那樣風情萬種——黑色的鍛帶高跟鞋輕輕地踐踏著地面，顧盼的神情滑過鬢邊的花朵彌漫開來。于是男主角忍不住要邀她共舞了。且要留心的是，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已經(jīng)因為開埠帶來的好處而份外時尚頹廢，男人們可以與喜歡的女子搭話，卻并不失禮，禁欲主義在這里失蹤，代替它的是瘋狂的歡樂。好了，當男主角與這花樣的女子共舞時，他想著她坐在一邊托著下巴的庸散，欲望開始無限制地上升，女主角恰到好處地抬眼相望，于是男主角在心里驚呼：SOS！他要被她迷一樣的眼神給窒息住了。當他在老友處重遇這位女子時，當他走出老友的莊園想到她軟踏踏的嘴唇里吐露出來的話時，他又想了起來，舞場上她的唇印留在了他白色的襯衫上，于是他的心好像也被染紅了。

　　李歐梵在他的《上海摩登——1930-1945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中總結(jié)穆時英的小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筆下上海舞場的描寫，更坦言后期穆時英的“墮落”與其頻繁出入舞場并強烈追求一位舞女有關(guān)，歸為“情結(jié)”。

　　首先，穆時英的小說并非易懂——既便通俗，再拿到他的小說以后，因為通篇華麗的詞藻以及他所運用的實驗寫法，那些聲，色，光，影的交叉出現(xiàn)，極易混淆讀者的思想，眼神隨著文字游動，卻不能迅速與其產(chǎn)生共鳴。但穆時英的小說中總會出現(xiàn)迷人的女性形像，這樣，就又輕易地抓住了讀者的視線以及思想。

　　她們多以性情古怪或美艷風情為主，交織著“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被紛雜的環(huán)境遮了臉孔的女子，無意或有意地勾引了男主角沖動的情緒，卻在以后發(fā)生了更加離奇的事情。他們鐘意的女子或是匪首，也許是沒心肺的交際花，去自殺，要么悄然病死，讀者的思緒被他筆下奇怪的故事烘烤著，等到最后，是一個清淡的收筆，就略覺余味無窮了。

　　穆時英的小說中美女層出不窮，他有時將小說里的生活場景改變，或成了火車上的間諜戰(zhàn)（《某夫人》），換成了咖啡座里吸著煙的摩登女性（《駱駝·尼采主義者與女人》）。當然，筆調(diào)依然艷麗，他可以談不上華麗，但足夠刺激。間諜戰(zhàn)中失敗的日軍少佐被放倒在浴室里，睜著雙眼，看著某夫人對他挑逗似地微笑，于是當面穿起緋色的褻褲，因為它穿在這夫人的身上，連印度的禁欲者也沒有辦法保持獨身了。或者是《咱們的世界》——這是穆時英小說的另一面（極），描寫灰色的底層人民生活的小說。年輕的秘書陪同某位委員夫人上船過家，“咱”急切地想要占有某夫人，等到一拳打倒年輕的秘書，扯了某夫人身上的綢子，作者寫道：下面的事你也知道了。因為委員夫人瞧不起“咱”的齷蹉與低賤，這樣的報復在殘忍中快意了誰的心靈？

　　對女性的迷戀使得穆時英的小說多少沾了濃郁的胭脂味道，但穆時英有篇反戰(zhàn)小說也不容忽視，理解成“與時俱進”吧。他的研究資料不多，多少知道他早期思想“革命”，后期因為“出入舞場無數(shù)”被指為“墮落”。《空閑少佐》卻是他一篇獨具韻味的反戰(zhàn)文章，單看題目，也許還會以為是本娛樂小說呢。

　　小說開端寫了一九三二年第一次滬戰(zhàn)的激烈場面——可穆的筆調(diào)并不刺激，硝煙味兒也較輕，大概因為真的陌生，

　　日本軍國主義給二戰(zhàn)時亞洲帶來災難

　　多少有點可惜。日本軍官受了傷，被俘，住進了中國的后方醫(yī)院，是他在日本陸軍學校的中國同學所指派，院方呢，又為他安排了一位聰慧的女護士。也許穆時英也察覺到自己并不適合寫硬氣的戰(zhàn)場，小說的調(diào)子在這里完全轉(zhuǎn)到安全的后方里去，并不斷地因為曾經(jīng)的中國同窗——現(xiàn)在的對手某師長，與照顧他的護士小姐的溫柔刺激著這位日本少佐的腦袋，令他產(chǎn)生愧疚。小說中應(yīng)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并且以兩個對立面，日本軍官對中國人的懺悔與他腦中軍國主義死板的教條相互爭斗著，直到最后，他不愿意再回國或者再重返侵略中國的前線而自斃于自己的墳前。

　　小說借用了一戰(zhàn)時美國軍官與德國女間諜的愛情故事作為藍本，不斷穿插這位效忠帝國的軍人死板教條的惡毒提醒的心理暗示，在小說的最后，日本軍官斃命之際，那些看守他的日本士兵跑過來圍在他的倒下的身體邊，他仿佛聽見故土里孩子喊他的聲音：爸爸，爸爸…這些，不能不說穆時英的小說具有很強的戲劇氣質(zhì)，當然他自己也說過很多次，他的文章，小說在試驗，試驗一種電影劇本試的小說，讀《上海的狐步舞》時非常糊涂，糊涂于它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那林蔭成片的大道直通法界夢幻的房屋，舞臺中心無數(shù)的鞋跟踢踢答答，暗夜里的軌道旁喊著救命的人…這樣，造就了穆時英獨具一格的文風。

　　比如《街景》，修女走過一位乞丐的身邊，像鏡頭在翻轉(zhuǎn)，小說開始敘述乞丐凄苦的生活，當乞丐被警察趕走時他被撞倒，女子的呼聲，汽車的鳴笛，最后歸于平靜，依舊是來來往往的人群，依舊是溫暖的有了秋意的街…這也是一連串的故事描寫，而銜接它們的，是一位位走在街上的彼此并不熟識的人。在《梅花落》中，落魄的賣唱夫婦里 良友圖書早期出版的穆時英作品集

　　的女人死去，在男人無限的遐思里，讀者正為著小說里連貫的文字吸引著，猛地，女人靠在男人的肩膀邊逝去了，于是重復開頭第一段的話，我們是兩個人，可是她昨晚死了。就有了說不盡的凄慘。 不拘于愛情的描寫，穆時英兩篇描寫父親的文章也極動人心，《舊宅》與《父親》，我在屋里終于壓抑不住的慌亂的大哭以及父親最后的死去，每個黃昏來臨時，我們卻都還憧憬著父親推開門走進家里來；《舊宅》里是曾經(jīng)作為精英的父親看著自己的大屋被別的人買去，走出來的時候，竟要摔倒了，“我”扶起父親，發(fā)覺他真的老了。這兩本小說中，“父親”的角色都曾經(jīng)是精明的銀行家或商業(yè)家，卻因為生意失敗而愈顯衰老以及友人的拋棄。穆時英為銀行家之子，不知可是原型？另有短篇《百日》描繪剛失去丈夫的女人，又與這兩本小說中曾經(jīng)無憂的母親形像非常想像。

　　《第二戀》寫了主人遺失在香港的一段戀情，在當事人重遇之后，很多事情與他們第一次相見時萬分地巧合，最后女子拿走了男人還給她的手帕，她彈了一半《ROSE MARIE》顫抖著雙肩離去，“我”來彈剩下的一半。淡淡的憂郁，少了墮落，想必也是穆時英心中的愛情模式。

　　1934年，22歲的穆時英與舞女仇佩佩結(jié)婚。他們的結(jié)婚照刊登在1934年7月1日《小說》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