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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號石公,明朝湖北省公安縣長安里人,知名文學家。與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人稱“三袁”。袁宏道為三袁之中,文學成就最為杰出。三袁發(fā)揚李卓吾“童心”思想,反對“前、后七子”等人之擬古、復古。袁宏道主張文學重性靈、貴獨創(chuàng),其作品清新清俊、情趣盎然,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


    人物簡介

    袁宏道為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代表,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荊州公安(今屬湖北)人,袁宏道與其兄袁宗道(1560~1600)、弟袁中道(1570~1623)合稱為“公安三袁”。

    道始終無意于仕途,萬歷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訪師求學,游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游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chuàng)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人物生平

    袁宏道一生創(chuàng)作了大量山水游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著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游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悅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文學觀點上主張創(chuàng)作要充分發(fā)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里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

    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舉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鄉(xiāng)后曾問學李贄,引以為師,自此頗受李贄思想影響。

    袁宏道

    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進士。不仕,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

    萬歷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選為吳縣令,饒有政績。不久解官去,游覽江南名勝。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

    萬歷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游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第二年,升為國子監(jiān)助教。一年后又辭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潛學著文,并作廬山、桃源之游。

    兩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轉考功員外郎,奏立“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后成為定制。

    萬歷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遷稽勛郎中,赴秦中典試。事畢請假歸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與他的兄弟并稱“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fā)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

    文學主張

    概述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的觀點,振聾發(fā)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反對承襲,主張通變

    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xiàn)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fā)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于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fā),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沖破一切束縛創(chuàng)作的藩籬。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xiàn)和真情發(fā)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tǒng)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chuàng)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xiàn)文學的革新。

    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yǎng),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 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jīng)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fā)展觀與創(chuàng)新論相聯(lián)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chuàng)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作品影響

    《瓶史》一書,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寫成的,時年32歲。 袁宏道為什么要寫這本書?在《瓶史引》中,他寫道:“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鐘于山水花竹!彼說,高人隱士們住深山,濯清泉,與世無爭,并以把世間一切讓人為樂。他們的生活恬淡、安逸,絕無大禍臨頭之恐。這正是我生平極為羨慕的事。但是,袁宏道說:由于“為卑官所絆”,身不由己,于是,“僅有栽花蒔竹可以自樂”了。

    在談到自己喜歡插花的理由時。袁宏道說:由于“邸居湫隘,遷徒無常,不得已乃以瓶貯花,隨時插換”,況且,京城里種植有各種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頭物”了。袁宏道認為,這樣做,省卻扦插、澆水之勞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極高的觀賞價值,也算“一大快事”。

    袁宏道的朋友在談到袁宏道時曾說:他“好修治小室,排當極有方略。此雖小道,實藝術之一種,有學問在焉”。由此可見袁宏道不僅是一個極其熱愛生活的人,而且也是一個頗具藝術眼光的人。

    在長期的插花實踐中,袁宏通總結出了一整套的寶貴經(jīng)驗,如他自己所說,寫《瓶史》的目的,就是為了“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瓶史》問世后,對我國后人影響之大自不必說,東鄰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年)出過一本《瓶史國字解》,書中附有插花圖譜280余幅。此書的序言說:“前者黎云齋者,據(jù)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稱宏道流,大行于世!庇纱丝梢姡藭鴮θ毡净ǖ浪囆g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 袁宏道是個很有情趣的人,專門寫了《瓶史》一書,討論插花藝術。此書在中國流傳不廣,在日本評價很高,亦是“袁派”插花的由來。

    作品選摘

    山陰道

    錢塘艷若花,山陰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聞西湖好。

    平生王獻之,酷愛山陰道。彼此俱清奇,輸他得名早。

    戲題齋壁

    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鞭笞慘容顏,簿領枯心髓。

    奔走疲馬牛,跪拜羞奴婢。復衣炎日中,赤面霜風裏。

    心若捕鼠貓,身似近羶蟻。舉眼盡無懽,垂頭私自鄙。

    南山一頃豆,可以沒馀齒。千鍾曲與糟,百城經(jīng)若史。

    結廬甑簞峰,系艇車臺水。至理本無非,從心即為是。

    豈不愛熱官,思之爛熟爾。

    湖上別同方子公賦其二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塜前方丈土,澆酒渥成泥。

    雖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如彼墳前馬,張吻不能嘶。

    天地入海刼,志士合鸞棲。曷為近湯火,為他羊與雞?

    孤山梅處士,事業(yè)未曾低。西陵倡家女,松栢夾廣蹊。

    紅粉是活計,山花足品題。奚折穌公柳,策馬度花堤。

    嚴陵四首

    溪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v有百尺鉤,豈能到潭底?

    文叔真有為,先生真無用。試問宛洛都,誰似嚴灘重?

    舉世輕寒酸,窮骨誰相敬?如何嚴州城,亦以嚴為姓?

    或言嚴本莊,蒙莊之後者;蜓詽h梅福,君之妻父也。

    答李子髯其二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

    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褁足戒旁岐。

    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

    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活一壺酒,攜君聽竹枝。

    游虎跑泉

    竹床松澗凈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饑鳥共分香積米,落花常足道人薪!”^字識開山偈,鑪裏灰寒護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與嘗新。

    東阿道中晚望

    東風吹綻紅亭樹,獨上高原愁日暮?蓱z驪馬啼下塵,吹作游人眼中霧。

    青山漸高日漸低,荒園凍雀一聲啼。三歸臺畔古碑沒,項羽墳頭石馬嘶。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其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 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

    新詩日日千余言,詩中無一憂民字; 旁人道我真聵聵,口不能答指山翠。

    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 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

    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年少淚。

    戲題飛來峰

    試問飛來峰,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塵,何事不飛去?高古而鮮妍,楊雄不能賦。

    白玉簇其巔,青蓮借其色。唯有虛空心,一片描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傷周生

    溪頭曾見浣春紗,珠箔于今天一涯。

    紫陌重邀千寶騎,青樓無復七香車。

    美人南國空湘水,處子東鄰是宋家。

    記得西廊香閣里,瓶花長插一枝斜。

    滿井游記

    燕地寒,花朝節(jié)后,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砂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shù)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于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游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游墮事,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游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己亥之二月也。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shù)奇 ,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 。是時公督數(shù)邊兵,威鎮(zhèn)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 ;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

    文長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 。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 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你,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 ,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 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 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 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余態(tài)者也。 間以其余,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zhí)吩炅,乃?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 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 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shù)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 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閑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禮數(shù)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 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 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 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桌小入 舟入湖。山色如蛾,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 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歷丁酉二月十四日 也。晚同子公渡凈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偏賞 。次早得陶石簣?zhí),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tài),雖善說 者不能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 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 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 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 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 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逾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 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驗榫迫,或然聲伎; 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 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jié),俱為聞見知識所縛, 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 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 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天目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莊至顛,可二十余里。

    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

    天目盈山皆壑(hè),飛流淙淙,若萬匹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縣巖(yōu gǔ xuán yán),庵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云,在絕壑下,白凈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云上若萍,五絕也。然云變態(tài)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逾數(shù)尺,一株直萬余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筍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逾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

    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云,巳(sì)后登絕頂,晚宿高峰死關。次日,由活埋庵尋舊路而下。數(shù)日晴霽(jì)甚,山僧以為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余人,執(zhí)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 “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佛學思想

    習禪過程

    袁氏三兄弟中,宗道研習佛教較早,宗道為太史時,就以性命之學啟教宏道,其后休沐歸里,又與宏道一起朝夕商榷,研習華梵諸典。根據(jù)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及《石浦先生傳》所載,伯仲三人雖“亡食亡寢”地“極力參究”佛典,也僅“時有所解”,直到讀過張子韶《格物論》后,才對佛意有較多的理解。萬歷十九年,宏道聞李贄“冥會教外之旨”,造訪李贄,兩人相談甚洽,李贄以詩相贈,且留住“三月余”。他們相互商證也是以佛禪為契的,李贄“誦君《金屑》句,執(zhí)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焙甑赖姆饘W造詣主要在于凈土,但是,深為李贄推贊的《金屑編》就是一部禪學著作,可見其對禪學有所體悟,他在《金屑編自敘》中自謂曾“遍參知識,博觀教乘,都無所得,后因參楊岐公案,有所發(fā)明。”于是拈出經(jīng)文、語錄,而加以頌古或評倡,共七十二則,是宏道的參禪心得。在其對前代宿德的推奉之中,亦可見其對禪學的基本態(tài)度。他對《壇經(jīng)》也頗有研究,曾作《六祖壇經(jīng)節(jié)錄》、《壇經(jīng)節(jié)錄引》等。其倡求文學新論,也與受佛禪的濡染有關。

    一、“白首龐公是我?guī)煛?/b>

    雖然袁宏道對李贄十分崇奉,以至摳衣稱弟子,但在致李贄的尺牘之中,論及佛禪的內容寥寥。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于禪門居士龐蘊曾屢屢提及。這或許與李贄有關,李贄亦推崇龐蘊,曾云:“龐公,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為今古快事。”因此,師習李贄與稱引龐蘊是一致的。通過宏道論龐蘊,可以看到其論禪的特色。

    龐蘊,字道玄,唐衡陽人。“世本儒業(yè),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必懺跖c石頭和尚、丹霞禪師為友。舉家入道,信佛而不剃染。隨馬祖參承二年,其后機辯迅捷,聲名遠播!段鍩魰·龐蘊居士傳》曰:“有詩偈三百余篇傳于世”,但《全唐詩》中僅收其詩偈七首。

    宏道對古代佛教中人稱引最多的當數(shù)龐蘊,且無論前期的論禪還是后期的持凈,對龐蘊都極為推崇,時間跨度達十一年之久。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十六次稱引,除一次之外,都在詩中。二、直接以“龐公”稱代“禪”,如《閑居雜題》其二“酒障詩魔都不減,何曾參得老龐禪。”《述內》:“陶潛未了乞兒緣,龐公不是治家寶!薄兑乙殉醵瓤谡肌罚骸靶U歌社酒時時醉,不學龐家獨跳禪!被蛞浴褒嫻弊詻r,如《和散木韻》其二“禪鋒示妻子,輸我作龐公。”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從《景德傳燈錄》及《唐詩紀事》中有關對龐蘊的記載來看,除留下了一些機敏的機鋒偈頌外,并無專門的佛學著作。這與同時的希遷有《參同契》、道一有《大寂禪師語錄》、《馬祖道一禪師廣錄》傳世不同,可論的僅是他的出、處態(tài)度,對其佛學思想很難詳論。因此,文中論述很少而不象對馬祖那樣列為接武先秦儒學,下啟王學的關鍵人物。另一方面,對龐蘊又是極其推崇的。這主要是因為袁宏道的立身態(tài)度、佛學觀點與龐蘊一致。首先,龐蘊傳世著作并不多,但與希遷論對問答之后,寫下了一首著名的禪偈:“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北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弊詈髢删鋷缀醭闪俗鎺煻U隨緣任運宗風的典型表述。這與馬祖所謂“平常心是道”完全同一。他將人的自然、現(xiàn)實的生活要求與玄妙的佛理統(tǒng)一起來,人的欲求被合理化、中國佛教被人化了。這對深受明代啟蒙思潮沐染,習禪而又任運,“一帙《維摩》三斗酒,孤燈寒雨亦歡欣”的袁宏道來說,不啻是隔世知音。其次,龐蘊是一居士:不剃染,不出家,袁宏道也“是釋長鬢須”,認為“佛不舍太子乎?達磨不舍太子乎?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因此,對于袁宏道來說:“龐家別有一枝燈”,對其推崇備至,以師尊之:“白首龐公是我?guī)煛!痹俅危嬏N詩偈雖現(xiàn)存不多,但宋代時還有三百余篇,明代時數(shù)量也許相當可觀。同時,從現(xiàn)存的七首來看,雖然不無枯燥之憾,但直白淺顯的風格與袁宏道詩作的淺露有相似之處。其中第七首寫得還不無情趣:“焰水無魚下底鉤,覓魚無處笑君悉,可憐谷隱老禪伯,被唾如何亦見羞!币虼,袁宏道將龐蘊的偈頌與白居易的詩視為同類,曰:“銷心白傅詩,遣老龐公偈。”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響很明顯(且有摹擬之作),對龐蘊的推崇之理自可推繹。

    以上所述主要是袁宏道前期思想與龐蘊的契合點,而后期的學術、文學思想有所變化,佛學思想以修凈為主,但仍推崇看話禪,貶斥的僅是所謂“默照邪禪”。對龐蘊的態(tài)度一仍其舊,個中原因與看話禪有關。看話禪始于宗杲,一般認為溯其源可直至趙州從諗。其實從諗之前的龐蘊則首先揭橥了看話禪的端緒!段鍩魰·龐蘊居士傳》有這樣一段記載:“(龐蘊)嘗游講肆,隨喜《金剛經(jīng)》,至u2018無我無人u2019處致問曰u2018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u2019主無對!泵鞔闾於硕U師主要參“誰”字,明清之際蓮池之后,凈土念佛之風大盛,清代以參“念佛是誰”為最普遍。這明顯可溯源于龐蘊。因此,推崇看話禪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舉龐蘊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斥默照禪而崇看話禪

    萬歷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對佛教以修凈為主,而反對所謂“禪學之弊”。首先反對“狂禪之濫”,萬歷三十一年前后,又轉向對“小根魔子”的否定,認為“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小根”原是指受小乘教的根性,雖然宏道云:“此等比之默照邪禪,尚隔天淵!钡珦(jù)“日間挨得兩餐饑,夜間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奔啊叭粲鲫焦,豈獨唾罵呵叱而已!笨芍靶「,在袁宏道看來原本于默照禪。默照禪的倡導者正覺強調寂然靜坐,息慮靜緣,處于無思慮的直覺狀態(tài)之中。與此相對立的大慧宗杲則攻擊其為“閉眉合眼,做死模樣” ,是“鬼家活計”。宗杲倡導的看話禪則要求從古德話頭中參悟,視古德話頭為“工夫”曰:“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fā)關捩子矣”。袁宏道稱宗杲為“杲公”,稱引宗杲的次數(shù)僅次于龐蘊,且都在文中,將宗杲所論視為不刊之論:“妙喜(即大慧宗杲)與李參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u2018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為魔所攝。u2019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經(jīng)論中可證者甚多!蓖瑯樱凇渡汉髁帧分幸渤S型瞥缈丛挾U和大慧宗杲之論,如他云:“參禪將徹時,惟守定一個話頭,便是真工夫,若舍話頭而別求路,必難透脫矣!焙甑篮笃谟诙U學尚穩(wěn)實,他認為參禪需是利根人所為,鈍根人入不得,但是,聰明過人者一般少有所得,這是因為這些人稍稍有悟,便為自得,因此,他們的所得并不能滿足他們聰明的分量,而宏道認為,大慧宗杲則是不斷參悟,以滿其聰明分量的典范,他在與眾人同時穎悟以后,“大慧自以為未得,又參三十余年,方大徹。”宏道認為,這才是大慧的聰明過人處。大慧宗杲的看話禪在明末甚為流行,云棲、紫柏、德清這些高僧或推敬,或以之作為修行方法,士林中人也多受大慧的禪法所影響,看話禪成為晚明期間的禪法主流。大慧參“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話頭,實質即是要激發(fā)疑情,對此,宏道也基本承緒了前人的參禪路徑,是一種摒除知解的一種體悟方式。他與石簣的尺牘中云:“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 即是此意。他乃至這樣描述了參禪與道理的互礙:“參禪人須將從前所知所能的道理及所偏重習氣、所偏執(zhí)工夫,一一拋棄,略上心來,即與斬絕,如遇仇人相似!”當向其問及參禪三要時,云:“參禪的無別法,只是一些道理不上心來,一毫意見學問不生此,即有六七分了。”這些都是禪宗傳統(tǒng)的直覺體悟、言語道斷的宗風。禪家由達摩的“安心無為,形隨運轉”和慧能“但行直心,不著法相”等人生態(tài)度發(fā)展成了隨緣任運的禪風,而宏道也認為道本平常,“別無奇特,唯平常行去便是!睂Ξ敃r的參禪者“或行苦行,或習靜定,或修福德”的求道行為不以為然。由此可見,宏道于禪學并無多少新見,值得注意的是,宏道自萬歷二十七年以后,基本的學術取向是禪凈合一,但他談禪時更多地透示出對前期思想的回歸,論凈時,則常常是對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后期論禪之時,仍可見到一個英姿卓犖的宏道,可見其前后思想的連貫與顧盼。在其作于萬歷三十二年的《珊瑚林》中,既可見其對道理聞見的不屑一仍其舊,即使是尚求狂狷的人格取向也在談禪之時再次表現(xiàn)了出來,云:“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凈,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得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凈?但單只有此總沒干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xiāng)愿而取狂狷也!憋@然,他得于禪學的是一種勇于擔當?shù)木,他那說得破、道得出,字句之中“有一段逸氣挾之而行,一種靈心托之而出”的作品以及詩文理論,與其對禪學的獨特體悟正相符稱,因此,他認為禪當是利根之聰明人所為,而敢于擔當?shù)摹澳憵狻睂τ诙U法更為重要,云:“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倍@些后期的談禪之論,了無“穩(wěn)實”、修持的痕跡。

    宏道之崇尚凈土,主要表現(xiàn)在《西方合論》之中,而《宗鏡攝錄》、《珊瑚林》都作于《西方合論》之后,延壽的《宗鏡錄》是一部廣延天臺、賢首、慈恩教義以證明禪理深妙的著作,宏道作《宗鏡攝錄》也可見其在《西方合論》之后,又有一個向禪學復歸的過程,對此,《珊瑚林》中有這樣一段明白無誤的記述:

    問:“先生往年修凈土是何見?”

    答:“大凡參禪而尋別路者皆系見未穩(wěn)故!

    不難看出,宏道在作《西方合論》,“尋別路”而推信凈土之后,又生“見未穩(wěn)”的悔悟,“往年修凈”即含有當下復歸禪學的潛臺詞。在《西方合論》之后所作的《珊瑚林》中,幾乎看不到他談論凈土的內容,而一以談禪為務,這一變化的原因,在萬歷三十一年給陶周望的尺牘中也有所流露,他對“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老宿!倍饕钦J為李贄的禪法偏重悟理,盡廢修持,不夠穩(wěn)實而已,宏道對狂禪的不滿,也是以救宗門之弊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而當時的“小根魔子”,則是目無古宿,“日間挨得兩餐饑,夜間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蹦酥链蠡邸⒅蟹宓热艘彩芷湟芍r,在宏道看來,這無異于背棄禪門宗風,宏道重又護衛(wèi)禪學當與此不無關系。誠如他與陶周望所言:“弟學問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睂τ诜饘W,宏道“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恰恰是首先自禪門而入的。而宏道在主張持修凈土之后,又作《宗境攝錄》,這也足可見宏道修凈而不廢禪。《宗鏡攝錄》雖然與《西方合論》的立論基點稍有不同,一是以禪為主,一是以凈為要,但是,兩者都是因為當時“專稱聰明,惟尋見解”,“輕狂傲慢,貢高恣睢,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的禪風而發(fā)的。

    三、重經(jīng)教、尚義學而作《宗鏡攝錄》

    袁宏道高臥柳浪期間,閑靜悠然,曾以較長的時間“于貝葉內研究至理!毖辛曈烂餮訅鬯蹲阽R錄》,“逐句丹鉛,稍汰其煩復,攝其精髓”,成《宗鏡攝錄》一書。由此可見,宏道在著《西方合論》,意欲修持凈土之后,并未舍棄禪學,期間還“日課《宗鏡》數(shù)卷,暇即策蹇至二圣寺寶所禪室晏坐,率以為常。”同時也可見重經(jīng)教、重義學,沉潛內斂是宏道這一時期基本的學術取向。這與延壽撰著《宗鏡錄》的旨趣正相契合。

    延壽是法眼文益的法孫,法眼曾作頌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边@是針對當時和禪師們輕視義學,落于空疏而發(fā)的。延壽也承緒了這一思想并以之作為《宗鏡錄》的創(chuàng)作緣起!蹲阽R錄》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專己見,不合圓詮”便是對不重經(jīng)教的禪風而言。宏道此時也反對游談無根的空疏之學,他與延壽為救宗門極弊而作《宗鏡錄》、《萬善同歸》一樣,也通過《宗鏡攝錄》求“穩(wěn)實”之學。他在回答他人“看《宗鏡》便覺快活,至參話頭便冷談,又覺費力,奈何看?”的問題時,將《宗鏡》與參禪視為絕然不同的兩種參悟方式,云:“《宗鏡》乃順事,如放下水舟,順快無量,然示免有障悟門,若參話頭乃逆事,如百丈灘,泝流而上,其間高櫓 笮又不用,故參禪者,才隔絲毫猶屬費力,決無快活省力之理。”不但如此,《宗鏡錄》還與參禪互礙,云:“《宗鏡錄》乃參禪之忌,祖師公案及語錄乃參禪之藥!钡甑缹Α蹲阽R錄》并不滿意,對延壽亦時有貶詞,以至認為永明延壽“見地未真”,“道眼未明”,這并不是說袁宏道反對延壽救宗門之弊、標舉“一心為宗”的意旨,而只是不滿于《宗鏡攝錄》卷帙浩繁而“愈講愈支,愈明愈晦”而已!蹲阽R錄》共達一百卷之多,通讀全書的人并不多見,因此,雍正時又“錄其綱骨,刊十存二”,編為《宗鏡大綱》一書以便閱讀。宏道作《攝錄》綴攝其要,以明“道眼”。該書雖然今已遺佚,但是,據(jù)《明史·藝文志》載,凡十二卷。中道在《宗鏡攝錄序》中謂之:“詞約義該”,較之延壽原作“爪甲粗刪,血脈自如!焙业热藦膮侵械搅,因愛其書,曾手抄一過攜去,可見宏道攝錄甚精,篇制不宏。由此也可見宏道作此書的意趣所在。

    宏道平生共節(jié)錄過兩部經(jīng)論,一部是《六祖壇經(jīng)》、一部是《宗鏡錄》,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懷疑有人增偽而刪削,一是因煩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經(jīng)論中可堪疑問的甚多,宏道唯獨對這兩部用功甚勤, 這當然反映了他的學術所尚。而重視延壽,除了與以義學補當時空疏不實的禪風有關而外,還與禪、凈合一有關。延壽提出有名的四料簡:“有禪有凈土,猶如帶角虎,現(xiàn)世為人師,當來作佛祖。”繼承了慈愍的禪凈兼修之風。袁宏道推舉延壽也基于此,云:“永明既悟達磨直指之禪,又能致身于極樂上品,以此解禪者之執(zhí)情,以此為末法之勸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極樂上品”即指凈土法門。他作《西方合論》,與延壽的思想正相顧盼,云:“《西方合論》一書,乃借凈土以發(fā)明宗乘,因談宗者不屑凈土,修凈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

    究竟宏道對禪宗自覺是否有得?這是論及宏道佛學思想時不可回避的問題。宏道于凈業(yè)有自撰的《西方合論》。于禪宗雖然也有《金屑編》、《六祖壇經(jīng)節(jié)錄》、《宗鏡錄》,但是,前者是“拈出古宿”

    語錄,“一一提唱,聊示鞭影”而已,宏道往往以一些簡括形象的文字加以評唱,如他舉“云門因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日里看山!焙甑涝u唱道:“垛生招箭”。“看山好,莫被白云瞞了。平蕪盡處曉煙攢,天涯一點青山小!比绱说鹊,其中雖然多機敏的智趣,但并無多少系統(tǒng)的理論,這與《西方合論》明顯有別。而《六祖壇經(jīng)節(jié)錄》、《宗鏡攝錄》則均為刪節(jié)前人的著作。關于宏道于禪宗多有所得,論者往往引用其于萬歷二十五年給張幼于信中的一段話:“仆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勍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但萬歷二十四年給曹魯川的信中卻說:“走弱冠即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眱烧f判若天壤,究竟何說為實?我認為,袁宏道于禪學主要是因襲了李贄的思想而已,并無多大發(fā)明,與張幼于所言,是意氣之論,而非平允的陳述,為此這里有必要作一辨析。

    張幼于,名獻翼,一名敉,字幼于。著《文起堂正續(xù)集》、《周易韻考》等,時賢王世貞對其評價甚高,曾為其作《文起堂續(xù)集序》、《文起堂新集序》、《周易韻考序》、《張幼于生志》等文,謂其“藻穎絕世”,又云:“余讀幼于私語,遠本天道,邇證人事,上標先德,下述已構,哲昆懿交,纖善畢羅。”錢謙益:“(幼于)晚年與王百谷爭名,不能勝,頹然自放,與所厚善者張生孝資,相與點檢故籍,刺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日分類,仿而行之。或紫衣挾伎,或徒跣行乞,遨游于通邑大都,兩人自為儔侶,或歌或哭!保51)王世貞也謂其“晚節(jié)雖小異趣”從萬歷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寫這封信之前,給張幼于的信另有三通,并贈詩一首,為張幼于詩、箴銘題識兩次。而根據(jù)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所述得知,張氏早年并非頹然自放,而是“淳謙周密,恂恂規(guī)矩”,“不失為儒生”乃至“建牙握節(jié)之使,邦君大夫與縉紳逢掖之賢豪長者,多幼于所故識,即非故識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頸愿結歡張先生!迸c袁宏道性格并不相似。宏道認為人各有性格,不必效顰學步,強求劃一,因此,陸云龍謂其“真幼于知己”,可見其交誼甚篤。但從萬歷二十五年袁宏道給幼于的信,可以看到兩人的交誼已不復存在,由此信可知,宏道與幼于之隙主要有三:其一,張幼于認為袁宏道詩似唐人,袁宏道雖說“此言極是”,實則對其所論大為不滿,云:“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詩,非仆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斷斷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宏道自有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宏道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雜,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已為長洲公覓去發(fā)刊,然仆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決無一句入眼也!庇捎诤甑朗且元毷阈造`、不慕古法而譽著文壇的,因此,幼于取宏道似唐之詩,而摒棄其自得之作,這是宏道與幼于的根本分歧。其二、萬歷二十四年,袁宏道曾贈張幼于詩一首,云:“家貧因任俠,譽起為顛狂,盛事追求點,高標屬李王。鹿皮充臥具,鵲尾薦經(jīng)床。不復呼名字,彌天說小張!焙甑郎锌襻鴲亨l(xiāng)愿,因此,袁本意是贊譽張,不意張對此頗為不滿,于是袁在此信中對“顛狂”進行了詳細辯解,云:“狂為仲尼所思,狂無論矣!睂Α邦崱眲t以普化、周顛、米顛為例,但普化等人都是智者佯顛而已,很顯然“譽起為顛狂”本是恭贊之語。而“夫仆非真知幼于之顛狂”一句,足可說明袁宏道對張幼于已甚為不恭了。其三,關于“吳儂不解語”一事,宏道在致王百谷的信中曾言及在吳與諸名士在一起“以吳儂不解語”而不能論禪為恨。張幼于則認為指的是自己,因此,袁宏道解釋此事“尤與幼于無交涉,”并毫不客氣地說吳中無談性命名理之人,幼于也不例外,曰:“幼于自負能談名理,所名者果何理耶?他書無論,即如《敝篋》諸誦,幼于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u2018下三點u2019,如何是u2018扇子跳悖上三十三天u2019,如何是u2018一口汲盡西江水u2019?幼于雖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亡鋒結舌去。”緊接著便是袁宏道對禪宗十分自負的這段話,由這樣的語言環(huán)境可以看出,這段話是負氣炫耀之言,并非平心之論。據(jù)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載:“萬歷甲辰,年七十余,攜妓居荒圃中,盜逾垣殺之!比f歷甲辰即萬歷三十二年,即宏道寫此信之后七年,張幼于才被擊殺身亡,這其間再無一次通信,與以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足見此信是袁、張反目的標志。因此,袁宏道前期于禪學主要是師習李贄的“狂禪”,其后雖然對狂禪、“默照邪禪”、“小根魔子”有所批難,但是,其禪學意趣仍是傳統(tǒng)的看話禪、楊歧公案的內容。

    西方合論

    袁宏道在萬歷二十七年前后,對習禪無所獲而感到苦惱,表示要皈依凈土。在《答無念》中說“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為泥犁種子無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缤瞬街,發(fā)大猛勇,愿與公同結凈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愿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益矣”。無念是麻城龍湖芝佛院住持,服膺李贄的佛禪思想,執(zhí)弟子之禮。由此可見,袁宏道與李贄的佛禪思想發(fā)生了分歧,而次年在給李贄的尺牘中也表示了依歸凈業(yè)之愿,云:“白業(yè)之本,戒為津梁!逼笈卫钯椧哉Z言三昧,發(fā)明持戒因緣,弘揚凈土是“救世之良藥,利生之首事!痹谶@一尺牘中,宏道竭誠為凈土辯解,引述孔子“下學而上達”及棗柏大士“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币哉f明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與其相對立的則是“彼言性性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驢橛馬樁者也。”這無異于是對卓吾禪的直接論難。

    宏道由禪入凈,除了與其有感于禪學“尚欠穩(wěn)實”,及晚明凈土稱盛的因素之外,還與禪凈固有的理論聯(lián)系有關。凈土的思想雖淵源于佛陀時代的念佛與升天的思想,但由于在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時代是出家僧團領導整個佛教,而偏于在家眾信仰的凈土自然隱沒無光,直到《般若經(jīng)》出現(xiàn)后,凈土的處境才稍有改觀。因為《般若經(jīng)》的諸愿之中有與凈土相應的思想,而禪宗五祖以下諸禪師傳心法的正本就出于《大般若經(jīng)》中的第九會,因此,禪、凈本身就具有聯(lián)系。同時,凈土的實相念,即是入第一義心,觀佛法身實相,所得三昧,是真如三昧,這一法門,本屬于禪。所以禪凈可以相即相入、互攝互融。再者,凈土宗在唐代有三大流派,即慧遠派、善導派和慈愍派。其中的慈愍派主張禪凈雙修、念佛經(jīng)生。而明代高僧祩宏、智旭都遙承慈愍派的宗風,這也是晚明禪凈合流之風特盛的重要原因。袁宏道的禪、凈之變就是形成于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之下。這時,他認為最富宗教精神、最具宗教情懷者還是凈土。袁宏道前期所習主要是李贄“狂禪”,而李贄認為“率性而行,不拘小節(jié),方是成佛作祖的根基!币虼,袁宏道認為凈土稱名念佛是“穩(wěn)實”的工夫,“凈土如筑土御水,厚則不潰!倍U則“不可行不可知”。

    宏道的《西方合論》作于萬歷二十七年,其創(chuàng)作緣起,在《西方合論引》中有這樣明確的表述:“永明為破狂慧之徒,言萬善之總是。滅火者水,水過即有沈溺之災,生物者日,日盛翻為枯焦之本。如來教法,亦復如是。五葉以來,單傳斯盛,迨于今日,狂濫遂極,謬引惟心,同無為之外道,執(zhí)言皆是,趨五欲之魔城!焙甑雷灾^十年學道也墮此狂病,后觸機省發(fā),而遂簡塵勞,歸心凈土,由此而撰成《西方合論》。

    宏道歸心凈土,與被奉為蓮宗第八祖的云棲祩宏不無關系。如前所述,祩宏是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他早年也曾有過“屢冠諸生”的習儒經(jīng)歷,三十二歲出家為僧,經(jīng)歷了一段時間的禪僧生活,但對當時禪宗空疏窳敗的情形深致不滿,形成了會合禪凈的思想特色,他曾自謂道:“大都主之以凈土,而冬專坐禪,馀兼講誦。日有程,月有稽,歲有表,凜凜乎使無賴者不得參乎其間!”祩宏不但在叢林之中有廣泛的影響,以至于被譽為“法門之周孔”很多縉紳先生也紛紛及門問道。袁宏道在由禪入凈之前,也曾與祩宏有過往還,萬歷二十五年,袁宏道與陶望齡一起作東南之游時,曾與云棲同游,并且到五云山下的云棲法寺,其后在杭州所作的《云棲》一文中,對祩宏的佛學思想作了這樣的論述:“蓮池戒律精嚴,于道雖不大徹,然不為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為直捷簡要,六個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著眼!睂Φ偤陠翁崮罘鸬膬敉练ㄩT的贊羨,已可見其禪凈之變的端倪。在《西方合論》中最后綜論凈土經(jīng)論時,特別對云棲祩宏推敬之至:“近則云棲和尚,所著小本疏鈔,條分類析,精宏淵博,真照夜途之第炬,截苦海之輕舟。”云棲的《阿彌陀經(jīng)疏鈔》以《起信論》的真如一心,及《華嚴經(jīng)》的清凈唯心,作為其“一心不亂”說的思想基礎,而宏道欲除“毛道所談之禪”,也是從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等得到理論沾溉的。當然宏道有得于云棲最為顯著的便是以華嚴論凈土。

    《西方合論》是晚明期間的一部重要凈土宗的著作,圣嚴謂之:“氣勢澎勃,涵蓋廣大,乃明末凈土諸書中,最具氣魄的一種!北緯凶髡咚褂玫拿,與一般的凈土教迥異其趣,這主要是因為宏道錯綜眾說,不拘一經(jīng),以華嚴的圓融精神,含攝五教,通貫六階,開闊了凈土的視野。因此,《西方合論》是晚明佛學內部融通合流的產(chǎn)物。融會眾說,是《西方合論》的根本特征。如,文中有關稱性而行的論述,宏道認為法性無邊,行海叵量,故一剎那之中,能滿足三祗行,將大乘諸行總入一行,以信心行、止觀行、六度行、悲愿行、稱法行等五行分而論之,這是融攝了華嚴、天臺諸宗的妙行,即一行一切行的思想。但是,歸趣還在于凈土,正如文中的一篇偈頌所云:“……一心念阿彌,蓮花念念生。此是常寂光,非報非方便。作是觀為正,勿妄生分別。禪教律三乘,同歸凈土海!庇纱丝梢,《西方合論》既兼容諸宗之說,又以凈土一門為旨歸。宏道在該書中兼綜博取,誠如其自述:“取龍樹、天臺、長者、永明等論。細心披讀!倍鴮ι徸诖蟮乱矎V泛汲取、稱引,他稱頌“天親、智者、海東、越溪等,皆抉發(fā)幽微,舉揚宗趣!彼x往哲的著述,如“貧兒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釋!弊罱K“述古德要語,附以已見,勒成一書!币虼耍段鞣胶险摗纷罡镜奶厣丛谟谝詢敉翞橹細w而融攝眾說,其特點有二:

    一、攝禪歸凈

    如前所述,禪凈合流的思想端緒,早在五代時的永明延壽即已提出,迄至晚明,這種風氣更加盛行于叢林、士人之中,但是,嚴格說來,在這合流的思潮之中,又有參究念佛與消禪歸凈、攝教歸凈種種不同,云棲法師認為“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于參禪也。”他雖然極力弘贊凈土法門,但是并沒有摒落禪宗,無盡傳燈則基于天臺宗法界互具法門,闡釋了凈土往生而無生的思想,體現(xiàn)了攝教歸凈的傾向。被稱為蓮宗第九祖的智旭,認為念佛在佛教中居于圓攝一切的地位,當然,對智旭的思想定位問題,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佛教叢林之中,天臺宗將其視為天臺宗的人物,凈宗則將其視為凈宗九祖。但臺灣圣嚴法師,在《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中,提出智旭的思想根源于《楞嚴經(jīng)》,是屬于如來禪的禪者。不管何說近實,智旭融攝眾說則是不爭的事實。袁宏道生活的年代大約與祩宏、傳燈同時,早于智旭,就其禪凈關系而言與其后的蓮宗九祖頗為接近,這也是《西方合論》其后被智旭編入凈土十要的一個重要原因。智旭在《評點西方合論序》中說將《西方合論》“重謀付梓”的目的就是“使法界有情,從此諦信念佛法門至圓至頓,高超一切禪教律,統(tǒng)攝一切禪教律。不復有泣歧之嘆。”確立凈土統(tǒng)攝一切的地位。

    袁宏道詳分凈土為十,以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凈土為最勝。其劃分凈土的形式主要以唐代李通玄的方法為主。李通玄把凈土分為十種。宏道所列凈土十門中的一至七門,與李通玄所列四至十種相對應,但除了第五第六次序相同外,其它則正相反,(如宏道第七依他凈土對李通玄第四《梵綱經(jīng)》的凈土)。但李通玄論述凈土分“權”、“實”,體現(xiàn)了華嚴宗人的判教特色,而袁宏道則以凈土為圓極教,吸收了唐釋懷感的觀點,以“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凈土”為最勝。他在《西方合論引》中說:“今之學者,貪嗔邪見,熾然如火,而欲為人解縛,何其惑也。余十年學道墜此狂病,后因觸機。薄有省發(fā),遂簡塵勞,歸心凈土。……如貧兒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釋。”可見其棲心凈土的旨歸。當然,袁宏道也表示出融攝是《西方合論》的根本特色。他在《珊瑚林》中云:“《西方合論》一書,乃借凈土以發(fā)明宗乘,因談宗者,不屑凈土,修凈土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币庥刂坝烂鳛槠瓶窕壑,言萬善之總是!钡穆窂剑瑤煼ㄓ烂鳌凹任蜻_磨直指之禪,又能致身于極樂上品”的佛學思想。但是,在一部《西方合論》中,體味到的多是其對禪學的訾議。如他作《西方合論》而“庶使觀者知凈土法門,攝一代時教,毋為儱侗禪宗,輕狂義虎所誑惑云爾!睂敉两(jīng)論分為經(jīng)中之經(jīng),經(jīng)中之緯,緯中之經(jīng),緯中之緯四類,列入了《華嚴經(jīng)》等,但并沒有將禪宗經(jīng)典列入其中。所述的也多是諸如“念佛一門,頻形贊嘆,如高巒之峙平原躍空而出,類金星之晃沙磧映日即明。故知,法門殊勝,未有逾此一門者也。”“禪宗密修不離凈土。初心頓悟,未出童真,入此門者,方為堅固不退之門。”之類的對凈土的贊羨之辭。當然,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正如宏道在文論中多有矯激之辭一樣,他在《西方合論》中對禪宗的訾議并不是從根本上否定禪宗,他反對的主要是所謂的狂禪之屬。因此,其兄袁宗道在《西方合論敘》中對之有肯絮之論:“既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捐!v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況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門之洞澈,可以金固凈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為穩(wěn)實。”袁宏道自己也說:“悟是迷途導師”,“悟是凈國圖引!彼谄浜蟮摹渡汉髁帧分猩踔吝@樣來解釋其創(chuàng)作意旨:“《西方合論》一書,乃借凈土以發(fā)明宗乘,因談宗者,不屑凈土,修凈土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碑斎,這一合論的基本路向是以凈攝禪。

    二、以《華嚴經(jīng)》為構架

    《西方合論》的主體結構,是由李通玄的《新華嚴經(jīng)論》發(fā)展而來的,而李氏是唐代華嚴宗的著名學者,李氏的《新華嚴經(jīng)論》在其死后的四、五年,由僧人廣超等人傳寫弘傳,其后又經(jīng)志寧、思研等人的整理,成《華嚴經(jīng)合論》一書,流傳十分廣泛,明代關于合論的提要之書,就有李贄的《華嚴經(jīng)合論簡要》四卷,方澤作的《華嚴經(jīng)合論纂要》三卷等,宏道的《西方合論》中有李通玄思想的影子,也許與李贄的影響不無關系,雖然對卓吾的狂禪之論這時已頗多微辭,但是,他由禪入凈是求“穩(wěn)實”,因此,在凈土思想中引入華嚴,與其后期的佛學思想注重經(jīng)教,反對空疏的取向完全一致。宏道在《西方合論》中,列論有關西方凈土的經(jīng)典時,雖然對禪宗、天臺等宗派的經(jīng)典并未列出,但還是將《華嚴經(jīng)》視為“緯中之經(jīng)”,也是“言西方大事”的重要的經(jīng)典之一,他也是以華嚴的境量和架構結構本書的。他分為十章,每章盡可能列出十目,以示十十無盡,也是顯示了華嚴的圓融周遍的內容。宏道敬奉《華嚴》也是后期論佛的一個重要特點,他論及《華嚴經(jīng)》云:“《華嚴經(jīng)》熱鬧到底,他經(jīng)便都有冷漠寂寞處!保82)他還對《楞嚴》與《法華》、《華嚴》進行比較,云:“《楞嚴》文奧而義淺,《法華》、《華嚴》文淺而義深,故《楞嚴》可講,《法華》、《華嚴》不可講,《楞嚴》說工夫,說次第,非了義之教。若《法華》、《華嚴》則處處皆真,方為了義!薄段鞣胶险摗分械教幙梢娙A嚴的影子。他開篇便說:“諸佛化現(xiàn)亦異,或權或實,或偏或圓,或暫或常,或漸或頓,一月千江。波波具涵凈月,萬燈一室,光光各顯全燈。理即一諦,相有千差!边@顯然是華嚴一多相即、理事無礙的思想。他在駁論李通玄的觀點之前就陳說道:“一一華藏世界,皆滿虛空,互相徹入,凈穢總含,重重無盡,如法而論,一草一木,一毛一塵,各各皆具此無盡法界。佛及眾生,無二無別!焙甑缹⑽鞣狡鸾谭譃槭x,其中的第四義是所謂“依因性”,他說:“一切眾生,皆有如是凈性,譬一精金,冶為釵釧及溺器等,金性是一!保85)雖然袁宏道的目的是要說明博地凡夫,因為稟此凈性,都十念即可往生。但其論說的方法則是華嚴理事無礙的原理。在卷第五的“理諦門”之中,他首先申論了這樣觀點:“即性即相,非有非空。理事之門不礙,遮表之詮互用!边@同樣是華嚴的意趣?梢姾甑琅c李通玄一樣對華嚴都敬奉《華嚴》。當然,袁宏道的《西方合論》與李通玄的《華嚴經(jīng)合論》有明顯的區(qū)別,李氏在

    智儼、法藏之外,別樹一幟,他所立的十宗、十教的教判理論與法藏五教十宗迥然不同,但所述的仍然不出華嚴法界圓融的義旨,他在《華嚴經(jīng)合論》中認為阿彌陀凈土是為不明法空實理的“凡夫”所設的權法,而華藏世界才是實報莊嚴的“實教”,他是一位華嚴學者。而宏道則是站在凈土的立場上,以凈攝教,融攝華嚴,因此,李氏的這一觀點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袁宏道的駁詰,他說:“圓實墮者,謂華藏世界,一剎一塵,具含無量國土,本無凈穢,焉有往來,故長者(李通玄)言,西方凈土,是權非實,以情存取舍,非法界如如之體故!闭J為李通玄將華嚴與凈土分為權實的理論,是站在華嚴的立場上,以“情存取舍”而已,因此,他在《西方合論》的第一卷,就設兩個或問,對李通玄提出發(fā)難,指出:“若言權言方便,即有不遍,有不遍者,毗盧之義不成。”在第三卷《部類門》中,稱念佛法門“如高巒之峙平原躍空而出,類金星之晃沙磧映日即明。”雖然將諸經(jīng)中“言西方大事者,一概收入! 但是按其分成高下不同的四類:一、經(jīng)中之經(jīng),二、經(jīng)中之緯,三、緯中之經(jīng),四、緯中之緯。列于第一類的是:《無量平等清凈覺經(jīng)》、《無量壽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等,列于第二類的是《鼓音聲王經(jīng)》,列于第三類,即緯中之經(jīng)的才是《華嚴經(jīng)》。凈土才是圓融一切的圓極教。要言之,《西方合論》是華嚴的方法,凈土的立場。

    宏道博采諸論,發(fā)以已見而總其成。但是,他并不是對以往的古德宿語的簡單重復。正如他對李通玄多有汲取而并不相同一樣,他對云棲也推崇甚至,但是,他與云棲的思想又并不完全同一。宏道對云棲的《阿彌陀經(jīng)疏鈔》贊嘆有加,主要是因為《疏鈔》也以華嚴的教判方式,判《阿彌陀經(jīng)》屬大乘頓教,與禪宗一樣兼帶終教,但云棲則運用華嚴方式論解凈土而立足于禪,宏道的《西方合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為亂念念相續(xù)為行持。”也有會合禪凈的目的,但將《阿彌陀經(jīng)》舉為圓極教,實質是以凈攝禪,在《西方合論》中,時?吹剿膿P凈抑禪之論,他對禪宗的一些貶義前已述及,而對凈土則竭盡張皇之事,綜論細繹,對于阿彌陀佛西方凈土,即他所說的“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凈土”更是極寫其宏大無邊,包容萬有,不可言喻:“其中所有大功德海,大悲智海,大愿力海。若具說者,假使盡十方世界諸佛菩薩,聲聞辟支,天人鬼畜,下至蜎飛蠕動,及一切無情草木瓦礫,鄰虛微塵之類,一一具無量口,口中一一具無量舌,舌中一一出無量音聲,常說倍說,熾然說,無間說,經(jīng)百億萬塵沙阿僧祗劫,亦不能盡。”這些都與云棲不同。宏道在《西方合論》中也曾隱約對云棲之說提出異議,他在卷四《教相門》中云:“近有老宿,以華嚴配此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謂圓全攝此,此分攝圓,得圓少分,分屬圓故。據(jù)經(jīng)判義,甚有旨趣。但圓極義者,無全無分,如月在川,川川皆有全月,乃至瓶池寸水,亦是全月,無分月故,如風在樹,樹樹皆有全風,乃至片葉莖草,亦是全風,無分風故!边@里的“老宿”顯然是指云棲,云棲論凈土之《阿彌陀經(jīng)》“攝于頓教,少分屬圓”。宏道認為,云棲還未將《阿彌陀經(jīng)》視為“無全無分”的圓極教,還是圓中有分,或分中非全,而“若圓中有分者,圓即有段。若分中非全者,圓即不遍,分全雙乖圓義不成!睂ⅰ栋浲咏(jīng)》列為圓極教是自宏道始。

    《西方合論》受到了蓮宗學者的高度推贊。智旭在《凈土十要》卷十所寫的《評點西方合論序》中云:

    袁中郎少年穎悟,坐斷一時禪宿舌頭,不知者,以為慧業(yè)文人也。后復入法界,歸心極樂,述而《西方合論》十卷,字字從真實悟門流出,絕無一字蹈襲。又無一字杜撰。雖臺宗堂奧,尚未詣極,而透徹禪機,融貫方山、清涼教理無余矣。或疑佛祖宗教,名衲老宿未易遍通,何少年科第,五欲未除,乃克臻此,不知多生熏習非偶然也,使聞三袁是宋三蘇后身,噫!中郎果是東坡,佛法乃大進矣。

    智旭對宏道除了“臺宗堂奧,尚未詣極”稍有缺憾之外,對其服膺推舉幾至極致。而智旭所認為的缺憾主要是因為他是一位傾向于天臺的僧人,因此,他對宏道以華嚴的而不是以天臺的“五時八教”的判教方式自然有所不能完全認同。智旭在選《凈土十要》時,將其列入,是《十要》中唯一的居士所作,《十要》甑選甚嚴,即使連在凈土看來影響甚巨的智顗的《觀經(jīng)疏》及四明知禮的《妙宗鈔》乃至云棲的《彌陀疏鈔》尚未列入,僅此,也可見該書在凈土法門中的地位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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