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恒武（1915～），1938年赴英國留學，入愛丁堡大小理論物理系隨M·玻恩工作。1940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5年獲科學博士學位。他是中國較早從事理論物理學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早年在英國進行固體理論、介子物理和量子場論的研究工作，回國后，從輕原子核研究轉入核物理研究，并同他人合作研究核子－核子散射問題。此外，對分子結構提出了以電子鍵波函數(shù)為基礎的計算方法，提出了以壽命關聯(lián)實驗探討量子力學隱參數(shù)問題。從1955年起，彭恒武又轉入核工程領域，領導了中國核反應堆和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工作。曾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等。

        彭恒武，1915年10月出生于吉林長春，祖籍湖北麻城。1937年6月清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肄業(yè)。       

        1938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理論物理系，師從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玻恩（Max Born），從事固體物理、量子場論等理論研究。1940年和1945年分獲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學位。1941年8月后，曾兩度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薛定諤（Erwin Schrödinger）任所長的愛爾蘭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45年與玻恩共同獲得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麥克杜加爾－布列茲班獎。

        1947年回國，先后擔任過云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并參與創(chuàng)辦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二機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所長等職。1948年被選為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彭桓武參與和領導了中國原子能物理和原子彈、氫彈以及戰(zhàn)略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和設計。他在中子物理、輻射流體力學、凝聚態(tài)物理、物理等多個學科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對分子結構提出過新的處理方法，在量子多體問題研究中提出了自洽場的推廣理論，并為中國核事業(yè)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人才。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xié)2006年9月25日在京舉行儀式，正式宣布將一顆由中國科學家發(fā)現(xiàn)的小行星命名為“彭恒武星”。據(jù)介紹，這顆編號為48798號的小行星是國家天文臺位于河北省興隆縣的觀測基地于1997年10月6日發(fā)現(xiàn)的。這一天正好是中國物理理論，中子物理理論以及核爆炸理論的奠基人彭恒武院士的生日，為了表彰彭恒武院士為中國科學研究和國防建設事業(yè)做出的杰出貢獻，國家天文臺想國際小行星中心申請將其永久命名為“彭恒武星”。

        曾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07年2月28日晚，彭恒武先生去世了，享年92歲。

　　為了做彭先生去世的相關報道，我太太3月1日在報社忙到晚上1點多才回家。為了讓她們當天采訪并寫出的紀念文章能夠第二天見報，她的編輯和排版的同事們還要工作到更晚，而她還得在家等待隨時可能需要回答的問題和修改建議。她們以這樣的熱情工作，一方面是出于敬業(y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彭恒武先生的敬佩。

　　彭恒武先生是了不起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國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他曾經(jīng)師從物理學家周培源先生和量子力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Max Born(馬克斯 玻恩)，二戰(zhàn)前后在蘇格蘭Edingburgh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歐洲求學期間與Erwin Schodinger（埃爾文 薛定諤）、Heitler London（海特勒 倫敦）等對量子力學和量子化學作出奠基性貢獻的科學家學習和交往。

　　我沒有跟彭恒武先生直接打過交道，但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從我太太以前采訪和收集的相關資料中，對彭先生的工作和生活還是有相當?shù)牧私狻Ｆ鋵�，彭先生和我從事的研究和學術工作有著直接的關系。對于彭先生的去世，我也希望從我個人以及我的研究領域的角度，表達對彭先生的懷念。

　　作為中國最有名和影響的理論物理學家，彭先生過去18年（1988-2005）一直是我們《化學物理學報》（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CJCP）的編委。我以前對此一直不解，還像普通人一樣以為可能是本雜志拉大旗作虎皮。但是，彭先生這種公認的率直和認真的人，怎么會讓人這樣做呢？

我于2005年底被推舉為《化學物理學報》的執(zhí)行副主編，當時在討論本屆學報編委換屆的時候，我的老師，中國科大化學物理系前系主任，從1988年到1995年的18年中一直負責學報編輯部工作的俞書勤教授跟我談到過彭先生一直對化學物理學的關心和支持。編委改組征求過彭先生意見，他表示年事已大，沒有進入新的編委或顧問名單。2005年以來，在俞書勤老師的大力協(xié)助下，楊學明主編領導編輯部同仁共同努力，我們《化學物理學報》從1996年第一期開始，順利地改版成為了全英文的刊物，完成了期刊的采編網(wǎng)絡化，并且在2007年開始了與英國物理學會（IOP）的國際出版合作。在改版和網(wǎng)絡化工作中，我的學生張文凱（中國科大化學物理系1996級本科）協(xié)助我，做了不少額外的技術性工作。

　　雖然我知道彭恒武先生對化學物理學的一貫支持，但我對先生和化學物理之間的關系了解得還是不夠具體。我后來在閱讀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彭恒武詩文集》時，正好看到彭先生在1984年第4期的《百科知識》雜志上寫的一篇題為"化學物理學的誕生、發(fā)展及其研究意義－從《化學物理雜志》談起"（全文見附件1）的文章，才了解到彭先生對于化學物理學不是一般的支持和關心，而是全力地支持和推動。所以自己感覺到和彭先生的距離又近了許多，而且自己努力辦好《化學物理雜志》的責任也更進了一層。

彭先生在他1984年文章中談到的《化學物理雜志》（Journal of Chemiscal Physics－JCP），是美國物理學聯(lián)合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AIP）在1933年開始出版的學術期刊，并不是我們的《化學物理學報》。我們的《化學物理學報》（CJCP）是在彭先生，以及眾多的老一輩科學家的高瞻遠矚和大力推動下，于1988年才編輯出版了第一期。據(jù)俞書勤老師講，1986年的學后，中央對意識形態(tài)和新聞出版的管理很嚴，幸好曾經(jīng)當過中央宣戰(zhàn)部副部長的當時的科大黨委書記藤騰對創(chuàng)辦中國的《化學物理學報》的支持和直接過問，才獲得了辦刊的刊號和許可證。和美國的《化學物理雜志》類似，《化學物理學報》雖然主要還是為物理化學家服務，但也是由中國物理學會負責出版管理。

　　人們不僅會問，為什么彭先生身為理論物理學家，會關心化學物理的發(fā)展，并且會專門著文介紹美國的《化學物理雜志》？難道化學物理真有那么重要嗎？對這些問題，從彭先生的文章中我們自會找到部分最直接的答案。但如果要更深入地弄明白化學物理的的誕生、發(fā)展及其研究意義，以及歷史上圍繞著化學物理學科的可歌可泣的偉大人物和偉大故事，估計幾大本專著都不夠。如果我們真正地了解了這些歷史和知識的淵源，我們會毫不奇怪彭先實際上也是和愛因斯坦一樣，是真正的化學物理學家。

　　記得香港科技大學的理論化學家，也是《化學物理學報》編委的嚴以京教授曾經(jīng)和我談到過化學物理時說："量子力學和理論物理具體化和運用到實際的物質體系，就必然和化學結合，就是化學物理的基本內(nèi)容"。量子力學的發(fā)展，為整個物質科學提供了理論的基礎，使得化學不再只是一門完全依賴于經(jīng)驗的科學，而成為一門真正具有先驗的理論基礎的"恰當?shù)目茖W"。

　　康德曾經(jīng)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認為，完全依賴于經(jīng)驗的化學不是一門"恰當?shù)目茖W"（not a proper science）。最近的哲學史研究發(fā)現(xiàn)，康德在晚期了解到Dalton的原子論之后，對他以前對于化學的觀點可能有所改變。而真正能夠改變康德最初的proposition的，正是原子論和量子力學的發(fā)展。量子力學不僅為認識元素周期規(guī)律提供了物理基礎，還為化學的所有核心概念提供了最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定量的理論研究手段。當然，我們也知道，和生命科學一樣，化學不能夠被簡單地還原到物理學或量子理學。但不管怎么說，化學物理學，生物物理學或者生物物理化學等學科，正是將物理、化學、生命科學聯(lián)系起來，（在加上其它的天文學、地學，甚至數(shù)學），成為整體的物質科學（physical sciences）。作為Max Born的學生，彭恒武先生自然關心量子力學和理論物理具體化和運用到實際的物質體系，與彭先生有直接學術合作的London，就是第一個將量子力學用于氫分子研究的人�；瘜W物理學和生物物理學，都是彭先生一直支持和推動的領域。了解了這些關系，大家自然就知道原委了。

　　但是，傳統(tǒng)的化學家，或物理化學家在20世紀初當時并不能很好地接受物理學家侵入自己的領地的事實，那些接受了新思想的物理化學家也受到一定的排擠。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們才意識到需要有一個自己的陣地，所以在1933年，在美國物理學聯(lián)合會（AIP）的支持下，由發(fā)現(xiàn)重水而獲得Nobel化學獎的Columbia大學化學系教授Harold Urey做主編，出版了《化學物理雜志》（JCP）。JCP是有時以來最為重要的科學期刊之一，而且也是創(chuàng)辦時間最短的最為重要的科學期刊。在70多年的時間中，JCP上面發(fā)表了的很多后來獲得Nobel獎的文章和經(jīng)典的科學文章。JCP上面發(fā)表的文章也是被引用最多的基礎性文章。隨便舉一個例子，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Luis Brus教授是最早研究現(xiàn)在納米科學熱門的量子點領域的化學家，他最早的著關于量子點的文章就發(fā)表在JCP上，到目前為止已經(jīng)被引用了將近2000次，是該領域目前引用最多的文章。當然，JCP上發(fā)表過的那些被引用10000次以上的文章這里就不提了。可惜的是，JCP上文章的短期引用率不如某些期刊，所以按兩年內(nèi)的引用次數(shù)算出來的所謂SCI影響因子只有3左右，并不能反映JCP的實際科學影響。所以，這份彭恒武先生花了這么大熱情專門推薦和介紹的學術期刊，在國內(nèi)化學界和物理學界只被當作二流期刊，的確是黃鐘委棄。

　　《化學物理雜志》前主編，芝加哥大學Stout教授在1986年的《物理化學年度評論》中寫了一篇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 THE 1st 50 YEARS。希望了解JCP的輝煌歷史的讀者可以去閱讀。（J.W. Stout, "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the first 50 years"，ANNUAL REVIEW OF PHYSICAL CHEMISTRY 37: 1-23，1986.  見附件2）彭恒武先生1984年寫"化學物理學的誕生、發(fā)展及其研究意義－從《化學物理雜志》談起"時，Stout的文章還沒有發(fā)表。對兩篇文章進行參看，我們會不得不佩服彭先生對化學物理學科整體認識的精到。Stout一定想不到在自己之前，彭先生在中國就已經(jīng)替他的雜志和學科做這樣的總結和介紹。

這里講一些題外話。Harold Urey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至今還記得1995年在Columbia大學化學系的Havemeyer 309教室聽Leo Fine教授介紹Urey生平及貢獻的報告的情景。其中Fine教授談到在Urey于1932年獲得Nobel獎之后，美國Rockefeller基金會給了他5萬美元去組織做與放射性應用有關的研究。他利用這筆錢，在物理系幫助I.I.Rabi建立了實驗室，又在醫(yī)學院幫助建立放射性示蹤的生理學研究，這兩個實驗室在后來的不長時間中為Columbia大學產(chǎn)生了超過10個諾貝爾物理學和生理學獎。后來由于二戰(zhàn)期間由于Manhattan工程的緣故Urey內(nèi)遷到芝加哥大學，他也把《化學物理雜志》（JCP）帶到了芝加哥大學化學系。Urey后來去了加州，但JCP現(xiàn)在還一直留在芝加哥。

　　化學物理學之重要性，還在于化學物理學發(fā)展的推動者們，正是兩彈一星的居功至偉的功臣。在美國是這樣，歐洲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美國的原子彈研究中的化學物理學家就不提了。美國的"氫彈之父"，那個被稱為"反動的美帝國主義者"的Edward Teller，正是楊振寧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導師，原來是匈牙利Budapest經(jīng)濟與技術大學學化工的學生，也是最有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和化學物理學家。Edward Teller也是Max Born在哥廷根大學時的學生，所以由此算來彭先生還是楊先生的學術上的師叔，楊先生的同學和摯友鄧稼先，也是在彭先生的領導下從事我國兩彈一星的工作的。對我們來說，這些如雷灌耳的老先生，原來學術上的輩分還是不一樣的哦。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化學物理系，是國內(nèi)唯一的化學物理系。它是在錢學森和郭永懷等倡導下，于科大1958年建校時成立的。身為中國科學原力學所副所長的郭永懷先生是首任的系主任，而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的所長柳大綱先生是該系的首任副系主任，這種安排也是中國科大歷史上的讓人覺得奇怪的事，但事實就是這樣。后來化學物理系有一段時間里又叫過近代化學系。現(xiàn)任的化學物理系主任是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的包信和所長，常務副系主任是帶我一起做過激光化學實驗的師兄陳旸教授�；瘜W物理系研究的對象是分子，是化學，但理論方法和實驗手段包括物理、力學、應用數(shù)學、激光與真空技術，等等。錢學森先生倡導了化學物理系的成立，他是當時科大近代力學系的主任，但也積極參與了化學物理系的工作。比如化學物理系的馬興孝教授當時就是錢先生在化學物理系的助手和后來的研究生。讀了彭先生介紹化學物理的文章，我們應該不會對為什么作為理論學家和應用數(shù)學家的錢學森和郭永懷會對化學物理學情有獨鐘感到不解。其實，力學和應用數(shù)學與量子力學和理論物理學一樣，其具體化和應用，必然要與化學和研究分子的科學結合，要與材料科學結合。而這正是將兩彈一星從理論家的公式和符號變成實物的必經(jīng)之路。

　　我自己進入化學物理領域有些偶然。因為我從小看書太雜，數(shù)學、物理、化學甚至生物沒有一個不喜歡。選來選去覺得好像只有科大的化學物理系處于這幾個學科的中心地帶，在幾個學科中進可攻退可守，雖然當時還對化學物理的整個理解很有限，但無奈之下就將他做了第一志愿，并且如愿以償。我的第二和第三志愿是北大和清華，哪個在先哪個在后已經(jīng)記不清了。這種報志愿的方式完全是不切實際和crazy。當時不愿意到北京的一大原因是飲食問題，并不是因為不知道北大和清華是好學校。80年代初，北京真的不是適宜南方人，特別是四川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其實相比之下，現(xiàn)在也不是)。更偶然的是，我后來居然跟化學物理脫不了關系。我后來才知道我在Columbia的博士導師，是1994年美國物理學會的化學物理分會主席，而我在賓夕西法尼亞大學的博士后導師，則是2006年美國物理學會的化學物理分會的主席。

　　科學的研究前沿的內(nèi)容和方法都一直在變化和交叉融合。理論物理是這樣，化學物理也是這樣。早期物理化學和化學物理的界限現(xiàn)在已經(jīng)非常模糊，應為化學家再也不象早期一樣將化學物理作為侵入自己領域的外來者和排斥的對象。今天在國際上物理化學和化學物理幾乎只是在名詞上的區(qū)別。同一個人，在化學中就是物理化學，在物理中就是化學物理，而從事這些研究的人，幾乎都是在化學系中擔任教授。所以，我從來都說自己是hongfei the chemist.  不過，令人擔心的是，中國化學界大多數(shù)人對化學學科的認識好像還處在國際上20世紀初的樣子，對于化學物理和生物物理化學的等國際上主流的化學學科仍然沒有很清楚的認識，以及較好的容納與整合。有時候有些人甚至會告訴我們的領域做的研究太物理了，不夠化學�？墒牵瑲v史已經(jīng)告訴我們，整個20世紀，以及21世紀的化學學科的基礎性研究的生長點正在這樣的交叉前沿學科之中。不信的人，去數(shù)一數(shù)過去100多年的諾貝爾獎就行了。

　　理論物理所的所長歐陽鐘燦院士研究的是生物物理和膜的理論。我數(shù)年前到歐陽鐘燦老師的辦公室去請教的問題，也就是關于分子膜的理論，以及和我們的部分實驗研究相關的內(nèi)容。歐陽老師常常談到彭先生對他的支持，可見彭先生對生物物理、化學物理的支持正是一貫的。

　　所以，緬懷彭恒武先生，并不只是物理學家的事。通過緬懷彭先生，了解彭先生的科學思想，了解科學的源泉和流變，促進我們對科學的認識和熱愛，不是很有意義嗎？

　　用彭先生最后對周光召先生的話來講："生命只魂在耳"。這個魂，正是是彭先生的科學之魂和詩人之魂，只要世界上還有人能象彭先生一樣地追求科學和率直地生活，它就將會永遠存在于我們的心中。

　　彭恒武院士2月28日逝世的消息，我是于3月7日從《科學網(wǎng)》上獲知的，題目是《彭桓武院士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當時網(wǎng)上只有一條很不起眼的消息：3月6日上午9點，彭桓武院士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黃菊、吳官正、李長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立昌、曹剛等送來花圈，國務委員陳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中科院常務副院長白禮，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長朱祖良與周光召院士、朱光亞院士、于敏院士、黃祖洽院士、陳能寬院士、吳文俊院士、張存浩院士、何澤慧院士等，以及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單位的600多人前來向彭桓武作最后的告別。2007年2月28日，這位科學大師在北京病逝，享年92歲。

　　我用百度搜了一下“彭恒武”，顯示僅有1100條，幾乎沒有他去世的消息和他的事跡介紹，只有中科院的網(wǎng)站上發(fā)布了彭院士去世的消息，另外還有黃祖洽院士等人的幾篇追憶文章。我用百度又搜了一下“張鈺”，顯示有160多萬條。網(wǎng)絡對“兩彈一星”元勛彭桓武院士的關注程度不及對張鈺的千萬分之一。我非常驚異并感到悲涼，為什么國內(nèi)幾大網(wǎng)站都很難見到有關科學家的只言片語呢？如果說普通老百姓的眼球只愿意盯著娛樂大師，而不喜歡“德先生”和“賽先生”，作為以引領群眾走向民主與科學為己任的幾大網(wǎng)絡媒體，在這位終身為中國富強而奮斗的偉大科學家去世的時候，不應該集體失語��？說相聲的馬季先生也是大師，去世后國家領導人都送了花圈，網(wǎng)站更設有紀念專欄，相關的網(wǎng)上消息有40多萬條。當年的香港藝人張國榮墜樓身亡后，各種媒體競相報道，每年在他去世的紀念日還念念不忘。相比之下，頂尖級的科學大師彭恒武的去世卻默默無聞，真叫我老頭想不通��！黃昆院士當初也是如此，即使他曾經(jīng)獲得過國家科技最高獎，也沒有什么中國人或者媒體去關心一下。媒體的眼球只在于嘩眾取寵，充滿無聊的泡沫吞噬了一切。哀莫大于心死。在這樣的氛圍里，青少年們都爭當“超女”和“超男”，能產(chǎn)生諾貝爾獎得主嗎？

　　當年的數(shù)學家陳景潤本來也默默無聞，當中學教師都沒有人要，但徐遲先生的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曾經(jīng)在全中國的青少年中掀起了學習科學文化的狂潮。今天的新聞人和文學家都在干什么呢？

　　彭桓武院士從英國回來后一直從事理論物理教學和研究工作，尤其在1955年國家大力發(fā)展原子能事業(yè)以來，他在國內(nèi)開始了反應堆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主持了原子彈、氫彈的理論研究和設計工作，為我國原子能事業(yè)和戰(zhàn)略核武器的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為國家培養(yǎng)了一大批理論物理研究方面的骨干力量和學術帶頭人。他曾獲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 MacDougall-Brisban獎，1948年被選為愛爾蘭皇家學會會員，解放后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并于1999年獲國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緬懷彭恒武院士，并不僅僅是物理學家的事。通過緬懷彭院士，了解他的科學思想，了解科學的源泉和流變，促進我們對科學的認識和熱愛，不是很有意義嗎？彭先生最后對他的學生、前中共中央委員兼中科院院長周光召講：“生命只魂在耳”。這個魂，正是彭院士的科學之魂和詩人之魂。只要世界上還有人能像彭恒武院士一樣追求科學和率直的生活，科學民主之魂就會永遠存在于我們的心中。

　　偉大的中國當代科學家彭恒武院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