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照 - 個人簡介
文照于書無所不讀，必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一樣追根究底�？滴跷迨辏�1717年）任岳麓書院山長。卒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享年六十四歲。著有《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后錄》三卷、《西銘拾遺后錄》二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三卷、 《恒齋齋文集》十二卷。
李文照 - 岳麓書院小史
坐落在歷史名城長沙市湖南大學校園，掩映于深山大壑、茂林修竹之中的岳麓書院，據(jù)史書記載，于北宋開寶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創(chuàng)建，實際創(chuàng)始時間尚可推到唐末五代時期。據(jù)南宋學者、曾是岳麓書院山長的歐陽守道的記載，岳麓實際是在唐末僧人智璇辦學的基礎上，“因襲增拓”而成的。從南宋到清代，代代有名人：陶澍、賀長齡、郭嵩燾、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風云的人物；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陳天華、熊錫齡、程潛等，更是抽麓高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岳麓進入學堂時期，又為中國革命培養(yǎng)了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蔡和森、鄧中夏、謝覺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毛澤東亦三次寓居岳麓，問學于楊昌濟。似此一個學府培養(yǎng)出如此眾多的人才，不要說是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難于尋找。歷史證明，岳麓書院，包括改制之后的學堂在中國教育史上，是有它的突出地位的。
岳麓書院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教育主張和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確定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確定是十分重要的。早在南宋乾道元年，張栻主張岳麓要力糾時弊，把對學生進行嚴格的培養(yǎng)放在首位，明確培養(yǎng)學生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治國安民；做官不是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是要“致君澤民”，使學校的人才培養(yǎng)與社會的需要結合起來，為地主階級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服務。倘從官吏的素質直接關系 到封建國家的治亂和安危而言，張栻的主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值得提及的是，岳麓書院的教育傳統(tǒng)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雖然，書院在總體上是以程朱理學為宗，但它并不排斥對其他學派的研究。千年之中，各學派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在岳麓中傳授過學術觀點，其中有閩學、陸王心學、漢學，乃至近代新學等，即使是對立學派，書院也能容之存在，相互切磋，從不閉門鎖戶。最為典型的是，清末康梁維新思想的進入。這些，不僅繁榮了岳麓書院的學術，更促進了岳麓教育的發(fā)展。岳麓學生思想活躍，見多識廣，成功立業(yè)者眾，是與此不無關系的。
李文照 - 《岳麓書院學規(guī)》
岳麓書院學規(guī)：中國書院一般都有學規(guī)。所謂學規(guī)，是書院訂的用以規(guī)范生徒學習、生活行為的規(guī)矩章法。其內容包括書院的教育方針、培養(yǎng)目標、修身治學的準則、日常生活及為人處世的通
則等。有的書院還有院訓。所謂院訓，是書院提出的用以集中表達院風學風要求的詞語。院訓學規(guī)，相輔相成，互為聯(lián)系。院訓往往是學規(guī)的精髓，學規(guī)則是院訓的具體體現(xiàn)。據(jù)考，岳麓書院的學規(guī)，最早源于朱熹的《書院教條》 ，為朱熹第二次來院整頓書院時，將其在白鹿洞所訂教條立為岳麓學規(guī)，后在此基礎上逐步發(fā)展。到了清代，岳麓書院的學規(guī)建設長足發(fā)展，屢加擴充和修訂，形成特色，對其他書院亦有影響。岳麓書院院訓，從客觀上講，亦應源于朱熹提的“忠、孝、廉、節(jié)”，只是當時沒有正式提出將此列為岳麓書院的院訓而已。正式提出列為岳麓書院院訓是清乾隆歐陽正煥任院長時，手書的“整、齊、嚴、肅”四字，并撰詩以示諸生，刻碑嵌于書院講堂右壁，流傳至今�！罢�、齊、嚴、肅”四個大字立嵌于講堂軒廊兩側，剛勁有力，后人景仰不已，影響頗為深遠。------ 朱熹《書院教條》
------ 李文照《岳麓書院學規(guī)》
------ 楊錫紱《岳麓書院學規(guī)》
----- 王文清《岳麓書院學規(guī)》
------ 王文清手訂《讀書法》
------ 曠敏本《六本箴》
------ 歐陽正煥《書整齊嚴肅四字因示諸生》
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李文照在岳麓書院任山長時，制訂此學規(guī)。全文如下。
古語有之，其為人而多暇日者，必庸人也。況既以讀書為業(yè)，則當惟日不足，以競分寸之陰，豈可作無益以害有益乎！或有名為讀書，縻廩粟而耽棋牌者，即不敢留。至于劇錢群飲，猜令揮拳，牽引朋淫，暗工刀筆，亦皆禁止。蓋鄙性拘方，不能曲徇也。
《詩》有之“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無有不敬而能和者，倘或同群之中，謔浪笑傲，即隙之所由生也。甚至拍肩執(zhí)袂，以為投契，一言不合，怒氣相加，豈復望其共相切磋，各長其儀乎！有蹈此弊者，亦不敢留。君子愛人以德，幸垂諒焉。
每日于講堂講經書一通。夫既對圣賢之言，則不敢褻慢，務宜各頂冠束帶，端坐辨難。有不明處，反復推詳�；蛘账粫哉�，即煩札記，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質證，不可質疑于胸中也。
每月各作三會。學內者，書二篇，經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論一篇。學外者，書二篇，有余力作小學論一篇。
照此憑臆見丹黃，倘或未當，即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伊川先生云“學校禮儀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yǎng)之道”，至哉言乎！
《四書》為六經之精華，乃讀書之本務。宜將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參之以《或問》，證之以《語類》，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講書可也。次則性理為宗，其《太極》、 《通書》 、《西銘》已有成說矣。至于《正蒙》 ，尤多奧僻，嘗不揣愚陋，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諸君倘有疑處，即與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語錄、文集，自為誦習可也。
圣門立教，務在身通六籍，所傳六經是也。今之舉業(yè)，各有專經，固難兼習，然亦當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畫地自限。乃若于六經之內，摘其堂堂冠冕之語，汰其規(guī)切忌諱之句，自矜通儒，皆蒙師世俗之見，不可仍也。試觀御纂《周易折衷》 ，何字何句不細心玩索？以無縱圣學，而且如此，況吾輩乎？至于《周禮》 ，雖不列于學官，然實周公致太平之成法，亦嘗集先儒之說為傳，有相質證者，不敢隱焉。
學者欲通世務，必須看史。然史書汗牛充棟，不可遍觀，但以《綱目》為斷。至于作文，當規(guī)仿古文，宜取賈、韓、歐、曾數(shù)家文字熟讀，自得其用。制藝以歸唐大家為宗，雖大士之奇離，陶庵之雄渾，皆蒼頭技擊之師，非龍虎鳥蛇之陣也。論詩專以少陵為則，而后可及于諸家，先律體，后古風；先五言，后七言，庶可循次漸進于風雅之林矣。
《書》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鵡能言，不離飛禽。為言而徒以詩文自負，何以自別于凡民乎！故學問思辨，必以力行為歸也。力行之事多端，惟《白鹿洞揭示》及芷田《呂氏鄉(xiāng)約》得其要領，他日當纂集而剞劂之，以公同好云。
李文照 - 湘楚才子
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五個波峰出現(xiàn)于清代前中期。清代統(tǒng)治建立后在湖南正式建省。由于是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又實施嚴厲的中央集權，文字獄，改土歸流等政策，使湖南人民的反清斗爭不斷。另一方面清代前中期君主多為有為之君，他們吸取明末腐敗的教訓，努力減輕人民負擔，大力發(fā)展生產，使經濟人口均有較大增長，促進了古代湖南人才第五個波峰的形成。一是湖南人才數(shù)量上大大增加。據(jù)統(tǒng)計清道光前的二百年中湖南人才達883人，占古代湖南人才總數(shù)的43％以上。二是清代人才的地理分布發(fā)生變化，古代湖南人才有一個由南而北再向湘中偏東的
發(fā)展走向，到清代,湘潭,長沙,衡陽三地成為湖南最重要的人才中心。占了全省人才的22％以上。三是繼周敦頤之后產生了又一個大思想家王夫之。他提出精神性的道是由物質性的器所產生的，觀點即據(jù)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成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
此外,李文照，王文清，羅典等都是有成就的經學家，教育家。還有文學家陳鵬年，張九鉞，唐仲冕，吳檀以及書畫家武髡殘等。四是在反清斗爭中產生了一批農民和少數(shù)民族起義的領袖人物。如苗族起義的首領就有石滿宜，吳天半，吳八月，石三保，石貴銀，吳廷義等人。五是在廣大下層群眾中涌現(xiàn)了一大批專業(yè)人才，如塾師書法家，拳師，工匠，雕刻師，樂師藝人等。他們以自己的本領留名青史。特別是廣大婦女中也出現(xiàn)了一批人才，如湘潭女詩人步蘊，不僅有詩作傳世而且?guī)С隽斯夏锛业脑S多女詩人。她們唱和論詩著書傳情蔚然成為風氣，是清代湖南人才群的一大景觀。
李文照 - 晚清湘學人物
清中葉，理學大師李文照崛起三湘，在學術思想上繼承了湖湘學派經世傳統(tǒng)，一生“以扶植世教為己任”，勉勵學生讀史以通世務，強調力行，在他任岳麓書院山長時，為書院生徒訂立的常規(guī)中就有“學問思辨，必以力行為歸也”的表述。乾隆年間，另一位岳麓書院山長，著名經學家王文清開湖南漢學之先聲，一生以訓經考史為務。
他總結了《讀經六法》：正義、通義、余義、疑義、異義、辯義。以及《讀史六法》 ：記實事、玩書法、原治亂、考時勢、論心述、取議論。勉勵學生讀經既要重經之義，也要通曉各方面學問和時務，在他為岳麓書院制定的學規(guī)中有“通曉時務物理”的明確規(guī)定。此外還有注重實務的經世學者羅典，其一生以“造士育才”為本。主教岳麓書院時就注重把“義理”與“致用”統(tǒng)一，提出“堅定德性，明習時務”，將德育與經世結合，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經世學人。在漢學日漸風行的康雍乾嘉時期，湖湘之間不乏經術專精之士，如岳麓書院山長李文照、王文清、羅典等，但較之吳、皖仍要黯然失色。誠如郭嵩燾所說：“乾嘉之際，經師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黯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卞X穆也認為，“清儒考證之學，盛起于吳皖，而流衍于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敝钡降拦馐荒辏�1831年），擔任湖南巡撫的吳榮光與岳麓書院山長歐陽厚均、城南書院山長賀熙齡共創(chuàng)湘水校經堂，以經史實學造士，方成為“三吳漢學入湖湘”的標志。此后，樸學之風在湖南漸次盛行，雖耽于性理之人治學亦多標舉“漢宋兼采”，一如曾國藩所稱“一宗宋儒，不廢漢學”。古學風行如此，三湘大地在道、咸以后，遂涌現(xiàn)出何紹基、黃本驥、鄧顯鶴、魏源、鄒漢勛、周壽昌、王運、皮錫瑞、王先謙、葉德輝、閻鎮(zhèn)衍、蘇輿、曾廉、胡元儀等經史專家與樸學宗師，在經史奧蘊的抉發(fā)、名物典制的考證、文字音韻的講解、鄉(xiāng)邦文獻的搜輯以及先秦諸子的研究等方面，各領一時之風騷，并以其遺澤余韻，造就出楊樹達、李肖聃、曾運乾、劉善澤、余嘉錫、張舜徽、馬宗霍、魯實先等文史大家。李文照 - 政治生活
各省諮議局聯(lián)合會的確切名稱是“直省諮議局議員聯(lián)合會”。它是1910年國會請愿運動高潮中組織起來的。與一般政治團體不同，它是由各省諮議局推舉議員代表，加上部分資政院議員組織起來的，沒有固定的常設機構和固定的領導成員，每年開會一次，參加會議的會員也不固定，每屆會議臨時推舉主席和職員，會議結束后，委托一個諮議局作為通信聯(lián)絡機構。所以，它實質上是一種各省諮議局互相溝通，互相聯(lián)絡的組織，每屆開會時代表各省諮議局提出并決議一些議案，呈交資政院和通過都察院上奏。這個組織雖然不是一個固定的政治團體，也不是一個政黨，但因參加其活動的是各省諮議局的議長、副議長和一些有活動能力的議員（包括資政院民選議員），因此它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
各省諮議局聯(lián)合會于1910年8月成立并開第一次會議，1911年5月開第二次會議，兩次會議均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第二次會議是在清廷鎮(zhèn)壓國會請愿運動之后，在反對皇族內閣和反對鐵路國有風潮即將興起之時召開的，會議充滿了反抗政府的氣氛。所以其政治影響遠超過第一次會議，是辛亥革命前夕立憲派大多數(shù)轉變政治態(tài)度，清朝統(tǒng)治的政治基礎進一步動搖的一個重要標志。
到目前為止，有關辛亥革命史的著作中，除筆者所著《清末資產階級立憲派和諮議局》一文[i]對各省諮議局聯(lián)合會有所論述外，還有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和侯宜杰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改革風潮》對該聯(lián)合會有所介紹。張書介紹較為簡略，候書介紹較為詳細，但對此會的社會影響和政治意義的分析有待深入。本文擬對該聯(lián)合會的來歷及其第一次會議略作一些補述，而著重地分析1911年第二次會議的內容及其政治影響。
各省諮議局聯(lián)合會雖成立于1910年8月，但其醞釀實起于1909年各省諮議局第一屆常年會。當時，各省諮議局討論的議案，特別諮議局與督撫關系問題的議案，多有相同性質，所以議員們都感到有互相溝通，互相聯(lián)絡，共同商量對策的必要。當張謇邀請各省諮議局代表到滬商議組團赴京請愿速開國會的時候，如何建立各省諮議局的聯(lián)絡便成了到滬代表討論的內容之一。在1909年12月27日（宣統(tǒng)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各省議員代表議及“各省諮議局聯(lián)絡之法”，“有議設通信機關于上海者，有議每年六、七月間諮議局開會之前，各舉代表至上海會議關于涉及各省之議案以謀一致者”。接著12月28日的會議上，形成比較明確的意見，即“每年六月內各�。ㄖJ議局）推員到上海聚會，就各省利害共通之議案互相研究，以謀一致”。
就在各省諮議局代表陸續(xù)抵京，行將開會之際，毫無悔禍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兩天連續(xù)拋出了兩項極不得人心，極令各省諮議局議員和全國紳民憤慨的決策：一是成立以貪鄙弄權，臭名昭著的奕劻為首的皇族內閣；一是宣布將原準紳民集股籌辦的干線鐵路收歸國有。前者令立憲派根本懷疑清朝廷將立憲的承諾，因而準備要為爭取立憲做最后一搏。后者則關系到千百萬紳民身家利害，因而惹起眾心反側。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各省諮議局議員聯(lián)合會，勢必表現(xiàn)出強烈的與朝廷對抗的色彩。
參加諮議局聯(lián)合會第二次會議的各省諮議局代表共62人。他們分別來自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山西、陜西、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福建等十九個省，其中有議長、副議長22人，資政院議員18人，其余為各省諮議局議員。
5月12日第一次會議，當時叫做“成立會”，實即等于開幕會。會上選舉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闿為主席，直隸諮議局副議長王振垚為副主席；推選湯化龍、方貞、謝涵遠、李文照、劉崇佑、孫洪伊、梁善濟、蕭湘、羅杰等九人為審查員。5月13日，開始舉行談話會，議員們的注意力皆集中于推翻皇族內閣的問題。湖北諮議局議員胡瑞霖的發(fā)言最具代表性，他說：“現(xiàn)在一切政治的中心在于內閣，須由此處著手。若不以推倒現(xiàn)內閣為先決問題，則其余皆無討論之價值”。他的意見立即得到響應，經全體表決即列為議題。大家經過討論，多數(shù)傾向于專從皇族不宜充總理大臣一點上立論。湯化龍被推舉擔任起草上奏稿。
李文照 - 著作語錄
一日之計在于晨，一歲之計在于春，一生之計在于勤。 ——（清）李文照
《極高明亭》 李文照
振衣上峰巔，下視人寰小。
列宿低芒角，白云相縹緲。
《勤訓》
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計在于晨，一歲之計在于春，一生之計在于勤�！毖噪m近而旨則遠矣。無如人之常情，惡勞而好逸，甘食褕衣，玩日愒歲。以之為農，則不能深耕而易耨；以之為工，則不能計日而效功；以之為商，則不能承時而趨利；以之為士，則不能篤志而力行；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間，是一蠹耳。夫天地之化，日新則不敝。故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誠不欲其常安也。人之心與力，何獨不然?勞別思，逸則淫，物之情也。大禹之圣，且惜寸陰；陶侃之賢，且惜分陰；又況賢圣不若彼者乎？【譯文】
謀生的道理，沒有什么比勤勞更為重要的了。所以邵先生說：“一天的計劃決定于早晨，一年的計劃決定于春天，一生的計劃決定于勤勞�！边@些話雖然說得淺近，可是意義卻很深遠哪！
像大禹這樣的人，智慧、才能如此杰出，況且愛惜每一寸的光陰；像陶侃這樣的人，品德如此高尚，況且愛惜每一分的時間，又何況在才干、品德方面都比不上他們的人呢？
參與編著《四庫全書》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春秋類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易類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禮類
左傳拾遺二卷/(清)朱元英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春秋義十五卷首一卷/(清)孫嘉淦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刻本春秋集傳十卷首一卷/(清)李文照撰.--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清四為堂刻李氏成書本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清)高士奇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自刻本春秋測微九卷/(清)朱奇齡撰.--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鈔本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清)吳陳琰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李文照 - 參考資料
http://www.wikilib.com/wiki?title=%E6%9D%8E%E6%96%87%E7%82%A4&variant=zh-sg
http://news.sina.com.cn/c/2004-01-20/08541630030s.shtml
http://www.csonline.com.cn/gb/content/2002-03/28/content_115215.htm
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2992/archives/2007/52819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