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政通 - 人物簡介
韋政通,江蘇鎮(zhèn)江人,1929年生。哲學家、政論家。曾任大學教授。為“澄社”發(fā)起人之一。早年赴臺,在勞思光、牟宗三影響下開啟其求學與治學生涯,60年代受到殷海光的影響,開始走上獨立思想探險之路。先生于中國哲學、思想、文化諸領域,潛心鉆研近六十年,著作等身,其學術影響遠播海內外,堪稱卓有成就的學術宗師。先生不僅嚴謹治學,更重視思想的創(chuàng)發(fā),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現(xiàn)代轉化、現(xiàn)代思想學術的建立、現(xiàn)代倫理文化的創(chuàng)造等方面,尤其貢獻巨大。
2002年武漢大學曾專門舉辦海峽兩岸“傅偉勛韋政通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現(xiàn)代轉換”學術會議,來研討他的思想和學術貢獻。韋政通先生的著作,思想深邃而文字平易,膾炙人口,深受讀者歡迎,不少一版再版。其中很多著作,從80年代起大陸已有出版,如《中國思想史》、《倫理思想的突破》、《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的智慧》、《儒家與現(xiàn)代中國》、《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轉化》等。目前有關出版單位正在籌備出版比較全面的《韋政通文集》,《韋政通全集》也在積極接洽中。
曾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常發(fā)表政論文章,頗有政治影響力。
韋政通 - 主要論著
韋政通主攻中國思想史,主要著作:
1、1965年,《傳統(tǒng)的透視》,臺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yè)公司。
2、1966年,《荀子與古代哲學》,臺灣商務印書館,原屬人人文庫,1992年重排印大字本。
3、1968年,《中國哲學思想批判》,臺北大林出版社。
4、1968年,《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臺北水牛出版社。1972年遭查禁,1989年再版時,改名為《儒家與現(xiàn)代化》。
5、1968年,《中國文化概論》,臺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10月岳麓書社印大陸版,2008年4月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6、1970年,《知識分子的責任》,臺北弘毅出版社。
7、1972年,《開創(chuàng)性的先秦思想家》,《現(xiàn)代學苑》月刊社。1974年,改由牧童出版社出版,改名為《先秦七大哲學家》。1985年,改由水牛出版社出版。2006年6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印大陸版。
8、1974年,《現(xiàn)代化與中國的適應》,臺北廬山出版社。1976年,改由牧童出版社出版。
9、1974年,《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生活》,臺北水牛出版社。2005年7月中國人大出版社印大陸版。
10、1975年,《中國的智慧》,臺北牧童出版社。1985年,改由水牛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國和平出版社分別出大陸版。2003年12月,岳麓書社出版,2009年10月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11、1977年,《中國哲學辭典》,臺北大林出版社。1993年,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重印,2009年再印。
12、1978年,《巨變與傳統(tǒng)》,臺北牧童出版社。1990年,改由臺北桂冠圖書公司出版,改名為《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反思》。
13、1978年,《中國現(xiàn)代思想家梁涑溟》,臺北巨人出版社。
14、1978年,《中國現(xiàn)代思想家胡適》,臺北巨人出版社。
15、1979年,《中國思想史》。1979年出版上冊,1980年出版下冊,臺北大林出版社。2003年12月上海書店出版社重印。2004年10月再版印刷。2009年十月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16、1981年,《傳統(tǒng)的更新》,臺北大林出版社。
17、1981年,《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編),臺北大林出版社。2009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大陸版。
18、1982年,《倫理思想的突破》,臺北大林出版社。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大陸版,并經刪改多處。2005年9月中國人大出版社再版。
19、1983年,《中國哲學辭典大全》(主編),臺北水牛出版社。
20、1984年,《儒家與現(xiàn)代中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印同名之書,內容有一半與臺北版不同。
21、1985年,《思想的貧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2、1985年,《董仲舒》,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3、1989年,《歷史轉折點上的反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4、1991年,《立足臺灣,關懷大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5、1991年,《中國19世紀思想史》。1991年出版上冊,1992年出版下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6、1993年,《思想的探險》(自傳),臺北正中書局。
27、1996年,《孔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8、1999年,《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臺北立緒文化事業(yè)公司。
29、2000年,《人是可以這樣活的》,洪葉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
30、2001年,《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臺北立緒文化事業(yè)公司。
韋政通 - 文化交流
來自臺灣的著名學者、84歲高齡的韋政通教授來深圳大學講學。在深大講學的8天時間里,每天上午、下午各兩個小時,深大文學院地本科生和研究生分批次地來到韋先生住處,進行“蘇格拉底式”交流探討。
韋政通,一般讀者可能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學界,他一部近百萬字的《中國思想史》曾震撼了海峽兩岸的哲學界。這樣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教授,再加上84歲高齡還有如此講學激情,讓記者敬佩不已!芭c其說是學問的交流,毋寧說是在談心,是在與年輕學子進行心與心的交流,很多東西是課堂式教學所沒有的。”韋政通這樣告訴記者,與年輕人在一起交流是他現(xiàn)在最快樂的事情。
在談及大陸的學術現(xiàn)狀時,韋先生說,現(xiàn)在大陸的學術人口很多,但是30年還沒有培養(yǎng)出很杰出的學者。這需要時間,尤其是在文史哲這個領域,不像自然科學領域,很早就能做出成就是不大可能的,需要一個緩慢的過程。對時有發(fā)生的學術剽竊現(xiàn)象,韋先生說,在一個正常的機制下,這是最不應該犯的教條,一旦發(fā)現(xiàn)剽竊就應該解聘。當記者問在臺灣有沒有學術剽竊時,他說,在臺灣也有,但是一經發(fā)現(xiàn),處罰是嚴厲的,教職就沒了。
提到退休后的閱讀,韋政通先生說,現(xiàn)在在讀一些科學史類的書,由于這些書以前都沒怎么讀過,可以刺激自己的腦袋有一些新鮮感。他說,牟宗三老師那一輩的人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就是說中國的古代科學很發(fā)達,中國科學的落后只是近三百年來的事情,但我讀了科學史之后,發(fā)現(xiàn)這個觀念有問題。我們科學的落后不是僅300年來才落后,而是從2700年前就開始落后了。
科學的理論要靠數(shù)學才能建立起來,而2700年前的古希臘就有了幾何學;到了中世紀西方人吸收了阿拉伯世界發(fā)明的代數(shù),近代的牛頓和萊布尼茲又發(fā)明了微積分,這使得西方科學理論的建立具備了工具條件。而古代中國沒有這一套,有的只是技術,中國古代的技術很發(fā)達,但是沒有建立起科學的理論體系。他說,因為多讀了這點書,這是近幾年的一點心得。
四年前韋先生來過深圳,當他看到大陸的國學熱后,就在思考“什么是國學?誰才配當國學大師?”但那時他沒想通,這次來深,又想了這個問題!笆裁唇袊鴮W大師?我現(xiàn)在想通了!表f先生這樣告訴記者。他說,有人講“中國的東西都是國學”,這是講不通的,國學的產生,是有一定的范圍、一定的背景的,F(xiàn)在很多媒體報道的所謂國學大師其實跟真正的國學一點關系都沒有。
韋政通說,國學是在曾國藩時產生的,有三個基本的領域,就是考據(jù)、義理和辭章,這三個領域的學問是國學的基礎和三根柱子。所以,只有具備這三門功課能力的人才配叫國學大師。國學是不分學科的,分了學科之后就沒有國學大師了,所以,新儒家里邊是很難出國學大師的,學問做得很深,可以稱為一流的哲學家,但是不能叫國學大師。胡適之、陳獨秀等盡管造詣很深,也不是國學大師,因為不適合這三個標準。他認為,如果搞國學,都不能準確地回答什么是國學,那是很慚愧的事情。
韋先生說,現(xiàn)在的學者具備考據(jù)、義理、辭章這三項本領的人很少了。比如,考據(jù)學是要講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但現(xiàn)在哲學課程很少講這些了。所以,在哲學領域,一百年來沒有國學大師,因為基本的工具沒有了。
在他眼里,稱得上國學大師的只有三個人,那就是章太炎、王國維和陳寅恪。在提及如何才能稱得上是“大師”時,韋先生說,大師不是捧出來的,人為捧出來的,時過境遷就沒有了。
對于退休后的生活,韋先生說,很多人認為,退休以后,就應該休息了。但他的想法不同,從2003年開始,他就常來大陸講學。韋先生說:“我覺得與年輕人交流,做點講座,這樣既可以影響年輕人,自己也從中得到很多快樂。工作是一輩子的,只要身體健康允許,就要奉獻,到了某一個年齡,就說要養(yǎng)老了,什么是養(yǎng)老?什么都不做嗎?那豈不是在坐吃等死,如果那樣,我覺得是很可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