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 - 簡介
朱光亞，男，1924年12月出生，湖北武漢人，我國核科學事業(yè)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名譽主席、原主席，中國工程院原院長、黨組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5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物理系學習。1946年至1950年在美國密執(zhí)安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yè)研究生學習，并獲博士學位。
曾參與了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試驗和研制，后又相繼組織實施了核電站籌建(如秦山核電站)，并參與了“863計劃”的制定與實施。還參與了中國工程院的籌建工作。
1999年，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11年2月26日10時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朱光亞 - 簡歷
1941年至1942年 在重慶中央大學物理系學習。
1942年至1945年 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物理系學習。
1945年至1946年 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物理系助教。
1946年至1950年 美國密執(zhí)安大學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yè)研究生，并獲博士學位。
1950年至1952年 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1952年至1953年 任朝鮮停戰(zhàn)談判志愿軍代表團外文秘書。
1953年至1955年 任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教授。
1955年至1957年 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1957年至1959年 任二機部四0一所（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員。
1959年至1964年 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
1964年至1970年 任二機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長。
1970年至1982年 任國防科委副主任。
1982年至1985年 任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85年至1991年 任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防科工委黨委常委，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
1991年 任中國科協(xié)主席，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防科工委黨委常委。
1994年3月 補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 任中國工程院院長，1994年6月當選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執(zhí)行主席、院士、黨組書記。
1995年至1999年1月 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95年5月 任北京理工大學董事會名譽董事長。
1995年10月起 任中國國際科學和平促進會會長。
1996年5月 被推舉為中國科協(xié)名譽主席。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 任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
是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至十四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八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
朱光亞 - 人物經(jīng)歷
幼年時的朱光亞，跟隨父母從宜昌經(jīng)沙市遷回漢口。1931年后在漢口第一小學、圣保羅中學學習。1938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第二年，剛剛初中畢業(yè)的朱光亞和兩個哥哥被迫轉移到四川。先后就讀于合川崇敬中學、江北清華中學、重慶南開中學。1941年重慶南開中學畢業(yè)。
在南開中學的一年半，朱光亞受益于數(shù)學、物理、化學老師的教育、培養(yǎng)，開始對自然科學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別是魏榮爵老師（現(xiàn)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講授的物理學，使他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1941 年他考入中央大學（現(xiàn)南京大學）物理系。講授大學一年級普通物理學的是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趙廣增教授（抗戰(zhàn)勝利后任北京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趙教授深入淺出的講課和介紹學科前沿的課外輔導，使朱光亞受到物理學科新發(fā)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當時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在重慶招收大學二年級插班生。在朱光亞幾位南開校友的關心和幫助下，他報名應試，順利地轉學西南聯(lián)大。從大學二年級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葉企蓀、饒毓泰、吳有訓、朱物華、吳大猷等教授。眾多名師的栽培，使朱光亞學業(yè)有了較堅實的基礎。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時，他從物理系畢業(yè)后留校任助教。
原子彈之夢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長崎兩地投擲兩枚原子彈，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時也喚起了中國人制造原子彈的夢想�？箲�(zhàn)勝利后不久，重慶國民政府邀請數(shù)學教授華羅庚、物理學教授吳大猷、化學教授曾昭掄赴重慶商討發(fā)展原子武器事宜。3位教授擬訂了計劃，遴選優(yōu)秀青年學者赴美考察。吳大猷挑選了朱光亞、李政道；華羅庚推舉了孫本旺，到美國后又推舉了徐賢修；曾昭掄推薦了唐敖慶、王瑞酰。
吳大猷先去了英國出席學術會議，后來抵達美國。朱光亞于1946年8月和李政道、唐敖慶等一起，隨同華羅庚從上海乘船赴美。吳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女士與之同行。
到達美國后，華羅庚師徒赴普林斯頓大學與先期到達的曾昭掄會面。曾昭掄告訴他們，美國有關原子彈的各個科研機構均不準許外國人進入。殘酷的現(xiàn)實使朱光亞醒悟：美國任何時候也不會幫助中國發(fā)展尖端科學技術；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舊中國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正是如此，熱衷于打內戰(zhàn)的蔣介石政府無心資助原子能事業(yè)。舊中國科學工作者制造原子彈的美夢，終于成為泡影。
求學密執(zhí)安大學
師生們考察的熱望破滅后，他們決定自謀出路，分別進入美國的研究機構或大學，學習研究前沿科學技術。朱光亞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隨吳大猷進入密執(zhí)安大學，從事核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在這里，他一邊作為吳大猷的助手做理論和計算研究，一邊在研究生院學習核物理實驗技術，攻讀博士學位。朱光亞遇到了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時相識的學長張文裕、王承書。在選擇導師時，張文裕、王承書建議他選擇不是很有名氣、卻很有實驗經(jīng)驗的青年物理學家M.L.Wiedenbeck。朱光亞的學習成績始終全部是A，連續(xù)4年獲獎學金，很快取得了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評論》上發(fā)表了《符合測量方法（Ⅰ）β能譜》、《符合測量方法（Ⅱ）內變換》兩篇論文，1948年、1949年又相繼發(fā)表了《銪的轉換電子與β射線的符合（計數(shù)）》、《HF181的輻射》兩篇論文。這些前沿課題的研究成果使他在發(fā)展迅速的核物理領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跡。1949年6月朱光亞完成了《用β射線譜儀和符合測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變機制》博士論文，順利通過論文答辯，25歲獲物理學博士學位。1950年春，他從美國回到祖國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國創(chuàng)業(yè)的熱潮之中。
赤子情深
當時密執(zhí)安大學的中國學子十分關注國內形勢，在思想上形成了兩派。朱光亞在擔任中國學生的學生會主席時，常常組織一些活動，大家圍坐在草坪上傳閱《華僑日報》，宣讀家信，傳遞國內消息。那時在芝加哥有假期營地，中國學生有時參加夏令營、冬令營活動。通過這些活動，他向大家宣傳國內形勢，激勵大家的愛國情懷，呼喚同學們努力學好科學知識報效國家。在美國東部工作的華羅庚也抽暇來看望中國學生，親自參加他們的活動，并叮囑大家“注意安全”。這時朱光亞結識了攻讀化學碩士學位的許慧君女士。聰慧、穩(wěn)重的許慧君出身名門，父親許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多年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母親廖六薇是民主革命先驅廖仲愷的侄女；外公廖鳳舒是中國駐日本公使，與廖仲愷是同胞兄弟。共同的情操與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們相互傾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朱光亞呼吁、鼓動大家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他認為只有把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獻給祖國，個人的人生價值和理想才能實現(xiàn)。1950年2月他拒絕美國經(jīng)濟合作總署（ECA）的旅費，告別女友取道香港回國。在途中的輪船上，他與51名留美同學聯(lián)名發(fā)出了《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
“同學們：是我們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工作的時候了。祖國的建設急迫地需要我們！人民政府已經(jīng)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聲召喚我們，北京電臺也發(fā)出了號召同學回國的呼聲。人民政府在歡迎和招待回國的留學生。同學們，祖國的父老們對我們寄托了無限的希望，我們還有什么猶豫呢？還有什么可以遲疑的呢？我們還在這里彷徨什么？同學們，我們都是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nóng)大眾的血汗供養(yǎng)長大的�，F(xiàn)在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嗎？是的，我們該趕快回去了�！�
“從現(xiàn)在起，四萬萬五千萬的農(nóng)民、工人、知識分子、企業(yè)家將在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反帝國主義的大旗幟下，團結一心，合力建設一個新興的中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一個以工人農(nóng)民也就是人民大眾的幸福為前提的新中國。要完成這個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艱辛，但是我們有充分的信念，我們是在朝著充滿光明前途的大道上邁進，這個建設新中國的責任是要我們分擔的。同學們，祖國在召喚我們了，我們還猶豫什么？彷徨什么？我們該馬上回去了。”
“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我們中國是要出頭的，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jīng)站起來了，回去吧，趕快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著我們！”
這封信不久登在《留美學生通訊》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后來密執(zhí)安大學的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回到了新中國。許慧君于朱光亞回國一年后，取得化學碩士學位回到了祖國。
1950年3月朱光亞回到祖國，與家人團聚�？粗改附穹俏舯鹊娜菝�，他很想盡盡孝心。然而一份加急電報改變了他的初衷，4天后他就奔赴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這位25歲的副教授滿腔熱情地投入了教學第一線，為培養(yǎng)新中國的建設人才勤奮工作。在完成繁重教學任務的同時，他沒有忘記原子彈。1951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撰寫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書中介紹了原子能發(fā)展、原子彈研制、氫彈秘密等內容，是我國系統(tǒng)介紹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0年10月，朱光亞與許慧君喜結良緣。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繪制了一幅梅花國畫相贈，并與廖承志一起出席了他們簡樸的婚禮。
1952年春，朝鮮戰(zhàn)爭進入膠著狀態(tài)，停戰(zhàn)談判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國家從高等院校中選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較高英語水平和掌握現(xiàn)代科技知識的教師，作為我談判代表團的翻譯。北京大學選派了朱光亞和錢學熙兩人。他們于1952年4月從北京出發(fā)，跨過鴨綠江，坐著敞篷卡車沿著崎嶇山路，冒著槍林彈雨，經(jīng)過兩天一夜的緊張奔波到達朝鮮開城中國人民志愿軍談判代表團所在地。朱光亞等人在極其艱苦的環(huán)境下，每天晚上都拉著防空簾在微弱的燈光下忙碌，一聽到警報就馬上收好文件鉆防空洞。這時美國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武器，談判桌前美方代表經(jīng)常揮舞著核大棒。為了不讓對方有空子可鉆，談判雙方彼此練出了耐力與坐功。朱光亞在這種情況下養(yǎng)成了開會時長時間耐心地聽別人發(fā)言的習慣，從不輕易表態(tài)，一旦講話，就能令人折服。
朝鮮戰(zhàn)場上殘酷的戰(zhàn)爭場面、敵我雙方武器裝備的差距、美國的核威脅，使朱光亞認識到現(xiàn)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槍的時代了。年輕的共和國要想真正獨立，不受人欺侮，中華民族要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擁有自己強大的現(xiàn)代化國防。
培養(yǎng)核事業(yè)人才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年底，剛從朝鮮戰(zhàn)場歸來的朱光亞被直接調到東北人民大學任教授，參與組建物理系，后來又擔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講力學、熱學、原子物理學等大課的同時，朱光亞十分重視學科建設。在他和同事們的努力下，幾年之內便使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躋身于全國高校物理系的先進行列，培養(yǎng)了大批物理學人才，如陳佳洱、宋家樹、王世績院士等都是朱光亞教過的學生。
1955年，黨中央作出發(fā)展原子能工業(yè)的戰(zhàn)略決策。5月，朱光亞奉調與胡濟民、虞福春等籌建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當時由二機部領導，后改名技術物理系），擔負起盡快為我國原子能科學技術事業(yè)培養(yǎng)專門人才的重任，這是國家加快發(fā)展原子能事業(yè)的五項措施之一。1956年夏，核物理專業(yè)培養(yǎng)出第一批畢業(yè)生。1956年9月，朱光亞調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錢三強的領導下，與何澤慧等一起帶領年輕人從事中子物理和反應堆物理研究，并參與了前蘇聯(lián)援建的核反應堆建設和啟動工作，發(fā)表了《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物理參數(shù)的測定》等論文。他還領導設計、建成了輕水零功率裝置并開展堆物理試驗，跨出我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間，他還兼任研究所的學術秘書，表現(xiàn)出不平凡的科學造詣和較強的科研組織領導能力，深受錢三強所長的贊賞。
1956年，新中國決定發(fā)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yè)。這年，朱光亞參與籌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劃歸北京大學），擔負起為中國培養(yǎng)第一批原子能專業(yè)人才的重任。這批畢業(yè)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為中國核事業(yè)發(fā)展的骨干力量。
兩年后，朱光亞被調到核工業(yè)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參與由原蘇聯(lián)援建的研究反應堆的建設和啟動工作，并從事中子物理和反應堆物理研究，發(fā)表了《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的物理參數(shù)的測定》等研究論文。隨后，他領導設計、建成了輕水零功率裝置并開展堆物理實驗，跨出了中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
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fā)展核事業(yè)。朱光亞這位物理學博士被任命為中國核武器研制的科學技術領導人。年輕的朱光亞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莊嚴的事業(yè)之中。當時他年僅35歲。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大科學研究工程，朱光亞對這項研究在科學技術方面負全面責任。他親自參加領導與指導了研制任務的分解、確定應該研究的主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選擇解決問題的技術途徑，設立課題并制定重要攻關課題的實施方案等。
在原子彈研制的關鍵時刻，朱光亞出任4個技術委員會之一的中子點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主任委員彭桓武、委員何澤慧等一起指導了幾種不同點火中子源的研制與選擇，并協(xié)同冷試驗委員會研究確定點火中子綜合可靠性的檢驗方法等關鍵課題的攻關。由于他善于在綜合各方面（理論、實驗、工程及當時的實際條件）的情況和意見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科學判斷，使這些課題都能在較短時間內順利解決。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當時中國原子彈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對我國在當時科學、工業(yè)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很快完成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亞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提出了將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第一個裝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彈方式進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國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較多的測試項目，用來監(jiān)視原子彈動作的正常與否，檢驗設計的正確性。這個大綱在第一顆原子彈研究及試驗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艱苦奮斗，研究原子彈
1959年6月，前蘇聯(lián)來信拒絕按協(xié)定提供中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中共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來”。二機部制定“八年規(guī)劃”，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適當儲備”的目標。部長宋任窮請錢三強挑選一位負責原子彈產(chǎn)品的“科學技術領導人”。錢三強深信，“中字輩”的朱光亞能夠很好地挑起這副重擔。7月朱光亞調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歲的他被任命為副所長，擔任科學技術方面的總負責人，協(xié)助李覺所長、吳際霖副所長等抓科研組織領導工作。研制原子彈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大科學工程，涉及理論、試驗、設計、生產(chǎn)等各個方面，需要多學科、多專業(yè)的密切配合。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10年，科技與工業(yè)基礎仍然十分薄弱，有關專業(yè)人才也很少，加上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國家難以投入足夠的資金。與此同時，國外對與原子彈有關的技術資料嚴加保密，對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儀器設備實行封鎖禁運。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在短期內突破原子彈技術極不容易。在二機部領導下，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同志一起，帶領大家制定規(guī)劃，選調人才，組建機構，建立設施，逐步開展了研究工作。
當初最大的困難是缺少資料，只有1958年宋任窮、劉杰、錢三強、吳際霖等領導在聽取前蘇聯(lián)專家講授原子彈教學模型課時記下來的一份支離破碎的提綱式記錄。朱光亞按照吳際霖的提議，與鄧稼先、李嘉堯一起將這些記錄整理成了一份較為完整的參考資料。以此為線索，朱光亞組織科研人員一邊學習、了解基本原理，開展自己的理論研究，一邊開展科研實驗的準備工作，親自審定大量的技術任務書。
朱光亞還敏銳地發(fā)現(xiàn)，從四面八方調來的青年組成的科研隊伍，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在思想、作風上尚不能適應國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務的要求。于是，他協(xié)助李覺建立了一套科學的規(guī)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員一開始就養(yǎng)成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作風和科學求實的精神。后來，周恩來總理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特意表揚了朱光亞這種嚴謹細致的科學精神和工作作風。這種精神和作風在核武器研制隊伍中一直延續(xù)下來，對我國較高的核試驗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術的快速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于朱光亞精通業(yè)務技術又善于組織管理，他不僅能與比自己年長的著名專家、研究室主任和諧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識，共同深入一線指導工作，而且能與黨政領導干部密切溝通共事，使得整個研究隊伍就像一臺精密機器一樣，各項工作都有效協(xié)同地運轉了起來。
1960年8月，蘇聯(lián)政府撤回專家，我國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發(fā)展道路。根據(jù)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亞與九局領導商議，向二機部提出調集專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議。經(jīng)中央批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等著名科學家奉調擔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術領導，還選調陳能寬、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與早先調來的科學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隨后，他又與李覺、吳際霖一起組織調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機構，全面開展理論物理、爆轟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學、自動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20世紀60年代中期，朱光亞就認識到將核試驗轉入地下，無論從減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還是從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過程規(guī)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朱光亞從原核工業(yè)部第九研究院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來越寬。他在繼續(xù)負責核武器技術研究與發(fā)展的同時，還參與組織了中國第一座核電站一一秦山30萬千瓦核電站的籌建、核燃料加工技術和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項目的研究開發(fā)。
1982年，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合并為國防科工委，朱光亞先后出任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擔負起了全面領導和組織國防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的重任。他主持的由軍內外200多名專家參加的“2000 年中國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獲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
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國務院高技術協(xié)調指導小組成員，朱光亞還參與了中國跟蹤世界高技術發(fā)展的重要計劃——“863”計劃的制定和實施，并負責其中兩個研究領域的指導工作。他指出：高技術的跟蹤和發(fā)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蹤國際先進水平、新技術成果和最新的發(fā)展方向的同時，必須有創(chuàng)新精神：必須重視高技術發(fā)展戰(zhàn)略的深化和動態(tài)研究，不斷地調整研究方向和任務。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使有限資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1980年，朱光亞被選舉為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物理學部委員（后改稱院士）。他還先后當選為中國核學會第一屆、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第三屆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協(xié)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國科協(xié)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推舉為中國科協(xié)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在5年任期中，他盡心盡力，為進一步建設與發(fā)展中國科協(xié)這一有中國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眾團體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紀90年代國際形勢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核力量的戰(zhàn)略地位還沒有變，仍然是中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要實現(xiàn)這一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標，道路是艱難曲折的，還需作堅持不懈的努力。20世紀80年代末，朱光亞開始參與有關軍控問題的研究與對外學術交流。他在和杜祥琬等人合寫的《淺談軍備控制中的物理學問題》一文中，首次提出軍備控制物理學作為物理學應用研究的一個新的分支。他為能親自參與這一關系祖國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1994年3月，全國政協(xié)八屆二次會議選舉朱光亞為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在履行政協(xié)職能的工作中，他深知肩負的責任重大。作為科學家代表之一，他呼吁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要進一步尊重科學，為科技工作者宣傳科學、普及科學知識、揭露偽劣商品和虛假廣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進一步得到弘揚。他身體力行，努力為創(chuàng)造一個尊重科學、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社會環(huán)境而奮斗。
1994年6月，中國工程院成立，朱光亞被推選為第一批中國工程院院士，并當選為第一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兩年來，他帶領中國工程院全體院士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中發(fā)揮咨詢、建議、協(xié)同、交流的職能，努力實踐，并注意總結與提高，不斷學習和借鑒國內外好的經(jīng)驗，積極進取，中國工程技術事業(yè)的持續(xù)、快速、健康發(fā)展而殆精竭慮。
朱光亞 - 科研成就
親撰兩個“綱領性文件”
經(jīng)過艱苦緊張的探索研究，1962年，原子彈的理論設計、爆轟試驗、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進展，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設以及核材料生產(chǎn)等問題也在按計劃進行。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對原子彈研制項目是否“下馬”存在著不同意見的爭論。9月，二機部劉杰部長與李覺、吳際霖、朱光亞等研究后，向中央上報了《關于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yè)情況的報告》，提出兩年內進行我國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爆炸試驗的“兩年規(guī)劃”。為進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根據(jù)領導和專家集體討論的意見，由朱光亞主持擬制了《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和《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及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這兩份文件在科學總結前期工作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技術上最關鍵的問題，提出了必須完成的基本建設項目和條件，并對下一步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試驗，第二步再做空中爆炸試驗。整個安排有條不紊，環(huán)環(huán)相扣。后來的實踐證明，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對當時很快突破原子彈技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兩份至關重要的文件，被譽為“兩個綱領性文件”。
1962年11月3日，毛澤東對“兩年規(guī)劃”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xié)同做好這件工作�！� 12月4日，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第二次會議，研究落實“兩年規(guī)劃”。在劉杰部長、錢三強副部長匯報有關情況后，38歲的朱光亞作了補充匯報。他清晰的表述、敏銳的思路、對技術工作全面透徹的理解、回答提問的準確，給與會領導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周總理的親切稱贊。散會時，總理拉著他的手說：“請你回去告訴研究所的同志們，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很感謝你們！人民感謝你們！你們要不懈地努力！” 后來，李覺回憶說：朱光亞在高層決策崗位發(fā)揮了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專委、周總理匯報，都要他參加。那些重大的、向中央報告的文稿，研究規(guī)劃、計劃，都出自他手。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兩年規(guī)劃”經(jīng)中央批準后，在中央專委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下，“兩個綱領性文件”立即轉化成了核武器研究所與二機部、國家有關部委和省市協(xié)同攻關的實際行動。
為了加強對原子彈研制工作的技術指導，核武器研究所設立了產(chǎn)品設計、中子點火、冷試驗、場外試驗4個技術委員會，朱光亞兼任中子點火委員會副主任，與主任彭桓武一起指導青年科技人員開展中子源的攻關研究。
1963年3月，朱光亞參與組織確定了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報二機部批準后，千軍萬馬即將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進行大會戰(zhàn)。4月2日，二機部領導和朱光亞等78位科學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鄧小平總書記對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說：“你們的計劃，毛主席、黨中央已經(jīng)批準。路線、方針、政策已經(jīng)確定，現(xiàn)在就是你們去執(zhí)行。你們大膽地去干，干好了是你們的，干錯了是我們書記處的。”給核武器研究人員以極大的鼓勵和鞭策。
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組織在北京的科研、生產(chǎn)人員以及經(jīng)中央專委批準增調的技術骨干迅速匯集到西北基地，全面開展理論、試驗、設計、生產(chǎn)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總攻局面。
1963年5月，按照張愛萍、錢三強的要求，朱光亞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試驗大綱草案》（即原子彈裝置核爆炸試驗大綱），指出核爆炸試驗的任務是由低到高逐步過技術關。建議先做地面爆炸試驗，再做空投爆炸試驗，并詳細提出了試驗測試的主要項目、技術保障、測試場地總布局、試驗規(guī)模等內容。8月，朱光亞與劉杰等領導參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試驗專題研討會，為綜合驗證理論設計和一系列單項試驗成果，決定盡快實施關鍵性的全球聚合爆轟試驗。計劃制訂后，朱光亞幾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情況，并具體指揮。在他和李覺、吳際霖、王淦昌、陳能寬、鄧稼先、周光召等的組織領導下，經(jīng)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解決了大量理論、技術和生產(chǎn)問題，于11月20日成功進行了縮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轟試驗。朱光亞親自撰寫試驗總結，認為這項試驗完成后，原子彈研制的關鍵技術只剩下等待足夠的核材料和臨界實驗了。
1964年2月，二機部決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礎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覺任院長，吳際霖、郭英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等9人任副院長。朱光亞仍然協(xié)助李覺、吳際霖統(tǒng)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亞組織制訂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計劃綱要》，詳細布置了原子彈研制和試驗工作計劃。
1964年4月11日，中央專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首次核爆炸試驗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準備，做到“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一起從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場實地勘察空運、陸運和試驗現(xiàn)場保障條件的各個工作細節(jié)，提出了周密的技術措施。
在各項工作進展順利的基礎上，6月6日，朱光亞在青海基地與其他同志一起組織進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轟試驗，這是原子彈裝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綜合預演。試驗取得完全成功，預示著原子彈裝置核爆炸已經(jīng)成功在望。在現(xiàn)場視察指導工作的張愛萍副總參謀長即興賦詩一首：“賀第一顆原子彈冷試驗成功——贈朱光亞和九院全體同志：祁連雪峰聳入云，草原兒女多奇能。煉丹修道瀝肝膽，應時而出驚世聞�！�
6月12日，朱光亞組織起草完成了《596裝置國家試驗大綱》，對核裝置運輸、總裝與質量檢驗、引控系統(tǒng)調試、測試項目等各個環(huán)節(jié)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試驗開始全面轉入現(xiàn)場實施階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組成了以李覺、朱光亞為首的第九作業(yè)隊，并由吳際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陳能寬、鄧稼先等專家組成技術領導核心，負責處理現(xiàn)場出現(xiàn)的問題。8月20日，首次核試驗用的試驗裝置以及備品備件全部加工、裝配、驗收完畢，陸續(xù)運往試驗場。8月23日，在核試驗基地成立了由張愛萍等30余人組成的中共首次試驗委員會，朱光亞等13人任常委。下設12個部，他兼任試驗部副部長和第九作業(yè)隊副隊長。9月，中央專委會提出兩種方案，一是早試，二是擇機待試。毛澤東指示：原子彈是嚇唬人的，既然是嚇唬人的，就早試。
10月8日成立國家首次核試驗委員會，張愛萍任主任委員，朱光亞等9人任副主任委員。朱光亞等在現(xiàn)場親自指導技術人員嚴格按規(guī)程進行原子彈裝置裝配與檢驗。14日晚，經(jīng)張愛萍、劉西堯、張震寰、張?zhí)N鈺、李覺、朱光亞等簽字后，第一顆原子彈裝置被吊上鐵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威力為2.3萬噸梯恩梯當量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試驗結果表明：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從理論、結構、設計、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統(tǒng)、測試技術等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平時頗有酒量的朱光亞開懷暢飲，加之連日勞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第一次空投原子彈和“兩彈”結合試驗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核裝置與運載工具結合、形成有實戰(zhàn)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務，擺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國人說中國在5年內解決不了運載的問題，西方記者也說中國人“有彈無槍”。
其實，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制第一顆原子彈試驗裝置時，就已經(jīng)充分考慮到機載核航彈的問題。朱光亞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學研究計劃中，安排了航彈氣動外形、彈體結構和引爆控制系統(tǒng)的研究和設計項目。1962年，朱光亞參與起草的“兩年規(guī)劃”和由他主持制定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中，也對核航彈作出了安排。朱光亞與郭永懷、龍文光等一起組織科技人員與航空部、電子部、國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門協(xié)作，開展核航彈的研制工作。
到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時，航彈氣動外形、結構和總體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統(tǒng)設計都已確定，運載航彈的飛機也已改裝完成。隨后，他們又在首次核試驗的基礎上，對核裝置的理論模型和結構做了設計改進，最終完成了首顆核航彈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羅布泊成功進行了核航彈空投爆炸試驗。這標志著中國開始有了可用于實戰(zhàn)的核武器。為了表彰和鼓勵從事核武器研制和試驗的人員，5月30日，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賀龍、聶榮臻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并宴請參加首次原子彈爆炸和核航彈空爆試驗研制人員和有關部門代表，朱光亞作為科學家和部門代表之一受到了親切接見。
原子彈與導彈結合（“兩彈”結合）而成的核導彈，是比核航彈更為先進的核武器。核彈頭與核航彈相比，在體積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減小，所要經(jīng)受的飛行環(huán)境條件則更加復雜和苛刻，研制工作難度更大。早在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攻關時期，朱光亞與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領導就根據(jù)上級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彈配導彈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開始進行核彈頭核裝置理論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統(tǒng)預研。1964年春，根據(jù)中央專委關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組織制定了核彈頭研制工作計劃，并根據(jù)聶榮臻副總理的指示，提出了導彈核彈頭協(xié)作任務的主要設計、試驗項目及工藝、定型等進度計劃。1964 年4月完成核裝置理論設計方案后，迅速轉入了工程設計階段，開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轟試驗，并進行了核裝置結構設計和工藝試驗。同時，引爆控制系統(tǒng)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亞與其他同志一起，根據(jù)研制工作進展情況，組織討論修訂了研制工作計劃。經(jīng)過一系列地面環(huán)境試驗后，為鑒定核彈頭在實際飛行環(huán)境下的性能，中央批準進行導彈核武器飛行核爆炸試驗（兩彈結合試驗）。周恩來總理對此極為重視和關懷，多次強調：“在本土進行導彈核武器發(fā)射試驗，在世界上是個創(chuàng)舉。我們要以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確保質量，確保絕對安全�！�
為了貫徹總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亞等組織領導了一系列安全模擬試驗和分析論證，在正式試驗之前，又與七機部合作進行了一發(fā)安全自毀系統(tǒng)飛行試驗和兩發(fā)引爆控制系統(tǒng)飛行試驗，努力保證做到“萬無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時，在聶榮臻副總理親自指揮下，進行了我國第一次導彈核武器發(fā)射爆炸試驗。試驗取得圓滿成功，標志著中國有了可用于實戰(zhàn)的核導彈。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核航彈、導彈核武器的成功，我國僅用了兩年時間就順利完成原子彈研制的“三級跳”計劃，快速實現(xiàn)了原子彈的武器化。有人評論說，朱光亞等科學家是把物理成果轉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學技術轉變成戰(zhàn)斗力的大師。
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澤東兩次談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導彈核武器發(fā)射成功后，周恩來總理傳達毛主席指示：“要連續(xù)作戰(zhàn)，再接再厲，一鼓作氣，拿下氫彈�！�1963年9月完成首顆原子彈理論設計后，鄧稼先、周光召等領導的理論部就在朱光亞、彭桓武安排下開始組織力量進行氫彈理論的探索。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調整機構和人員，全面展開氫彈理論研究。由于劉杰、錢三強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組織力量對氫彈有關問題進行預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機部決定將黃祖洽、于敏帶領的這部分力量從原子能所調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機部上報由朱光亞起草的《關于加快核武器發(fā)展問題的報告》。在朱光亞和彭桓武的指導下，組織制定了加速突破氫彈技術的科研工作大綱，并把目標設定為先進的能配導彈的熱核彈頭。朱光亞鼓勵科研人員破除論資排輩思想，發(fā)揚學術民主，大膽設想，提出各種新的概念和設計思想。經(jīng)過充分討論、研究、補充完善，最后綜合歸納出兩種攻關途徑。又經(jīng)過幾個月夜以繼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確了攻關的技術路線。在此基礎上，1965年8月，朱光亞組織起草了《關于突破氫彈技術關鍵問題上的工作安排》，對必須重點解決的理論方案和熱核材料制備兩個關鍵問題，尤其是氫彈原理的突破，作了統(tǒng)籌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鄧稼先領導理論部組織力量對氫彈原理進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帶領的部分科技人員探索到一種新的制造氫彈的理論方案，朱光亞多次與彭桓武、鄧稼先等組織專家反復論證，逐步完善了這個方案。同年12月，他參與組織了核武器研究院兩年科研與生產(chǎn)規(guī)劃會議，提出突破氫彈原理按兩手準備，以新理論方案為主，組織全院理論、實驗、設計、生產(chǎn)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關。在此基礎上，他代二機部起草了上報中央專委的《關于核武器科研生產(chǎn)兩年規(guī)劃的請示》，并列席由周總理主持的中央專委會議，匯報有關技術關鍵問題。在抓理論設計的同時，他還親自部署并指導了熱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經(jīng)過各部門的大力協(xié)同和艱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成功，這是中國掌握氫彈技術的重要標志。新原理簡便、先進、可行。朱光亞馬上組織有關人員分析這次試驗的數(shù)據(jù)，全面展開第一顆全當量氫彈試驗的準備工作。
1967年初，氫彈正式試驗的理論方案完成后，氫彈裝置結構設計、制造等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這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混亂時期，許多科學家、技術人員靠邊站，這令朱光亞既困惑又有苦難言，科研管理如履薄冰。經(jīng)過夜以繼日的苦斗，1967年6月5日，氫彈裝置終于加工完畢，8日運抵試驗基地，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投爆炸成功。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先于法國1年時間成為世界上擁有氫彈的第四個國家，發(fā)展速度是核大國中最快的。
地下核試驗
早在1963年，正當中國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關鍵時刻，美、蘇、英三國簽訂了《關于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美國人露骨地說：“我們能夠合作來阻止中國獲得核能力。”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在二機部劉杰部長等同志的領導下，朱光亞組織調研分析，親自起草了《停止核試驗是一個大騙局》的報告。報告系統(tǒng)分析了世界幾個核大國核武器研發(fā)與核試驗方面的做法和發(fā)展過程，指出，他們核試驗的停與否，最主要的是根據(jù)其核武器發(fā)展的需要來決定的。美、蘇已進行了大量的核試驗，取得了大量數(shù)據(jù)，他們目前停止部分核試驗對其核武器發(fā)展并無重大影響，可以通過地下核試驗繼續(xù)發(fā)展核武器，而中國則即將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因此，美、蘇、英簽訂部分禁試條約的目的，就是妄圖把中國核武器事業(yè)扼殺在搖籃里。報告建議，我們不但不能禁試，而且要抓緊時機，盡快研制成功我國的核武器，同時，報告還指出，我們也應該盡快掌握地下核試驗技術，因為地下核試驗有利于保密和減少放射性污染，還可以取得地面試驗難以得到的許多測試數(shù)據(jù)和資料。
根據(jù)朱光亞等人的建議，1963年9月中央專委會決定，在抓第一顆原子彈的同時，把地下核試驗作為設計項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彈的武器化及氫彈技術攻關，地下核試驗準備工作拖延了一段時間。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國防科委領導下，朱光亞、王淦昌、程開甲、鄧稼先等討論了首次地下核試驗的目的、試驗項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試驗準備工作全面展開。核武器研究院與核試驗基地密切配合，經(jīng)過近兩年的艱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術難關。
1969年8月10日，周總理主持地下核試驗準備情況匯報會，朱光亞副院長代表核武器研究院匯報了試驗目的、試驗裝置準備及加工情況。中央專委和周總理要求9月15日前準備完畢。9月19日，中央專委批準朱光亞等7人組成首次地下核試驗領導小組。9月23日，朱光亞、王淦昌、程開甲、彭桓武等在現(xiàn)場指揮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是我國首次進行地下平洞核試驗。1970年6月，朱光亞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負責指導核武器與核試驗的研究和發(fā)展工作。為了盡快使地下核試驗技術過關，在動蕩艱難的“文化大革命”歲月里，朱光亞與有關同志一起，兢兢業(yè)業(yè)，想方設法排除干擾，認真落實周總理和中央專委的指示精神，經(jīng)常組織技術人員研究方案，解決關鍵問題。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亞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試驗，1978年10月，又成功組織首次地下豎井核試驗。隨著我國地下核試驗技術日趨成熟，1986年3月中國政府莊嚴宣布：“我國已多年未進行大氣層核試驗，今后也將不再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
新形勢下發(fā)展核武器技術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核武器技術發(fā)展正處于一個重要階段，而美國核武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很可能會加快軍控談判進程，促成國際上簽訂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長鄧稼先在病床上與于敏等同志多次討論后，提出加快我國核試驗步伐的建議。時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亞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看到鄧稼先等同志寫的建議后迅速給予支持，向中央領導作了匯報，并親自參與組織領導了具體規(guī)劃方案的制定與實施。1992年，美國果然提出進行全面禁核試談判。在關鍵時刻，朱光亞又向中央領導匯報了“再次加快”的建議和對策。中央關于“兩次加快”的正確決策，使我國在1996年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試驗，突破了先進核武器的關鍵技術，不僅中子彈獲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輝煌，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利益。在具體組織領導實施中央這一新的戰(zhàn)略部署中，朱光亞在關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的同時，到核試驗現(xiàn)場的次數(shù)更多了。
1996年7月29日9時，在朱光亞及有關同志的指導下，又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了。當天晚上，我國向全世界鄭重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暫停核試驗。9月29日，我國政府在第51屆聯(lián)合國大會上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全面停止核試驗前后，朱光亞多次敏銳指出，核武器技術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他親自指導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試驗基地開展禁試后科研發(fā)展方向的研討論證。經(jīng)中央批準后，很快啟動了禁試后核武器技術的研究發(fā)展工作。
推動核電事業(yè)發(fā)展
朱光亞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以后的30多年歲月里，他的工作面越來越寬。在國防科技領域，除繼續(xù)指導核武器和核試驗技術研究發(fā)展工作外，他還指導了潛艇核動力、核材料技術的研究發(fā)展，指導了國防科技與武器裝備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武器裝備預先研究、國防關鍵技術報告制定、國家安全重大基礎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許多戰(zhàn)略性、前瞻性和創(chuàng)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議，為迎接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zhàn)，實現(xiàn)我國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的跨越式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此同時，按照組織上的安排，他還積極參與了國防高科技向民用轉移、為國家經(jīng)濟建設服務，以及“軍民結合”發(fā)展我國高技術等方面的組織領導工作，特別是在我國核電技術發(fā)展、放射性同位素應用開發(fā)和“863”計劃制定與實施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核電技術是在軍用核科技的基礎上起步的。隨著原子彈、氫彈技術的突破，在軍事應用的牽引下，我國迅速建起了比較完整的核科技工業(yè)體系，為進一步開發(fā)利用核技術、為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服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70年2月、7月、11 月，周恩來總理先后3次提出要搞核電建設，并提出二機部不是“爆炸部”，除了爆炸原子彈、氫彈外，還要為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貢獻。1971年，剛剛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亞受命參與組織領導我國第一座核電站的籌建工作。他與二機部領導同志一起提名推薦專家參加核電站的研究、設計，在“文化大革命”艱難歲月里迅速組建起一支具有較高水平和較強科研能力的技術專家隊伍，著手核電站的探索研究和調查論證。選擇堆型是建設核電站需要慎重決策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當初，對我國第一座核電站選擇哪種堆型，各方面意見分歧很大。在朱光亞的支持下，項目組經(jīng)過與許多專家共同商討、論證，逐漸達成了共識，提出了放棄熔鹽堆改用壓水堆的意見，并很快完成了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設計方案。1974年3月，周恩來總理抱病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聽取核電站設計方案匯報。會上，朱光亞有力地說明了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對其給予了明確的支持。會議批準了這個方案，并決定列入國家專項工程，定名為“七二八”工程。后來的實踐證明，壓水堆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符合我國實際和世界核電站發(fā)展的主流。朱光亞指導了核電站研究、設計任務的分解，以及研究試驗和技術攻關項目的開展，特別是對核燃料組件的設計、試驗、研制等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指導，使核燃料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國內研制成功。
盡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許多進展，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周恩來總理病重和逝世后的幾年里，核電站建設遲遲不能進入工程實施階段。直到鄧小平同志再次復出后，核電站建設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亞親自參與領導了核電站的踏勘選址，親赴浙江、江蘇、上海多個選點考察，最終于1982年選定了浙江省海鹽縣的秦山廠址。1984年2月，朱光亞代表國家計委、國家經(jīng)委和國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電站擴大初步設計的審批會議，審查批準了擴大初步設計，并對即將開展的工程建設中將要面臨的重大關鍵問題和工程進度等作出了決策。1985年3月，秦山核電站正式開工，設備研制同步進行。1991年12月15 日核電站首次并網(wǎng)發(fā)電成功，實現(xiàn)了我國核電技術的重大突破。這些成就的取得，無不凝聚著朱光亞的心血和智慧。
關于朱光亞推動我國核電技術發(fā)展的貢獻，還有一件事應該特別提到。我國自主建設的秦山核電站及中外合資的大亞灣核電站先后建成之后，由于對核電的認識以及國內外許多因素的影響，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核電站以及核電技術的發(fā)展比較緩慢。因工作分工，這時朱光亞已不再參與核電事宜，但他仍在關注我國核電事業(yè)的發(fā)展。1996年，時任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的朱光亞領導能源與礦業(yè)學部的部分院士開展了“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能源戰(zhàn)略”咨詢研究，站在國家長遠利益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高度，指出我國煤、油、氣資源供應的有限性和可再生新能源的局限，提出應進一步優(yōu)化能源結構，繼續(xù)適當發(fā)展核電，作為實現(xiàn)我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能源戰(zhàn)略并與經(jīng)濟和環(huán)境協(xié)調發(fā)展的重要措施。1998年，國家開始著手編制“十五”計劃時，對要不要發(fā)展核電和如何發(fā)展的問題尚未明確。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國家計委、廣東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及廣東核電集團等單位組織開展核電發(fā)展的政策環(huán)境、市場環(huán)境和技術路線的“產(chǎn)學研”結合研究，并編輯出版《核電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一書，邀請朱光亞擔任編委會主任。朱光亞欣然應允并為該書題寫書名，親自指導研究、編輯工作。后來，江澤民總書記和吳邦國副總理分別為該書題詞、作序。為進一步加強宣傳，擴大影響，1999年7月，朱光亞致信有關部門負責人，建議聯(lián)合召開“中國核電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共商核電發(fā)展大計，推動中國核電事業(yè)跨世紀健康發(fā)展。8月21日，由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中國工程院、國家計委宏觀經(jīng)濟研究院主辦的核電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朱光亞在會上作了主題發(fā)言，闡述了發(fā)展核電的重要意義，提出了我國核電增長方案，呼吁進一步加強核電發(fā)展，加速核電國產(chǎn)化和自主化進程，引起了國家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后來，隨著國內外能源供應日趨緊張，國家作出積極發(fā)展核電的決策，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朱光亞對中國核電發(fā)展的高瞻遠矚和真知灼見。
組織領導“863”計劃
“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是朱光亞貫徹“軍民結合”方針、參與組織領導的又一項國家重要工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蓬勃興起，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亞敏銳注意到激光技術、電子技術等新興技術領域將會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他參與組織指導了激光技術、核技術、電子技術、新材料技術、航空航天技術、計算機技術等一系列高技術研究發(fā)展座談會，并建議在國防科技研究項目計劃中作出部署安排。1983年，美國提出SDI（星球大戰(zhàn)）計劃，蘇聯(lián)、西歐、日本等國也相繼提出了高技術發(fā)展計劃，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和重視。國內各有關部門和單位紛紛召開研討會研究對策。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楊家墀、陳芳允4位著名科學家聯(lián)名上書鄧小平和黨中央，提出“關于跟蹤世界戰(zhàn)略性高技術發(fā)展”的重要建議。3月5日，鄧小平批示：“此事宜速決斷，不可拖延”。隨后，國務院組織全國200多位著名專家學者進行了充分的專題研究，制訂出我國第一個“軍民結合”的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863”計劃。朱光亞作為國務院高技術計劃協(xié)調指導小組的成員和國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學家，親自參與組織和指導了專家論證工作以及《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863計劃）綱要》的起草。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了《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863計劃）綱要》，這一計劃開始實施。按照工作分工，朱光亞除參與整個“863”計劃的指導協(xié)調外，一直具體負責航天領域和先進防御技術領域的組織實施領導工作，對確定兩個領域及相關主題的發(fā)展方向與目標，發(fā)展戰(zhàn)略、方針和技術路線，以及遴選專家委員會、專家組的人選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近20年來，在他的領導下，兩個領域積極貫徹軍民結合、有限目標、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等方針，均取得巨大進展，為國家高技術發(fā)展和國防實力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核軍備控制研究和交流
20世紀80年代，朱光亞注意到隨著我國改革深入和開放擴大，世界形勢特別是軍控形勢直接影響著我國尖端武器技術的發(fā)展。他提出，我們不能兩眼不看世界風云，只顧埋頭搞武器研究。從此，朱光亞開始倡導并組織核軍備控制研究，認為這是維護世界戰(zhàn)略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指出：軍備控制不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問題，還涉及許多科學技術問題，我們要從科學和技術上支持國家外事工作。他多次召集有關同志研究工作，討論如何擴大研究隊伍和深化研究，提出要在工作實踐中發(fā)現(xiàn)人才，搞一個干實事的小組。在他親自動員和領導下，成立了由核技術、軍事、外交等領域專家組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研究組織，廣泛深入地開展軍控研究和交流工作。他提出了明確的工作方針和研究方向，還親自參加許多具體工作，使我國核軍控研究開展得有聲有色，取得了豐富成果，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國國防科技發(fā)展和外交斗爭。
1991年10月，朱光亞率中國科學家小組赴美，與美國科學院國際安全與軍備控制委員會（CISAC）進行雙邊學術交流。這是他自1950年從密執(zhí)安大學歸國之后時隔41年第一次踏上美國國土。交流會上，他親自向美國同行介紹我國軍備控制研究的成果，宣傳我國的立場和觀點，取得良好效果。他為能夠參與軍備控制研究這一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工作感到欣慰。
開創(chuàng)中國工程院事業(yè)
1994年，作為我國工程技術界最高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的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在6月初舉行的中國工程院成立暨首屆院士大會上，朱光亞又一次眾望所歸，以全票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在身兼多項重要領導職務的情況下，他以一貫的務實作風，領導了中國工程院開創(chuàng)基業(yè)的繁重工作。在任內的4年時間中，他主持開展了3次院士增選，使院士人數(shù)由成立時的首批96人擴大到448人。為了確保增選工作健康、順利，每次增選開始前，他都要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發(fā)揚民主的基礎上，由主席團審議制定一系列既針對現(xiàn)實情況又體現(xiàn)長遠發(fā)展需要的操作辦法，并在每輪評審、選舉院士會議上親自向全體院士作出說明，以便就如何全面理解、準確把握、嚴格堅持院士的標準條件取得共識，共同遵循。中國工程院成立時，學部設置中沒有涵蓋醫(yī)藥衛(wèi)生領域，朱光亞就任院長后，接到的第一份文件談的就是有關方面和一批院士呼吁在中國工程院成立醫(yī)藥衛(wèi)生學部的問題。經(jīng)中國工程院主席團第一次會議研究，他親自到衛(wèi)生部約請部長陳敏章和有關專家商討醞釀，回來后又經(jīng)主席團研究，向國務院上報了關于在中國工程院增設醫(yī)藥衛(wèi)生學部的請示。經(jīng)國務院批準和以吳階平為組長的領導小組的認真籌備工作，于1995年1月底遴選出該學部首批30名院士，正式組建了醫(yī)藥衛(wèi)生學部。在全體院士的共同努力下，學部在全國醫(yī)藥衛(wèi)生界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在國際上也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中國工程院成立時工作千頭萬緒，院士人數(shù)不多，學科專業(yè)涵蓋不夠廣泛，但以朱光亞為首的主席團和院領導仍絲毫沒有放松中國工程院為國家提供咨詢建議的重要使命，不僅接受有關方面委托做好咨詢，還發(fā)動各學部和廣大院士圍繞“九五”計劃或科技、經(jīng)濟發(fā)展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主動咨詢，很多意見被采納，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主持創(chuàng)建中國工程院的許多基礎工作中，朱光亞始終把加強學風道德建設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每次增選院士的評審、選舉會議上，他都語重心長地要求院士們超越部門、系統(tǒng)、專業(yè)的局限，從成就、貢獻和學風道德兩個方面全面把握院士的標準條件，自覺抵制各種不正之風對增選工作的影響，使中國工程院院士這個集體真正成為全國工程技術界的榜樣。他極力主張并主持建立了以潘家錚、侯祥麟為正、副主任的中國工程院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該委員會先后制定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工作中院士行為規(guī)范》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學道德行為準則》，并規(guī)定了違反準則的處理辦法，得到廣大院士的積極響應，在全國科技界產(chǎn)生了良好影響。
朱光亞 - 教育事業(yè)
1991年5月在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光亞眾望所歸，被選為中國科協(xié)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繼李四光、周培源、錢學森等著名科學家之后，成為這個全國性統(tǒng)一的科技工作者群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在每年一度代表常務委員會向全國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報告中，他反復闡述要從黨的群眾工作和國家科技工作兩個方面，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協(xié)工作在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對科協(xié)在經(jīng)濟體制轉軌的大形勢面前堅持團體性質和正確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珍視老一輩科學家在舊中國艱難環(huán)境和條件下開創(chuàng)的民主辦會的寶貴經(jīng)驗，提出要處理好科協(xié)機關逐級負責的運行機制與科協(xié)團體民主辦會、搞好服務的關系，把二者統(tǒng)一到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上來，使民主辦會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進一步發(fā)揚。
1994年3月16日，朱光亞代表中國科協(xié)界委員在全國政協(xié)八屆二次會議全體大會上作了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呼喚全社會切實尊重科學”的大會發(fā)言，博得全場多次長時間的掌聲。這個發(fā)言高舉科學大旗，對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進程中出現(xiàn)的多種不尊重科學、不尊重人才的現(xiàn)象以及打著科學的旗號進行欺詐的偽科學行為進行了揭露和抨擊。特別是針對汪誠信等5位科技專家因宣傳科學滅鼠而被有關法院一審宣判敗訴的嚴重事件，代表中國科協(xié)嚴正表示堅決支持5位專家上訴，有力地維護了科學的尊嚴和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權益，在科技界、司法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這次會上，朱光亞當選為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
朱光亞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學家和科技界的領導人，十分關注我國科技事業(yè)后繼有人、興旺發(fā)達，對扶植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長不遺余力，傾心支持。在他任中國科協(xié)主席的5年間，中國科協(xié)舉辦了首屆和第二屆青年學術年會，還舉辦了多期由青年學者自己主持的“青年科學家論壇”，得到海內外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普遍歡迎和肯定。在1992年4月25日舉行的首屆青年學術年會開幕式上，他以年會主題“科技增強國力，青年開創(chuàng)未來”為題發(fā)表講話，深情地對與會青年學子表示：“相信你們將無愧于我們的偉大事業(yè)，無愧于我們的時代。希望當你們在21世紀采擷的時候，人們會說，這是他們最光榮最美好的時刻。”
1992年5月，為祝賀周培源90華誕，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xié)聯(lián)合舉辦了一次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lián)誼座談會。嚴濟慈、周培源、趙忠堯、汪德昭、王淦昌、吳大猷、任之恭、吳健雄、王承書、王大珩、馬大猷、彭桓武、黃昆、楊振寧、李政道、朱經(jīng)武等海內外幾代物理學家聚集于釣魚臺芳菲苑，錢三強因病重而遺憾地缺席。由于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因公出國，身為中國科協(xié)主席的朱光亞代表兩個主辦單位主持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離別42年后，朱光亞欣喜地見到了85歲高齡的恩師吳大猷。朱光亞在晚宴開始時代表主辦單位致辭，概括了這次盛會的三個特點，一是從時間跨度講，在座的有好幾代物理學家，象征物理學界群星輩出，興旺發(fā)達；二是從空間跨度講，是海峽兩岸和海內外物理學界的歷史性聚會；三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會見，再次表達了對發(fā)展我國科技事業(yè)的高度重視，對科學家的極大尊重。因此，世紀之交的這次活動，將載入中國物理學乃至中國科學技術的史冊。
朱光亞1996年后擔任中國科協(xié)的名譽主席，對科協(xié)工作仍十分關心和支持。他主持中國科協(xié)全國委員會工作期間為科協(xié)的改革、發(fā)展作出的貢獻，成為科協(xié)歷史上光輝的篇章。
朱光亞 - 學術成果
他早期主要從事核物理、原子能技術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發(fā)表有《符合測量方法：（Ⅰ）β能譜》、《符合測量方法：（Ⅱ）內變換》、《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的物理參數(shù)的測定》等論文。60年代，他負責并組織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究、設計、制造與試驗研究、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國防科學技術研究發(fā)展及軍備控制問題研究等工作，為中國垓科學技術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是中國原子彈、氫彈科技攻關組織領導者之一。曾參與了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試驗和研制，后又相繼組織實施了核電站籌建（如秦山核電站）、核燃料的生產(chǎn)以及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項目的研究開發(fā)計劃，并參與了“863計劃”的制定與實施。還參與了“中國工程院”的籌建工作。
1957年從事核反應堆的研究工作，領導設計、建成輕水零功率裝置并開展了堆物理試驗，跨出了中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國核武器研制的科學技術領導人，負責并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制工作。
1962年主持編寫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對爭取在兩年內實現(xiàn)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目標起了重要作用。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歷次原子彈、氫彈的試驗，為“兩彈”技術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70年代以來參與組織秦山核電站籌建和放射性同位素應用開發(fā)研究，80年代后參與國家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國防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工作。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朱光亞 - 榮譽獎項
40多年來，朱光亞始終處于我國核武器發(fā)展科技決策的高層。在核武器技術發(fā)展的每一個重要關鍵時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決心。無論是發(fā)展方向的抉擇和決策，還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試驗關鍵技術問題的決策，他都起到了主導作用，為中國特色核武器事業(yè)的持續(xù)快速發(fā)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大會上，朱光亞與其他22位功勛卓著的科學家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這是我國科技界的至高榮譽。
朱光亞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曾當選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屆至第十四屆中央委員。他是第三屆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八屆、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歷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先后當選為中國核學會第一屆、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名譽主席；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主席團名譽主席。
1980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物理學部委員。
1985年，《原子彈的突破和武器化》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1988 年，《我國核武器大氣層核試驗的總體設計和組織實施》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曾獲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1996年11月，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由他主持的由軍內外200多名專家參加撰寫的《2000年中國國防科學技術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獲全軍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2004年12月，為表彰朱光亞對我國科技事業(yè)特別是原子能科技事業(yè)發(fā)展做出的杰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將我國國家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
朱光亞 - 人物軼事
高尚情懷
1996年朱光亞將獲得的何梁何利獎100萬元港幣全部捐贈給中國工程科技獎助基金會，用以獎勵中國優(yōu)秀工程科技專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萬余元稿費捐贈給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基金會。他在把金錢捐贈出去的同時，對子女則注意知識傳授。“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高考恢復，耽誤學業(yè)的三個子女的文化課補習中，數(shù)學、物理由他指導，化學則由妻子負責。他輔導孩子時主要傳授思考問題的方法，讓他們學會舉一反三，并根據(jù)每個人的特點，提出選擇專業(yè)的建議。
業(yè)余愛好
朱光亞喜歡音樂，少年時代曾參加學校合唱團，青年時代在密執(zhí)安大學合唱團唱過男高音，擔任樂隊指揮。如今家中收藏許多歐洲古典音樂名曲的光盤、錄音帶、唱片，并喜歡欣賞音樂會。他還喜歡讀中外名著，有許多藏書。還喜歡打乒乓球，對于有中國隊參加的國際體育賽事，如世乒賽、女排五連冠大賽，他盡量不放過直播機會。
朱光亞 - 總理看望
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9年6日上午冒著細雨，登門看望了這位在原子彈、氫彈研制中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2010年8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登門看望了為我國科技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作出重要貢獻的朱光亞先生，向他獻上寓意吉祥和祝福的鮮花，致以深情的問候和良好的祝愿。
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和科學家交朋友。每年登門看望德高望重、貢獻卓越的老一代科學家，已經(jīng)成為他就任總理以來的慣例。
朱光亞 - 朱光亞星
2004年12月，為表彰朱光亞對中國科技事業(yè)特別是原子能科技事業(yè)發(fā)展做出的杰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將中國國家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總裝備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2004年12月26日在北京聯(lián)合舉行朱光亞院士科技思想座談會暨“朱光亞星”命名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座談會和命名儀式。 會議高度評價朱光亞為我國科技事業(yè)和國防現(xiàn)代化建設建立的卓越功勛，充分肯定他在50多年的科技工作實踐中所形成的寶貴的科技思想，熱情贊頌他對黨、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
朱光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他作為新中國核事業(yè)特別是“兩彈”事業(yè)的元勛和主要技術負責人之一，和許多著名科學家一起，負責并組織領導了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制工作，為原子彈、氫彈的技術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為我國建立精干、有效的核自衛(wèi)力量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勛。他以一位戰(zhàn)略科學家的遠見卓識和卓越的領導才能，參加了歷次國家中長期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工作，參與了國家“863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組織領導了歷次國防科技與武器裝備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為保證我國科學技術和國防科技的正確發(fā)展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權威性、決定性的重大意見，有力推動了我國科學技術和國防現(xiàn)代化建設的發(fā)展。他在從事科技工作50多年的實踐中，形成的以技術決策、領導藝術、科學作風等為內涵的科技思想，是中國科技界的寶貴財富。
他對黨、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的高尚情懷，孜孜不倦、畢生以求的科學探索精神，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謙虛謹慎、誨人不倦的治學態(tài)度，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崇高風范，充分體現(xiàn)了新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貴品德，為廣大科技工作者樹立了學習的典范。 為表彰朱光亞對我國科技事業(yè)特別是原子能科技事業(yè)發(fā)展做出的杰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將我國國家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會上宣讀了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向朱光亞頒發(fā)了“朱光亞星”命名證書，并贈送“朱光亞星”圖片。朱光亞致答謝辭。 曹剛川、劉延東、徐匡迪和宋健、錢正英，中央軍委委員李繼耐、陳炳德出席會議。會議由中國科協(xié)主席周光召主持。 有關方面負責人，老科學家、青年科學家代表先后在會上發(fā)言。國家有關部委、解放軍四總部、有關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軍工集團公司的負責人，參與“兩彈一星”建設的部分老領導、老專家，以及部分著名科學家等出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