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 - 簡歷
1931年在哈爾濱參加反日大同盟。曾任《國際協(xié)報》記者及文藝副刊主編。創(chuàng)辦《文藝》周刊。1941年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曾任延安《解放日報》編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延安分會理事、《東北日報》副刊部部長兼東北文藝家協(xié)會出版部副部長、《東北文藝》副主編。建國后,歷任東北文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文聯(lián)第二屆委員,中國作協(xié)第一、二屆理事。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白朗 - 家庭
白朗是沈陽人。1912年8月20日生于城里小西關,原名劉東蘭。羅烽(1909.1 2.13—1991.10.23)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歲。祖父劉子揚是沈陽有名的中醫(yī),后來當了黑龍江省督軍吳俊升的軍醫(yī)處長,羅烽父親則在軍醫(yī)處擔任擬稿員。這時,白朗和羅烽兩家先后搬至齊齊哈爾,住在同一個院子里,他們二人青梅竹馬,度過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十一歲時喪父,不久祖父失業(yè),患病去世。這使家庭生活發(fā)生了更大的變化。
白朗的母親善良忠厚,非常喜歡羅烽,將大女兒許給了他。但不久,大女兒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將白朗許給了羅烽。1929年十七歲的白朗同羅烽結婚,他們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
年輕的白朗,因受新思潮和已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羅烽的影響,十分厭倦舊式家庭生活,她像樊籠里的云雀渴望藍天一樣的渴望著新的天地。
白朗 - 經(jīng)歷
1929年羅烽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擔任黑龍江省呼蘭縣至北安的“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北滿最早的產(chǎn)業(yè)工人支部)的宣傳干事,他一面工作,一面秘密從事編印地下刊物工作。他常常早出晚歸,曾引起婚后不久的白朗對他的懷疑,以為哈爾濱有他的“情人”。1931年,當東北被強盜攫取,白朗的愛國主義感情在痛苦里輾轉的時候,羅烽把自己的隱秘向她公開了。那長方形的油印小冊子上的蠅頭小字,像希望之火在跳躍,像旗幟在飄揚,那上面,除了拯救失土的策略和步驟外,對未來新社會的建立也有周密的計劃和理論。刊物上的每句話,都是白朗的心里話,她找到了新的世界,政治上有了寄托。以后,她讀了不少新書和文件,眼界開闊了。白朗回憶說:“從此,我的智慧開了,我開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著真理, 追求著光明,追求著我所不懂的一切……”不久,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她,開始了新的生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楊靖宇,親自指派巴來 (金劍嘯)和白朗助羅烽工作,白朗從此成了羅烽的得力助手:幫助他保存文件、 資料,刻寫蠟板,印刷刊物;她還變賣了結婚首飾,以支持抗日宣傳經(jīng)費的不足。此后,白朗的家,成了一個反滿抗日的中心,編印小報的印刷機關。反日同盟會開會,也常在她家召開。
1933年初,羅烽擔任北滿省委候補委員和哈爾濱東區(qū)區(qū)委宣委,同巴來一起負責北滿文藝宣傳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進步報紙《國際協(xié)報》,先任記者,后主編每天半版的該報副刊《國際公園》和《兒童》、《婦女》、《體育》等周刊。在羅烽的具體幫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繼日地工作著。同年,又主編新創(chuàng)刊的大型周刊《文藝》,得到蕭軍、蕭紅、舒群、金人、林玨、梁艸倩等作家的支持,成為與長春《大同報》創(chuàng)刊的《夜哨》齊名的反滿抗日文藝陣地。這兩個刊物,在 大城市知識界和抗日聯(lián)軍、游擊隊里都有廣大的讀者。白朗團結了一批進步文藝工作者,結識了蕭軍、蕭紅和金人等東北作家。這期間,她還參加了星星劇團,并從 事文藝創(chuàng)作,這是她文學生涯的開始,她以劉莉、弋白等筆名發(fā)表了不少散文和小 說。她的第一篇創(chuàng)作,是描寫兩代人的隔膜、歌頌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 保守與落后的中篇小說《叛逆的兒子》,在《夜哨》上連載了十一期,在《國際協(xié) 報·文藝》上連載了小說《悚栗的光圈》、《四年間》、《逃亡日記》及《琴音》、 《她一直望到黎明》等。這些作品,無不有著濃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字里行間透露著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學道路最早的足跡,是她在東北淪 陷時期留下的寶貴財富。
1934年,松花江蜷臥在北國漫漫黑夜里,白色恐怖籠罩著哈爾濱的每條大街每條小巷。3月,北滿省委遭到大破壞;6月,羅烽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白朗受著敵人的嚴密監(jiān)視,生活上感情上都負擔沉重:一方面她要東奔西走營救羅烽,照顧老人、承擔家務;一方面還得堅持編好副刊,繼續(xù)與敵人作戰(zhàn)。年輕的白朗,沉著、冷靜,以頑強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樣,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和考驗。白朗說:“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 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歸依于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懼呢?”在危險的環(huán)境里,她編發(fā)了四十八期《文藝》周刊,曾累得昏厥過去、流了產(chǎn)。她每夜都伴著不眠的燈,聽著雞鳴、犬吠、梆聲,盼著黎明。這一段苦難的生活,為她一生投奔光明、參加革命打下了基礎,其中,楊靖宇對她的教育和影響最大。
1935年初,羅烽被判為共產(chǎn)黨嫌疑犯,經(jīng)過黨的活動、白朗的奔走、呼海鐵路二百多職工、同事捐款營救,以重金賄賂了日本領事館的高級人員,方保釋出獄。出獄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護白朗夫婦和老人上了火車,逃離腥風血雨的哈爾濱。在沈陽一個小店里,白朗和母親、弟弟匆匆見了一面,便告別了故鄉(xiāng)的骨肉和田園;當黑夜吞沒了大海的時候,他們登上了從大連開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蕭軍和蕭紅。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師家里,白朗夫婦和蕭軍、蕭紅共同生活了三個月。當時二蕭發(fā)表文章還不算多,正在為《八月的鄉(xiāng)村》和《生死場》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狽;如果他們長期住在一起,互相影響,就很難寫出東西,于是白朗夫婦搬到舒群、塞克住的美華里亭子間。在那里,大家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舒群、塞克、沙蒙等人更苦,沒有正常的收入,經(jīng)常沒有飯吃。白朗夫婦剛到上海,身上還有點錢,包一個客飯,為大家都能吃一點,經(jīng)常同這些窮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經(jīng)懷孕;動亂的生活使她無法動筆創(chuàng)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藝界“兩個口號”之爭激烈的時候,羅烽參與了這場論爭,而白朗卻在極壞的條件下,潛心寫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輯里的絕大部分散文,就是這個時期寫的。這些散文多是“從個人的角度抒發(fā)個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為某一時代的青年的一種思想動態(tài),也許還不失它的典型性!蓖瑫r,從那些描述中,“有關東北淪陷后敵寇的殘暴、狡獪以及對革命力量的瘋狂迫害,也許不無一點跡象可尋的!保ā对乱沟嚼杳鳌で坝洝罚┻@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過的一段路程,那許多斗爭和往事構成了她的思想軌跡,“可以窺見一個小知識分子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里,是怎樣從無知趨向覺醒,由單純的愛國主義走進無產(chǎn)階級的陣營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后,白朗結識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家白薇,當時她們是鄰居。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藝家協(xié)會,和金人合編了《夜哨小叢書》,寫了《伊瓦魯河畔》、《輪下》、《生與死》、《一個奇怪的吻》、《珍貴的紀念》等短篇小說,后來編入題為《伊瓦魯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本集子里。這些小說,描寫了在偽滿、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隸、有血氣的最普通的中國人所昭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1937年9月,在敵人的狂轟濫炸中,白朗夫婦和沙汀、任白戈、舒群、麗尼、杜談等幾十個文藝界的人(包括家眷),第一批撤離上海,來到武漢。當時,武漢、長沙是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集中地,也是他們?nèi)ブ貞c、桂林等地的中轉站。白朗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的一些活動,參與了羅烽、聶紺弩、麗尼編的《哨崗》的編務和丁玲、舒群編的《戰(zhàn)地》的組稿、發(fā)行工作,還招待南來北往的文藝界朋友,楊朔、呂熒等人便常住在他們家里。羅烽只身投軍山西臨汾,白朗獨自承受著一家老幼的生活和感情上的折磨;在文壇她不甘寂寞,以 《西行散記》為題,發(fā)表了十幾篇記述她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文章,留下了時代的真實的影子。這些散文于1941年結集出版,1944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再版。
1938年夏,白朗和羅烽先后到達四川重慶,在上游的江津找了一間房子,住了三個月,蕭紅也曾在她家小住。在重慶,社會動蕩,物價飛漲,生活是累人的,一家老小,生活更是苦上加苦。為了躲避幾十架、上百架日本飛機的空襲,他們不得不多次遷居。
1939年夏,白朗下了很大的決心,丟下母親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羅烽、楊朔、宋之的、楊騷、葛一虹、方殷、袁勃等十四位作家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組織的“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周恩來親自推舉剛從英國回來的王禮錫任團長。她曾說:“我愛我的孩子,同時,我更愛那偉大的工作!彼释Z轟烈烈的斗爭!她和其他男同志一樣,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和男同志一起攀華山鐵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峽,跨軍馬馳騁在中條山和太行山上,慰勞抗日將士。祖國如花似錦的河山,人民偉大的斗爭精神,都深深地激動著她,那顆火熱的愛國之心,又增加了幾分火熱。返回重慶后,在不安定的日子里,白朗以日記體報告文學的形式,寫出了生動記錄這次難忘的作家訪問團的戰(zhàn)斗生活的《我們十四個》,后由上海雜志公司出版。1940年初,她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老夫妻》,作為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叢書,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這部小說,主要刻劃、描寫了自私、吝嗇的守財奴張老財?shù)男蜗,在日寇奸淫燒殺無惡不作的血的教訓下,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從愚昧中醒來,改變了原來的性格,積極支持抗日。張老財?shù)霓D變,反映了抗日斗爭的一個側面。這部中篇的誕生是她這次戰(zhàn)地訪問的直接結果。這時期,白朗還創(chuàng)作了一些以東北淪陷為 題材的《淪陷前后》、《輪下》、《憶故鄉(xiāng)》等短篇小說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變后,反動派到處屠殺進步人士。在周恩來的關懷下,白朗以八路軍辦事處家屬的身分,同草明等人乘車赴延安,途中曾在川北、漢中等地屢遭國民黨軍隊的武裝攔截、檢查。稍后,羅烽化裝為榆林鄧寶珊軍部軍政人員同艾青、張什、嚴辰、速斐等人也到了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報》當副刊編輯,艾思奇為副刊主任,同陳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華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延安分會工作一個時期,任理事;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在艾青主編的“文抗”延安分會機關刊物《谷雨》上發(fā)表描寫羅烽于1934年入獄后,她在獄外的遭遇及苦難生活的《獄外記》,還寫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如蕭紅在香港病逝后所寫的《遙祭蕭紅》等。
1943年,白朗入中央黨校三部學習一年多,在那里參加了整風,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八·一五’舊本投降。白朗和羅烽于9月離延安奔赴東北故鄉(xiāng)開辟工作。一百四十多名的干部大隊,沿著秋山和長城,行行上止,神出鬼沒地穿過許多封鎖線,整整走了三個月,在大雪紛飛的12月,這個東北支隊才到達遼寧阜新,準備進入沈陽。但這時,國民黨中央軍已經(jīng)占領了沈陽。于是東北支隊在西滿挑南一帶建立了吉江軍區(qū),他們住在老百姓家里,白朗負責軍區(qū)《前進報》副刊和“前進”文工團的建團工作,參加了東北的解放戰(zhàn)爭。那段生活過得艱苦而緊張。當時政治上匪十分猖狂,經(jīng)常在后方騷擾、打黑槍,前方的仗打得更激烈。
1946年,白朗來到第二故鄉(xiāng)哈爾濱,被選為哈爾濱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擔任《東北日報》副刊部長、《東北文藝》月刊副主編、東北文藝家協(xié)會出版部副部長、東北作家協(xié)會輪執(zhí)主席在人手極少的情況下,開拓著解放區(qū)的文藝工作,為其繁榮和發(fā)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間,她曾深入農(nóng)村,參加土改。這段生活,后來她寫成六個短篇小說,輯為《牛四的故事》,于1949年由香港新中國書局出版。她在《前記》里說:“這些作品的產(chǎn)生,是由自己開始進入農(nóng)村,……與農(nóng)民接觸,向農(nóng)民學習的結果。從而認識了自己,改進了自己,同時呢,也正是改變創(chuàng)作風格的開端,這是與過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這個集子描寫了東北解放前農(nóng)民在黑暗制度統(tǒng)治下所受的折磨和苦難,也描寫了農(nóng)民分得土地的歡樂。故事都是普通的故事,但都有其生活的典型性。在白朗看來,這本極為通俗的集子表現(xiàn)了她新的藝術思想,創(chuàng)作又向前跨進了一步。
沈陽解放后,白朗回到了久別十余年的家鄉(xiāng)。那塊曾是沒有春天的土地生了她,她愛那遍野的紅高粱和苣荬菜。但她的寡母和弟弟都未能熬過十余年亡國奴的人間地獄生活,而早已離開了人世。這在她的感情里留下不少悲凄。
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她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代表大會(即第一次文代會),同年12月又參加東北文聯(lián)和東北文藝工作者協(xié)會的成立大會。
多年的流浪和戰(zhàn)斗生活,使得白朗沒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創(chuàng)作,東北作家協(xié)會成立后,她便立即從事專業(yè)寫作。
1950年,白朗用了三十個晝夜,一氣呵成著名的優(yōu)秀中篇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這個中篇先后印行了十四版,二十余萬冊。被譯成日文和朝鮮文,還出版了縮寫本《真正的老師》,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排印行。
《為了幸福的明天》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反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作品的主人公邵玉梅是一個貧苦人家揀回來的苦孩子,從小受盡了虐待,但也養(yǎng)成了她的 吃苦耐勞、樸實善良的性格。新中國的建立,給她帶來了光明,她入了軍工廠,得到了徹底解放,過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共產(chǎn)黨的教育下,她不斷提高覺悟,從一個無知識的普通人,成長為工人階級的一員。為了愛護工廠,幾次光榮負傷,以致殘廢。但她從不灰心,總是奮力自勉,決心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貢獻給人民的事業(yè)。
作品的故事是以最后一次搶救邵玉梅為線索展開的,結構新穎,不落俗套,有倒敘、插敘、回憶及人物細膩的心理描寫,藝術成就是很高的。這部中篇小說不僅生動地描寫了英雄人物,同時還表現(xiàn)了建國初期東北社會生活的新風貌,新風氣,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系,中蘇友誼,組織對邵玉梅的關心、愛護,人民對她的愛戴。篇中有許多對純潔女性心靈美的成功描寫,感人至深,催人淚下。這部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是當代文學史上較早地描寫工人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功嘗試,是文學史上的優(yōu)秀作品。
1950年至1955年,是白朗工作最緊張、創(chuàng)作最多的五年。解放初期,工人、農(nóng)民、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白朗更是信心百倍地工作著、寫作著。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她便往返于中國——朝鮮的衛(wèi)生列車上接送傷員,那些難忘的日日夜夜,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斷激動著她,于是創(chuàng)作了描寫衛(wèi)生工作者在抗美援朝醫(yī)療戰(zhàn)線上斗爭的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書中生動、細膩地描寫了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醫(yī)務工作者、乘務員的忘我犧牲和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及高度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
1951年,白朗以國際婦聯(lián)調查成員的身分赴朝鮮戰(zhàn)場,參加了調查美國和李承晚暴行的活動,參加起草《告世界人民書》,揭發(fā)、控訴反動派的滔天罪行;同年秋,奉命代表蔡暢、鄧穎超兩位領導到索非亞參加國際婦聯(lián)執(zhí)委會。1952年隨巴金等人到朝鮮戰(zhàn)地訪問;9月,奉周恩來總理委派,陪同英國朋友、作家、工黨議員費爾頓夫人再次赴朝鮮訪問;12月,出席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1953年又應費爾頓夫人的邀請、奉周總理之命出訪英國并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三八”婦女節(jié),因保守黨政府拖延簽證而未能成行;同年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大會,會后去赫爾辛基參加芬蘭婦女大會;7月回國,翌日即換上志愿軍軍裝參加以羅烽為組長的訪問組奔赴朝鮮開城,同時參加了在板門店舉行的朝鮮停戰(zhàn)簽字儀式;8月,參加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又一次當選為全國文聯(lián)委員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婦聯(lián)委員,1956年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如開的亞洲作家會議。 她作為中國五十年代的國際風云人物,還訪問過蘇聯(lián)、丹麥、奧地利、緬甸等國,為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成績。
作品內(nèi)容白朗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女作家、社會活動家、和平戰(zhàn)士。在解放后最初的幾年中,她以自己的卓識、膽量和才能,為祖國人民與世界和平做了大量既勞心又勞力的工作。在創(chuàng)作上,這時期是她的豐收季節(jié),除以上提到的作品外,還先后出版 了報告文學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圖書公司出版)、《鍛煉》(1957年,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十四個女先進生產(chǎn)者》(1956年,中國婦女雜志社出版), 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明》(1955年,作家出版社)。白朗的散文所涉及的內(nèi)容相當廣泛:有對敵人的鞭笞、控訴,對革命的向往、追求,對斗爭和往事的回憶,個人感情的抒發(fā),旅歐、赴朝的記錄,對戰(zhàn)爭的憎恨,對和平的熱愛,以及祖國的偉大變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交織成的人類的愛。這些散文,是白朗靈魂的鏡子,是她革命一生所留下的閃光的腳印,是她成長的記錄。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時有不測風云和狂風惡浪的驟起。正當白朗勤奮寫作和工作的時候,于1958年春,在反右斗爭中,她被誣為有為“丁(玲)陳(企霞) 反黨集團”通天翻案之“罪”,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所謂“天”,系指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1956年,白朗為了潛心創(chuàng)作,避開會多、運動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這時,恰恰周總理和鄧穎超也在那里。他們問白朗:為什么要批判丁玲。白朗講了從1955年以來對丁玲批判斗爭的情況,還表示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認為這種斗爭太過了,不同意對所謂“一本書主義”的批判,“在創(chuàng)作上,我自己就是抱著爭取多為黨工作而寫作的,那就是要為人民至少寫出一本像樣的書!碑敃r,鄧穎超說:“在我們和丁玲的接觸中,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她是一個反黨分子!”她還非
常感慨地對白朗說:“老頭兒(指總理)時刻關心運動,他也憂心出現(xiàn)老毛。荷线呉裁,下邊就給什么……”這句話,正切中了反右斗爭錯誤的要害。白朗雖沒有對誰重復鄧穎超的話,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劃成右派分子。羅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發(fā)表的《還是雜文的時代》進行大規(guī)模的“再批判”,也被錯劃成右派分子。
白朗 - 蒙冤
1958年4月,他們蒙著奇冤,被趕出北京,送到遼寧阜新煤礦勞動改造。當白朗 離開北京的時候,她滿懷激憤地預言道:“有一天,我會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的,因為我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輩子的決心從未動搖過。真正的馬列主義的黨,也決不會拋棄一個真正擁護馬列主義的共產(chǎn)黨員,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仍然會肅立在黨旗下面盡情高唱《國際歌》,黨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獻出我的生命!边@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難中的自白!
白朗,沉默著、勞動著;她沒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變成一塊燃燒的煤,也投入祖國的建設之中。后來,她被調到阜新地毯廠(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樣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氣腫和氣管喘息,在這沉重的勞動中加重了。疾病摧殘著她,勞動折磨著她,政治壓迫著她。在三年半的時間里,她在勞動上花費了勞力,但卻沒有得到半分報酬,連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錢。
幾年熬煎后,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調到阜新市文化館看稿子。這時,她振奮起來,創(chuàng)作激情襲擊著她,她要創(chuàng)作了。白朗從不空發(fā)宣言,她是一位肯于實踐的人。作家、藝術家也許都有一種習慣:任何時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藝術構思。那幾年,白朗如同被風暴拋入大海的一葉小舟,但驚濤駭浪終究沒有吞沒這位堅強的戰(zhàn)土,她是那樣執(zhí)著地愛著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
白朗是一位性格剛強的人,寧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會上,她竟從嘴里掏出假牙回擊那個誣陷她的家伙。政治受誣害、精神受折磨、肉體受摧殘的白朗啊,受到重創(chuàng)的靈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絕境,于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癥,但這次最重,她變得癲狂得怕人,摔東西,把床單撕成布條,指名道姓地大罵大人物,周圍的同志都為她的命運捏著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帶著一身還在流血的創(chuàng)傷,被運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兒家里“療養(yǎng)”。
白朗 - 平反
性格堅強,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經(jīng)歷過許多生離死別的時候,但她沒有流 過淚。然而,在周總理逝世的時候,她的眼角淌出了兩行長長的淚水。1976年“四五”運動爆發(fā)的那天,她那布滿陰云的臉,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癥好轉;翌年初,白朗——一個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復蘇了,二十一 年的冤案得到了徹底平反,給她恢復了政治名譽和文藝一級的待遇。
白朗 - 晚年
1979年,滿頭白發(fā)、歷盡苦辛的白朗,坐著手推車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不久,她從作協(xié)遼寧分會調回中國作家協(xié)會,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
從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后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閱了她的全部作品: 三個短篇小說集《伊瓦魯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兩個中篇小說《老夫妻》、《為了幸福的明天》,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散文集《西行散記》、 《月夜到黎明》,報告文學集《真人真事》、《一面光榮的旗幟》、《鍛煉》、《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使我對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會活動家有了極深的印象。如果她沒有這二十余年的遭遇,她能給我們寫出多少佳作?!這位叱咤風云的人物能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后一次訪問她,我讓她在我的紀念冊上題名留念,羅烽遞 給她一支金筆,她順手寫下了“白朗”二字,并說:“這是我十余年來第一次握筆寫字。”在場的女作家逯斐說:“白朗同志,您寫得太好啦!”是的,還是那樣瀟灑、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樣。這時,她當年那種英姿和風采,又重現(xiàn)在我的腦 !蚁M,這次相見,能是她的新的開始,揀回早被摔掉的筆來,勾銷“決不動筆再寫一個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愛和僧譜寫出由《搖籃曲》、《流亡曲》、《春光曲》、《進行曲》、《回春曲》組成的大型回憶錄《一曲未終》,作為新長征的開始……
白朗 - 主要作品
著有散文集《月夜到黎明》,短篇小說集《伊瓦魯河畔》,中篇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等。
白朗建國前出過散文《我們十四個》、《西行散記》和《一面光榮的旗幟》;小說則有《老夫妻》、《伊瓦魯河畔》和《牛四的故事》,而以建國后所寫的《為了幸福的明天》最為人稱道。
白朗 - 作品介紹
《牛四的故事》一九四九年二月由哈爾濱光華書店初版,隨即由香港新中國書局在同年六月又印了一版。此書收《牛四的故事》、《顧慮》、《復仇》、《孫賓和群力屯》、《棺》和《老程的自述》六個短篇,寫的都是她一九四六年在東北下鄉(xiāng),參加土改時所見所聞的故事。白朗在《前記》中,說這是「與農(nóng)民接觸,向農(nóng)民學習的結果。從而認識了自己,改進了自己,同時呢,也正是改變創(chuàng)作風格的開端,這是與過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共贿^, 我還是比較喜歡她在巴金《文學叢刊》中《伊瓦魯河畔》那類型的小說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