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生，甘肅省清水縣人。1984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87年起專事曲藝研究。

　　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說唱文藝學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曲藝”學科主編，《曲藝學》集刊主編等。長期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國曲藝志》（29卷本）的編纂組織和學術審定工作，歷任總編輯部副主任、主任。著有《“說唱”義證》、《中國曲藝史》、《中國曲藝藝術論》和《中國曲藝通論》等專著多部，部分著述分獲“中國圖書獎”和“全國優(yōu)秀藝術圖書獎”等。

2018年1月24日，政協(xié)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吳文科當選政協(xié)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吳文科，男，漢族，常用筆名“聞克”。著名曲藝家�，F任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委員等職。1963年生于甘肅省天水市清水縣。自幼熱愛文學和曲藝，是甘肅省天水一中1980年的文科狀元。1984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后一度在一所�？茖W校教書三年。1987年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專門從事曲藝史論的研究工作。同時一直參與主持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暨藝術科研重點項目《中國曲藝志》（29卷本）的組織編纂和指導審定工作，歷任該項目總編輯部副主任、主任。1991年，被評為助理研究員。1995年，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2000年，晉升為研究員。2001年9月至2003年2月，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2003年2月至2005年9月，任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國家中心副主任�，F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術評議委員會委員。社會兼職有：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說唱文藝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曲藝”學科主編，國家古籍整理重大項目《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編纂委員會學術總顧問，《曲藝》雜志編委等。

　　吳文科的學術探索肇始于文學研究。最初的興趣是在先秦文學，后轉向明清小說特別是《紅樓夢》研究。1985年起，陸續(xù)發(fā)表了多篇紅學論文，涉及《紅樓夢》的人物研究、創(chuàng)作技法研究和改編影響研究等。1987年逐步轉向曲藝研究之后，還同時兼做文藝評論。

　　吳文科的曲藝研究是從參與編纂《中國曲藝志》開始的。《中國曲藝志》對中國曲藝歷史與現狀的記述，分“綜述”、“圖表”、“志略”和“傳記”四大部類，兼及曲種、人物、曲目（書目）、音樂、表演、舞臺美術、機構、演出場所、演出習俗、文物古跡、報刊專著、軼聞傳說和諺語口訣等等，遍涉曲藝本體和文化構成的各個方面。如此全面系統(tǒng)的編纂要求，和極其寬闊縱深的學術視野，使得這個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之于吳文科，成為一所大課堂。而全國各地眾多一流曲藝專家的廣泛參與，更使其編纂工作成為群賢畢集、集思廣益的學術大講堂。迄今為止，《中國曲藝志》的編纂工作歷時整整18年，已經完成并出版的地方卷共有15個，其它14個地方卷也將陸續(xù)完成。他本人因編纂《中國曲藝志》得以走遍全國，成為國內迄今為數極少的全面了解中國曲藝所有曲種及并熟悉掌握其文獻資料的學者之一。俗話說：“十年磨一劍”，吳文科就是在這樣的學術環(huán)境中，經過將近20年的學習、鉆研和磨礪，逐步成長為一代曲藝專家和知名學者的。他本人也因在《中國曲藝志》編纂中的特殊貢獻，于1997年和2004年兩度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表彰，被授予“編審成果二等獎”和“特殊貢獻個人獎”。

　　結合參與《中國曲藝志》的編纂工作，吳文科積極開展自身個人的研究和寫作。1994年出版了第一部論文集《“說唱”義證》，內容涉及曲藝史論、曲藝美學、曲藝文學、曲藝人物研究和曲藝創(chuàng)演評論等等方面。期間還結合研究工作主編出版了《王濟曲藝文集》和《中國相聲精粹》等。1998年，與人合著出版了簡明的《中國曲藝史》。而在主要進行史志性研究的過程中，他深感理論的貧乏嚴重影響著曲藝研究的有效推進。于是他將主要精力轉向曲藝基本理論的研究，并于2000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曲藝藝術論》。該書出版后反響較佳，獲得2002年頒發(fā)的第13屆“中國圖書獎”。后應出版社之約，他在廣泛聽取同行和讀者意見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加工修訂，2002年以《中國曲藝通論》之名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樣引起較好評價，獲2003年度頒發(fā)的第15屆“山西省優(yōu)秀圖書獎”一等獎，和同年由新聞出版總署頒發(fā)的第2屆“全國優(yōu)秀藝術圖書獎”三等獎。

　　隨著這些成果的面世，吳文科的學術地位得以逐步確立。1996年，他被聘為國家藝術科研重大項目《中華藝術通史·清代卷》副主編和“明代卷”及“清代卷”曲藝部分獨立撰稿人；1998年，被聘為總括20世紀中國百年發(fā)展歷史的8卷本大型史典叢書《20世紀的中國》“文學藝術卷”的主筆兼“導言”和“曲藝”部分獨立撰稿人；2001年，受聘擔任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的學術總顧問，執(zhí)行主編了《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潮州歌冊卷》（70冊，2000萬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2002年，受聘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2版）“曲藝”學科主編；2005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財政部聘為2005－2006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劇目評選委員會委員。同時，他還被國內一些大學聘為兼職研究員和客座教授。

　　從事曲藝基礎史論研究的同時，吳文科還熱切關注曲藝的創(chuàng)演現狀乃至整個文藝的發(fā)展動向，撰寫發(fā)表300多篇文章。由于曲藝研究的學術生態(tài)很不健全，全國范圍專業(yè)性的曲藝類學術刊物幾乎沒有。他的許多研究和思考成果，都是以“化整為零”和“拆大為小”的方式公諸于世的。其中許多文章和觀點被《新華文摘》等文摘報刊廣泛轉載或摘刊。還有一些文章獲獎，如2002年在《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第2期發(fā)表的論文《相聲發(fā)展的現實理路：盤點與清理》和2004年發(fā)表在《北京觀察》第3期上的論文《中國曲藝：當下困境與發(fā)展對策》，分獲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第三屆評論獎和第五屆理論獎；2004年在“全國文藝集成志書學術研討會”上提交并宣讀的論文《論<中國曲藝志>的編纂價值及其對曲藝藝術學科，被全國藝術科學規(guī)劃領導小組評為“優(yōu)秀論文”獎。

　　吳文科的學術探索肇始于文學研究。最初的興趣是在先秦文學，后轉向明清小說特別是《紅樓夢》研究。1985年起，陸續(xù)發(fā)表了多篇紅學論文，涉及《紅樓夢》的人物研究、創(chuàng)作技法研究和改編影響研究等。1987年逐步轉向曲藝研究之后，還同時兼做文藝評論。

　　吳文科老家在清水縣，現在他還擔任著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等職務。談到更名一事，吳文科說，前幾年南方一些城市為了突出當地獨特的文化資源，也作出了更名的決定。對此次秦城區(qū)更名為秦州區(qū)、北道區(qū)更名為麥積區(qū)，吳文科聽后十分高興，他認同市委、市政府做出的這一重大決定。

　　吳文科說：“更名后可能從短期內和客觀上有一些人不太理解，但是從長遠發(fā)展來看是很有必要的。更名突出了天水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優(yōu)勢，把天水目前的發(fā)展和古老的歷史文化很好地連接了起來，有利于外地人和本地的年輕人重溫歷史�！�

　　“既然更名了，就要通過更名來凝聚當地的人心，時時提高我們的覺悟�！弊鳛橐幻�天水人，吳文科認為更名對推動天水的文化、旅游、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協(xié)調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很有意義。他說：“在以前，秦城和北道這兩個名字不僅是一個地理符號，更名后則等同一個很有歷史文化品味和深刻內涵的文化符號。今后人們一提到秦州和麥積，就能馬上把古秦州幾千年厚重的文化積淀和麥積山石窟聯系起來。因此，從文化的角度講，更名為秦州區(qū)和麥積區(qū)很有意義。國內外的文學界人士和廣大讀者，一提起秦州就能想到杜甫當年流寓到此，在他最艱難的三個月時間寫了一百多首精美的詩篇；許多外地畫家一看到麥積的名字，便能與風光秀美的麥積山風景名勝區(qū)聯系起來，使人不由得從內心發(fā)出無限的向往之情�！�

　　吳文科說，從另一個方面講，天水市委、市政府做出這一重大決策，也是符合眼下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的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更能激發(fā)起全市人民熱愛家鄉(xiāng)，建設家鄉(xiāng)的信心和決心。

　　記者:六中全會第一次以文化的改革和發(fā)展為主題,研究制定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行動綱領,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您對這次會議的意義有何認識?

　　吳文科:正如我們從國內外對這次會議的特別關注與熱烈反響所看到和感受的那樣,十七屆六中全會由于第一次將文化議題作為執(zhí)政黨中央的全會主題進行專門討論并作出相應決定,其政治意涵和深遠影響不言而喻。

　　我個人體會,這首先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執(zhí)政理念與發(fā)展思想方面的更加自覺與成熟,對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促進文化建設與經濟、政治、社會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真正統(tǒng)籌協(xié)調,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更好更快發(fā)展,意義十分重大;其次,有力回應了全球化時代全面提升國家綜合實力不能忽視文化軟實力的時代課題,深刻解答了現代化進程中發(fā)展文化對實現國家強盛與民族復興的重要性與核心作用;同時,找到了解決中國社會諸多現實問題的思想鑰匙。

　　記者:全會要求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動力,努力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請您談談創(chuàng)新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

　　吳文科:對于文化的傳承而言,創(chuàng)新理念的確立和創(chuàng)新手段的運用都十分重要。但毋庸諱言,恰恰在如何處理好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上,長期以來存在著諸多的片面認識與錯位實踐。

　　首先,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中國共產黨早就有著清醒的理念與成功的實踐,那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蘿卜泥巴一起吃”和“臟水嬰兒一起潑”都不是正確的做法。關鍵是要認真學習傳統(tǒng),深刻把握傳統(tǒng)。不盲目、不迷信、不唐突、不褻瀆。新的文化建設環(huán)境既不能無視打著創(chuàng)新旗號對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進行無知解構的現象,也不能容忍褻瀆傳統(tǒng)和惡搞經典的錯誤做法繼續(xù)肆意橫行。

　　其次,藝術的創(chuàng)新必須建立在對自身傳統(tǒng)進行深刻繼承的基礎之上。以我所熟悉的曲藝創(chuàng)演為例,一個時期以來,由于不能很好地把握和處理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錯誤地將“戲劇化”、“歌舞化”和“雜耍化”當成了“曲藝創(chuàng)新”的主要路徑。這種現象警示我們: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學習和準確把握自身藝術的傳統(tǒng)與規(guī)律,才能正確地運用和開展創(chuàng)新。

　　再次,曲藝和雜技等傳統(tǒng)藝術要想在文化建設新的歷史征程中繼續(xù)更好地發(fā)揮作用,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通過創(chuàng)新發(fā)展業(yè)態(tài),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學科目錄的戶籍缺位與高等教育的機制缺失,極大地制約和掣肘著這些傳統(tǒng)藝術門類的現代發(fā)展,亟待有關方面在相關制度的設計上,盡早予以彌補和完善。

　　記者: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這對文藝創(chuàng)作者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吳文科:六中全會公報中對于文化包括文藝功能價值的表述,有了新的完善與調整,那就是: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fā)展。特別是在引領風尚和教育人民方面,文藝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負有特殊的責任。創(chuàng)作生產更多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yōu)秀作品,既是文化繁榮發(fā)展的重要標志,也是文藝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

　　面對當下文藝創(chuàng)演的種種弊端,我以為增強道義感、強化思想性,將創(chuàng)演的社會效益真正放到第一位,而非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才是正確的文藝經營之道。為此,必須注重和加強文藝的人才隊伍建設,大力倡導德藝雙馨之風,奉獻給社會健康向上的心靈雞湯與精神養(yǎng)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