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5年（1926）夏，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高中文科，為杭州學生聯(lián)合會代表，積極參與愛國學生運動。

1929年，高中畢業(yè)，北上投考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師從陳垣、鄧之誠、錢玄同等名師，得陳垣其賞識與指導，并給以經(jīng)濟資助，介紹去輔仁大學附中教語文，幫助解決生活問題。德賡常以燒餅充饑，整日埋頭于圖書館苦讀。大學畢業(yè)后，先后在安慶中學、杭州一中任教。

1936年回到北平，即在輔仁大學及附中任教。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因妻臨產(chǎn)，滯留北平。每日與陳垣閉門讀書，研討學問。曾作《鮚埼亭集謝三賓考》，借考證斥責漢奸賣國求榮；并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最高學術(shù)獎勵。

1943年底，反對漢奸曹汝霖任輔仁大學董事長，舉家南遷，離開輔仁大學。后應(yīng)李霽野、臺靜農(nóng)、魏建功之邀，任國立四川白沙女子師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長。

1946年回北平，任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長期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參加第二次赴朝鮮慰問團，上前線慰問志愿軍。

1950年12月，經(jīng)馬敘倫等介紹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

1955年，為支援外地院校，調(diào)蘇州江蘇師范學院，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6年，被選為民進中央委員，江蘇省民進籌委會副主任委員，蘇州市民進主任委員，并任江蘇省政協(xié)常委。

1962年，應(yīng)翦伯贊之邀，到北京編寫教材。

1964年，由教育部借調(diào)至京，協(xié)助陳垣點校新、舊《五代史》。1966年夏，被迫回江蘇師范學院參加“文化大革命”，身心備受摧殘。

1970年1月23日，在蘇州郊區(qū)尹山湖農(nóng)場勞動時，心臟病突發(fā)，救治不及而卒。1979年5月，平反昭雪。

柴德賡先生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主要講授中國歷史綱要、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教學法、史料與史學、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等課程，其主要著作有《史學叢考》、《史籍舉要》、《資治通鑒介紹》、《陳垣先生的學識》等；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參加點校《二十四史》。

柴德賡學識淵博，功力深厚，尤精于目錄學和文獻史料學。他繼承了陳垣“學術(shù)從目錄學入手”的治學方法，把目錄學視作治史的重要途徑。曾告誡后學要多讀多查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重視目錄學的基礎(chǔ)。他特別注重對史籍的考證梳理，他的遺稿《史籍舉要》內(nèi)容豐富，評論精辟，所評之書均廣涉其作者及著作時代、史料來源與編纂方法、優(yōu)缺點及在史學上的地位、注解與版本等，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根據(jù)各史著的具體情況，選擇介紹的內(nèi)容與重點也隨之而異。

柴德賡的治史成就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在五代史、宋史、明清史、辛亥革命史諸領(lǐng)域均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其早年成名作《鮚埼亭集謝三賓考》一文，對晚明史上的重要人物謝三賓的生平事跡作了詳盡的考證與論述，對其晚節(jié)不保、兩次降清作了批判，表達了柴先生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意識。這篇文章充分反映出柴先生用“精嚴縝密的考證方法”做學問的特色，發(fā)表后即得到學界好評；獲國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最高學術(shù)獎勵。

柴德賡在清代學術(shù)史方面的系列論文《王鳴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章實齋與汪容甫》、《試論章學誠的學術(shù)思想》等，明其師承，辨其源流，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

新中國誕生后不久，柴德賡即受中國史學會的委托，負責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歷時6年，成書凡8冊，共320余萬言，收錄了120多種資料，其中十多種資料屬于首次刊出，具有珍貴的價值。盡管由于主客觀的原因，這部資料集仍存在著不少問題或缺點，但卻為辛亥革命史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1955年柴德賡南調(diào)江蘇師范學院后，極為關(guān)注蘇州地方史的研究，不僅相繼撰寫了《從白居易詩文中論證唐代蘇州的繁榮》、《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等論文，還在指導學生調(diào)研時，在蘇州玄妙觀機房殿墻腳下發(fā)現(xiàn)了《永禁機匠叫歇碑》，并作了專門研究。這篇碑文成為學術(shù)界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最為重要的實物資料之一。

主要著作有《史學叢考》、《史籍舉要》、《資治通鑒介紹》、《辛亥革命》、《陳垣先生的學識》、《清代學術(shù)史講義》等。

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柴德賡點校新五代史》。

他畢生從事歷史教學，治學嚴謹，考據(jù)翔實，立論精辟，且口才流利，態(tài)度儒雅，誨人不倦，深得學生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