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壽 - 個人簡介

其父李大師是一位有志于編著南北朝史的學(xué)者，但著述之事僅僅進行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他即于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去世了。李延壽是李大師的第四子，深受父親的影響和家學(xué)的熏陶。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xué)士，后任御臺史主簿，兼直國史，累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沒做過高官，傾其畢生精力從事于官修和私修史書的編撰。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命大臣組織修撰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魏征主修其中的《隋書》，年輕的李延壽和其他一些知名學(xué)者參加了該書的修撰。貞觀五年（631年），母親又接著去世，他辭去了修史的職務(wù)，回家守喪。服闋，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內(nèi)）去做官。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編次之”，對前幾年搜集的一些史料進行初步的編排。

貞觀十五年（641年），李延壽調(diào)回北京長安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薦，他再次進入史館。當時，五代史早已在貞觀十年（636年）寫成。但這部史書只有紀、傳，而無志書，因此，唐太宗于貞觀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壽也參加了該書的編撰。經(jīng)過十二三年的時間，《五代史志》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成書。《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書》刊行，其中的《經(jīng)籍志》成于李延壽和敬播之手，記錄了從古代到隋朝的歷代著作�！督�(jīng)籍志》亦簡稱《隋志》，是專指《經(jīng)籍志》而言的�！督�(jīng)籍志》正式創(chuàng)立了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對后世書籍的分類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代以前，史家所撰晉史多達20種左右，但“才非良史，事虧實錄”，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記史事也往往失實，唐太宗對這些晉史都不滿意，于是，他于貞觀二十年（646年）下詔重修《晉書》。參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壽是其中之一。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晉書》即重修告成。李延壽除前后3次參加修撰前朝史外，還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參與撰成當朝國史80卷。

此外，李延壽還獨力撰成了3部史書，即成書于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的《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以及最后撰成的《太宗政典》30卷（已佚）�！短�宗政典》寫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調(diào)露年間，唐高宗讀了《太宗政典》，“嘆美久之”，給了李延壽后人許多獎賞，并命人抄寫了兩部，一部由皇家圖書館收藏，一部賜給皇太子。李延壽早年即懷有“思欲追終先志”之抱負，他要繼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業(yè)�！赌鲜贰泛汀侗笔贰肥抢钛訅垡云浯蟀肷�的時間寫成的歷史著作，這兩部史書的編撰，李延壽說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載”，這里說的16年，是從他貞觀十七年（643年）參加修撰《五代史志》這一年作為開始時間的。其實，在此很久以前，亦即從貞觀三年參加修撰《隋書》時，他就開始了“二史”編撰的準備工作。那時，他利用“編輯之暇”，“晝夜抄錄”“五代舊事所未見”者，為將來編撰“二史”積累資料。如果從搜集史料之時來計算，“二史”的完成則經(jīng)歷了整整30年的時間。

李延壽的“二史”所依據(jù)的歷史文獻，主要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正史”，但他并未拘限于此，另外還參考了各種“雜史”1000多卷，正如他自己說的“鳩聚遺逸，以廣異聞”。對于八代史書，他采取“除其冗長，捃其菁華”的原則，“其煩冗者，即削去之”。他刪削的“煩冗者”，主要是一些詔書和表文，而史實部分則盡量保留，這就使“二史”比“八書”簡約多了�！赌鲜贰泛汀侗笔贰泛髞肀涣腥搿岸�十四史”中，在中國史學(xu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延壽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穩(wěn)的。既未飛黃騰達，也未貶斥流離。貞觀初，延壽曾任太子典膳丞（負責(zé)太子的膳食事務(wù)）、崇賢館學(xué)士（掌管經(jīng)籍圖書，教授生徒）；貞觀中，延壽為符璽郎（掌管皇帝印璽及國家符節(jié)）；貞觀末，延壽為御史臺主簿（管理御史臺文書事務(wù)）。延壽專注于史學(xué)，似乎對于做官沒多大興趣，盡管官職屢有變動，始終沒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寫成后，當時人還因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稱其書”。

李延壽 - 家庭背景

受魏晉南北朝以降門閥制度影響，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門第習(xí)氣，李延壽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傳》中津津樂道地講述先世事跡，自稱帝顓頊高陽氏、周柱下史李耳為“李氏之先”。被尊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順序為道、儒、佛，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壽以李耳為祖，意在表明自己為圣賢之后，并且與當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傳中長篇累牘地列舉了歷代祖先的仕宦情況和功績，形同撰述家譜，表現(xiàn)出較強的門第觀念。他既迷戀于先祖的光榮，又流露出對現(xiàn)時自己名位較低的不滿。像那個時代的多數(shù)史家一樣，李延壽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與家學(xué)淵源分不開的。曾祖李曉，字仁略，“博涉經(jīng)史，早有時譽”，“訓(xùn)勖子弟，咸以學(xué)行見稱”，很受當時人稱贊；祖父李超，字仲舉，“博涉經(jīng)史，不守章句業(yè)”，頗有創(chuàng)新學(xué)術(shù)的氣概。

特別給延壽重大影響的是他的父親李大師。李大師，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奮好學(xué)，知識廣博，善于作文，尤長史學(xué)，“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師一生經(jīng)歷坎坷，他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升遷極慢。隋煬帝末年，政治腐敗，官吏貪污成風(fēng)，大師任信都（今河北冀縣）郡司戶書佐，“獨守清戒，無所營求”，生活很窘迫�？へ┚闲⒍牳信宓卣f：“后于歲寒，此言于公得之�！彼迥┺r(nóng)民大起義爆發(fā)后，竇建德?lián)�有河北，大師在建德軍中為尚書禮部侍郎。起義軍被唐兵鎮(zhèn)壓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他在那里郁悶不樂，作《羇思賦》以寄懷。當時鎮(zhèn)守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的楊恭仁見到此賦，很贊賞大師的才學(xué)，于是把他召至府內(nèi)，深相敬重。大師早有編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時正有閑暇時間，而且楊恭仁家中藏書豐富，可以盡情閱覽。于是大師在辛勤著史中度過了幾年時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師才得以回到京城長安。他的舊友房玄齡、封德彝已為朝中高官，勸他留京做官，他已無心仕進，便回河南家鄉(xiāng)繼續(xù)編寫南北朝史。不幸的是，兩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李延壽 - 史學(xué)貢獻

延壽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獨立完成兩部正史——《南史》、《北史》。寫南北朝史是李大師的夙愿，這也是個大膽、新穎的做法。那個時代，史家已習(xí)慣于或仿班固寫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馬遷寫從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師為什么單單要把數(shù)代歷史連起來寫呢？他認為，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南北各政權(quán)相互攻擊，各國修史者均站在本國立場上，南稱北為“索虜”，北稱南為“島夷”，由于偏見作怪，記他國事既不詳備，又往往失實。這些史書在隋唐大統(tǒng)一之后更顯得與時代不協(xié)調(diào)。為了全面真實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李大師計劃仿《吳越春秋》的體例，著一部南北朝編年體史書�？墒�，李大師沒來得及寫完這部編年史就死了。李延壽從任史官之始，就著手搜集資料，決心完成父親的遺愿。

李大師的南北朝編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壽在《北史·序傳》談到，在父親舊稿中，齊、梁、陳、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見”�？梢娎畲髱熅幾�的是南朝宋、南齊和北朝魏這三代史事。大師在世時，這三代已有較完整系統(tǒng)的史書可供參考，即沈約所著的《宋書》，蕭子顯所著的《南齊書》，魏收所著的《魏書》。恰好，李延壽在貞觀年間所參與撰修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師舊稿中所沒有的內(nèi)容，延壽正可以憑借修史的有利條件續(xù)補。所以延壽除了完成史局規(guī)定的任務(wù)，“因于編輯之暇，晝夜抄錄之”，工作極為辛苦。過了兩年，延壽因事離開史局，資料遠未抄錄完，“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幸運的是，在貞觀中、后期，延壽又獲準參加修《五代史志》和《晉書》，于是他進一步“遍得披尋”，繼續(xù)全面搜集史料。延壽還利用自己能夠接觸官藏史書的有利條件，對父親舊稿內(nèi)容加以完備，“因茲復(fù)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暫時未予公開流布，只是藏于秘閣，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閱抄寫，又因“家素貧罄”，無錢雇人謄寫，所需各種史書不得不自己動手去抄。延壽從八部正史之外，更勘雜史于正史所無者1000余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 卷，加上雜史1000余卷，延壽在抄錄、勘究這么巨大數(shù)量史書的基礎(chǔ)上，才寫成《南史》、《北史》180 卷，史料準備和最后成書的比例大約是十比一左右，可見延壽作史的勤奮精神和認真態(tài)度。

延壽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載”，指的是具體編寫過程所費的時間。他從貞觀十七年（643）著手編纂，“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到顯慶四年（659）成書上進，時間為十六年。如果將貞觀三年至貞觀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時間也包括在內(nèi)，那么延壽為《南史》、《北史》的誕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艱苦勞動。延壽雖繼父遺志修史，并參考父親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親舊稿的體例。李大師所作是仿《吳越春秋》，為編年體；延壽所作則仿《史記》，為紀傳體，但又與《史記》不完全一樣，是介于《史記》和《漢書》間的一種體例。

人們都熟悉，司馬遷的《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上自遠古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班固的《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記敘西漢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紛紛仿效《漢書》的體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記》以下的歷代紀傳體斷代史列為“正史”，視為史學(xué)正宗。不過，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記》、《漢書》、《后漢書》、 《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準，以個人之力完成。延壽所處時代，官修史書，宰相監(jiān)修制度已確立，官修前代紀傳體斷代史的一統(tǒng)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紀傳體史書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剛剛補齊，并且這些書都是本朝“欽定”。李延壽不過是一名普通史官，卻要重修南北朝史，對本朝皇帝批準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顯示出他是一位較有勇氣和責(zé)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親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遺愿，原因之二是他對已有的南北朝各斷代史不滿意，他在《進書表》中批評這些史書記敘矛盾，“互陳聞見，同異甚多”，又認為這些史書采集史料不廣，而那些被忽視的史料“易為湮落”，如不抓緊利用，以后即使想糾史書之失，也會“求勘無所”。

李延壽 - 編史特色

一、“編次別代，共為部秩”

他采用紀傳體通史的體例，分別對南、北朝史事做貫通的敘述。他把魏（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四代史事編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隋恭帝楊侑義寧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實，隋已統(tǒng)一全國，本不應(yīng)單列于北史，延壽此舉可能有兩點考慮，一是隋承繼北周，將隋列入北史在編寫上較方便，否則要在南、北兩通史外再編一隋史，易給人體例混亂之感；二是將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統(tǒng)一的重大意義，為本朝政治利益服務(wù)。延壽把南朝宋、南齊、梁、陳四代史事編成《南史》，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至陳后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為李延壽用通史體例敘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斷限，分別對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歸納集中，兩史的帝紀、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順序排列。以下的諸臣列傳則大體有先后順序，對一些高門大戶則其子孫附其父祖?zhèn)髦校�連綴書之。《南史》以王、謝二大姓為主，《北史》以崔、盧二大姓為主，家族體系分明。其他類傳更進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斷限。這種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學(xué)者不滿。清代修《四庫全書總目》的學(xué)者認為延壽敘例為家傳之體，不應(yīng)用于國史。著名考據(jù)家王鳴盛批評延壽使國史變成家譜，最為謬妄。其實這些批評者有些過于拘泥正史體例，沒有看到李延壽對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創(chuàng)造�！赌鲜贰�、《北史》為數(shù)代之通史，正為斷代正史之變例，是從實際情況出發(fā)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統(tǒng)治時間都不長，往往一人歷經(jīng)數(shù)朝，有時很難恰當把某人歸入某朝，所以延壽把斷代之體變?yōu)橥ㄊ分�體；其次，南北朝時門第之風(fēng)大盛，王、謝、崔、盧等高門大族與南北朝相終始，在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等方面舉足輕重，延壽注重譜牒世系是對歷史的如實反映，而且世族牽連附傳，便于讀者檢尋。

二、“鳩聚遺逸，以廣異聞”

李延壽之《南史》、《北史》，并非簡單將舊史刪節(jié)、離合而成，而是盡量充實了一些新的史料。針對舊史作者重視官方資料而忽于私人記載，延壽有意把自己補充史料的重點放在“易為湮落”的“小說短書”上，他認為這些材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延壽之后的著名史評家劉知幾也持同樣觀點：“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边@兩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官方記載受種種牽制，往往不能據(jù)事直書，隱諱必多，而私家記載多記親歷之事，沒有審查之類的控制，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齊書》、《梁書》、《北齊書》、《北周書》比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實。就梁代史來說，《南史》比《梁書》多立了王琳等十余傳，對原有的某些傳也充實了內(nèi)容，如《范縝傳》。延壽所增內(nèi)容固然有關(guān)于“人之善惡，事之成敗者”，但由于延壽對奇聞異事興趣較濃，導(dǎo)致所增內(nèi)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誕之事和無關(guān)宏旨的瑣言碎事。如陰子春傳中，《南史》就比《梁書》增：青州有神廟，刺史王神念毀之，棟上一大蛇，長丈余，遂入海。子春夜夢一人乞地安置，乃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夜夢前人來謝曰：“當以一州相報�！焙蠊�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類怪誕事入史，顯然失當。

三、“除其冗長，捃其菁華”

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八史共566 卷，而經(jīng)延壽改作為南、北二史，減至180 卷，可見刪掉了相當多的文字�？偟目�，延壽刪《魏書》、《宋書》最多，原因是這兩部書在八史中原來卷帙就最多，《宋書》100 卷，《魏書》更達130 卷，延壽欲省減南、北史篇幅，宋、魏二書必為砍削重點。另外，宋、魏二書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擊之辭甚多，延壽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糾正此弊，斧削起來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顧忌。延壽所刪多為詔誥、符檄、章表，認為重要者則以簡略語言概括之，意圖簡凈。另一刪削重點為南、北征戰(zhàn)攻伐之事，這是因為延壽深知，原來各史關(guān)于戰(zhàn)爭記載多不實，夸勝諱敗已為作史者慣例，延壽在此時一一核定戰(zhàn)爭勝敗之跡實非易事，所以多刪去。

四、“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

對原有八史中相當一部分內(nèi)容，延壽并不隨意改動，只要是他認為合適的內(nèi)容，則或全抄舊文，或離合編排。特別是對《陳書》、《隋書》，延壽基本上無大的增刪改動。如《北史》中隋文帝、煬帝、恭帝紀論全錄自《隋書》，僅《文帝紀》開頭一句“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改為“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輔相成，對于后人了解這一歷史時期來說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長處，所以后世學(xué)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對照起來讀，互為補充。

李延壽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為鑒”，這同唐初官修史書的主導(dǎo)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壽的特點在于，他善于選擇一些細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節(jié)來表達出自己的思想，這當然得益于他重視“小說短書”的獨特眼光和更勘雜史一千余卷的勤奮勞動，史書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對于某人行為不單靠直接敘述，而是通過他人的談話來顯示，也易于給讀者新鮮深刻印象。

李延壽贊成國家統(tǒng)一的思想傾向是很明顯的，他糾正了南北分裂時期某些史書的種種狹隘偏見，力求實事求是地描述歷史，不帶狹隘的地域觀念，有力地向讀者展示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共同體，民族團結(jié)、民族大融合的趨勢是不可抗拒的。兩史比較，《北史》比《南史》寫得更好，因為李延壽和父親李大師均為北方人，因此，對北朝的歷史、掌故、風(fēng)俗、人情都較熟悉，所能見到的史料也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對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視，客觀上給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所以，《北史》的記載比《南史》詳明。

李延壽的南、北二史在普及歷史知識上頗有功績。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寫，所以得到較廣泛流傳，清代學(xué)者梁章鉅在《退庵隨筆》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來，原有的八部正史就變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誦習(xí)，所以時間愈久，八史闕佚愈嚴重。這說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會重視，更有效地傳播了歷史知識。后代史家對延壽曾有較高的評價，后晉人所作《舊唐書》中贊道：“李延壽研考史學(xué)，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宋代杰出史家司馬光精研史學(xué)，博覽歷代史書，他在給劉道原信中感嘆道：“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于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后，惟延壽可以亞之也。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李延壽當年主要是依據(jù)八史來編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時，《魏書》、《北齊書》、《北周書》的一些殘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來補足了，可見，南、北二史在客觀上還起了保存歷史資料、維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這個貢獻當然是李延壽當年未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