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入工部當官， 太平天國軍北伐時，許多北京一帶的工匠逃走，他被調(diào)至在北京設(shè)立臨時的巡防處作事。1854年升作工部員外郎，1855年升郎中，咸豐八年（1858年）升為 內(nèi)閣學士，同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次年正式升為 軍機大臣。授禮部侍郎，后又歷任吏部、戶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統(tǒng)、左翼總兵。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逼北京，咸豐帝帝出走熱河（今河北承德）時，命署步軍統(tǒng)領(lǐng)，隨恭親王奕��留北京與英法議和。次年，與奕��及大學土 桂良等聯(lián)名奏請改變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設(shè)立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并被任為總理衙門大臣。任職期間，倡導(dǎo)洋務(wù)“ 新政”，成為清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務(wù)派首領(lǐng)之一。咸豐帝帝病死后，與其他王大臣疏請慈禧、 慈安兩太后 垂簾聽政，并簡派近支親王輔政，協(xié)助奕��、慈禧太后發(fā)動辛酉政變，處死贊襄政務(wù)王大臣 肅順等人。1862年（同治元年），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并任內(nèi)務(wù)府大臣，兼都統(tǒng)。1865年，署戶部尚書，率神機營赴東北鎮(zhèn)壓王達、馬傻子起義。1871年，授吏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次年，為體仁閣大學士。光緒帝帝繼位后，晉武英殿大學士，專任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曾與奕��等奏請辦理海防六事，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又支持左宗棠進軍新疆，加強塞防。光緒二年（1876年）病死。謚“文忠”。有光緒壬午年版《文文忠公事略》四卷存世。

文祥，字博川，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世居盛京。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郎中。咸豐六年，京察，記名道府，因親老，乞留京職。歷太仆寺少卿、詹事、內(nèi)閣學士，署刑部侍郎。八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授禮部侍郎，歷吏部、戶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統(tǒng)、左翼總兵。

十年，英法聯(lián)軍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請幸熱河。文祥 以搖動人心，有關(guān)大局，且塞外無險可扼，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復(fù)請獨對；退偕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請罷所調(diào)車馬，明詔宣示中外。八月，敵氛益熾，車駕遽行，命 文祥 署步軍統(tǒng)領(lǐng)，司留守。從恭親王奕訢議和，出入敵營，於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尋以步軍統(tǒng)領(lǐng)難兼顧，疏辭，改署正藍旗護軍統(tǒng)領(lǐng)。十月，和議成，疏請回鑾，以定人心。偕恭親王等通籌全局，疏上善後事宜，於是設(shè)立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恭親王領(lǐng)之，滿、漢大臣數(shù)人， 文祥任事最專。

時和局甫定，發(fā)、捻猶熾，兵疲餉竭，近畿空虛。文祥密疏請選練八旗兵丁，添置槍炮，於是始立神機營，尋命管理營務(wù)。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單薄，勝保所部新募未經(jīng)行陣。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輔，必得良將勁卒為贊助，薦副都統(tǒng)富明阿、總兵成明隸其軍；又薦江西九江道沈葆楨、湖北候補知縣劉蓉堪大用。疏上，并嘉納焉。

十一年，文宗崩於熱河行在，穆宗即位，肅順等專政，文祥請解樞務(wù)，不許。十月，回鑾，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同治元年，連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為內(nèi)務(wù)府大臣，兼都統(tǒng)。二年，管理藩院事務(wù)。東南軍事以次戡定，江蘇、浙江省城克復(fù)，議加恩樞臣，固辭。三年，江寧復(fù)，首逆就殲，捷至，加太子太保，予侄凱肇員外郎。四年，署戶部尚書，辭內(nèi)務(wù)府大臣，允之。

是年秋，馬賊入喜峯口，命文祥率神機營兵防護東陵，督諸軍進剿，賊遁灤陽。疏陳：「地方官豢賊釀患，請除積弊，清盜源。馬賊巢穴多在奉天昌圖廳八面城、熱河八溝哈達等處。請購線偵察，調(diào)兵掩捕，庶絕根株。」事定，回京。文宗奉安山陵，賜其子熙聯(lián)員外郎。尋以母病請假三月，回旗迎養(yǎng)。奉天馬賊方熾，命率神機營兵往剿，增調(diào)直隸洋槍隊出關(guān)，約東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夾擊，破賊於錦州東井子。諜知賊將劫奉天獄，約期攻城，兼程馳援，賊退踞城東南，圍撫順；令總兵劉景芳夜擊破之，賊遁出邊。遣軍趨吉林，五年春，解長春廳圍，追賊至昌圖朝陽坡，分三路進擊，十數(shù)戰(zhàn)皆捷，擒斬三千馀。賊首馬儍子窮蹙乞降，磔之；留兵餉授將軍都興阿，俾清馀孽。請蠲奉天地丁銀米，停鋪捐�；鼐�，調(diào)吏部尚書。文宗實錄成，賜子熙治員外郎。

八年，丁母憂，特賜諭祭。百日假滿，病未出。天津教案起，力疾還朝。十年，以吏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十一年，拜體仁閣大學士。文祥 自同治初年偕恭親王同心輔政，總理各國事務(wù)，以一身負其責。洋情譸幻，朝論紛紜，一以忠信持之，無諉卸。洎穆宗親政，臚陳歷年洋務(wù)情形，因應(yīng)機宜甚備，冀有啟悟。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 文祥 涕泣，偕同列力諫，幾同譴。恭親王尋復(fù)職，而自屢遭挫折後，任事不能如初。 文祥正色立朝，為中外所嚴憚，朝局賴以維持，不致驟變。十三年，病久不瘉，在告，會日本窺臺灣，強出籌戰(zhàn)守。疏請：「敕下戶部、內(nèi)務(wù)府寬籌餉需，裁減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謀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專力圖維�；噬蠎n勤惕厲，斯內(nèi)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習。否則狃以為安，不思變計，恐中外解體，人心動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寡陨跚兄�。

是年冬，穆宗崩，德宗繼統(tǒng)即位，晉武英殿大學士。以久病請罷，溫詔慰留，解諸兼職，專任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wù)。時國家漸多故，文祥深憂之，密陳大計疏曰：「洋人為患中國，愈久愈深，而其窺伺中國之間，亦愈熟愈密。從前屢戰(zhàn)屢和，迄無定局，因在事諸臣操縱未宜。及庚申定約，設(shè)立衙門專司其事，以至於今，未見決裂。就事論事，固當相機盡心辦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馭外之大本，則不系於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溯自嘉慶年間，洋人漸形強悍，始而海島，繼而口岸，再及內(nèi)地，蓄力厲精習機器，以待中國之間，一逞其欲。道光年間，肆掠江、浙，自江寧換約以後，覬覦觀望。直至粵匪滋事，以為中國有此犯上作亂之事，人心不一，得其間矣。於是其謀遂洩，闖入津門，雖經(jīng)小挫，而其意愈堅，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時勢局固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師雖非勁旅，而聞警偕來；奸細之徒雖被誘脅，而公憤同具，以是得受羈縻，成此和局。十馀年來，仰賴皇太后、皇上勵精圖治，宵旰勤勞，無間隙之可尋；在事諸臣始得遇事維持，未至啟釁，偶有干求，尚能往返爭持，不至太甚，非洋務(wù)之順手，及在事者折沖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乾夕惕，事事期符民隱，人心固結(jié)，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未形之患也。然而各國火器技藝之講求益進，彼此相結(jié)之勢益固。使臣久駐京師，聞我一政之當則憂，一或不當則喜，其探測愈精。俄人逼於西疆，法人計占越南，緊接滇、粵，英人謀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動之勢，益不可遏。所伺者中國之間耳，所惎者中國大本之未搖，而人心之難違耳。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後矣。如土耳其、希臘等國，勢極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國之間者，其人心固也。強大如法國，而德國得以勝之者，以法王窮侈任性，負國債之多不可復(fù)計，雖日益額餉以要結(jié)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間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焉。理之所在，勢所必至。中國之有外國，猶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證用藥，而培元氣為尤要。外國無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國必求無事不愜於民心之是非。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shè)，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舉一動，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則急止勿為；事系人心所共快，則務(wù)期於成。崇節(jié)儉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備，納諫諍以開言路，下情藉以上通。總期人心永結(jié)，大本永固，當各外國環(huán)伺之時，而使之無一間可乘，庶彼謀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為目前猶可及之計，亦為此時不能稍緩之圖。若待其間之既開，而欲為斡旋補苴之法，則和與戰(zhàn)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茍安，而大局已不堪復(fù)問，則何如預(yù)防其間之為計也。咸豐六年王茂蔭奏陳夷務(wù)，謂：『海外諸國日起爭雄，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分，自天視之，殆無彼此之意。』引書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及大學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終以君心為證。何其言之危且切歟！欲戢夷心，莫要於順民心，能順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辦理洋務(wù)最久，實有見於洋人居心積慮之處，而現(xiàn)時尤為迫切緊要之關(guān)。外國之求間在此，中國之彌間亦在此。在事諸臣，僅謀其末，我皇上實操其本。用敢直陳，伏乞俯鑒芻言，將此摺時置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隱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當臺灣事平，文祥 即偕恭親王議興海防，條上六事：曰練兵，曰簡器，曰造船，曰籌餉，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條目，敕下中外大臣會議。至光緒二年，疆臣覆奏，將復(fù)下廷議。 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馭外之端，為國家第一要務(wù)�，F(xiàn)籌自強之計，為安危全局一大關(guān)鍵。臣衰病侵尋，心長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馬以報主知。恐一旦填溝壑，則平生欲言未言之隱，無以上達宸聰，下資會議，何以對陛下？此心耿耿，有非總理衙門原奏所能盡者，敢竭誠吐赤，為我皇上敬陳之。夫敵國外患，無代無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為我敵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慮困心，自立不敗，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厲我志氣，所謂生於憂患者正在於此。至此而復(fù)因循泄沓；一聽諸數(shù)而莫為之籌，即偶一籌念而移時輒忘，或有名無實，大局將不堪設(shè)想，而其幾不待智者而決矣。從前夷患之熾，由於中外之情相隔，和戰(zhàn)之見無定，疆吏又遇事粉飾，其情形不能上達於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無所底止。泰西各國官商一氣，政教并行，各商舶遠涉重洋，初至中華，處處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發(fā)者，勢也。繼而見中國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勝於兵力之相迫而卒無不破，此中國之為所輕而各國漸敢恣肆之機也。迨至立約通商已有成議，而在內(nèi)無深知洋務(wù)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一切奏牘之陳，類多敷衍諱飾。敵人方桀驁而稱為恭順，洋情方怨毒而號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戰(zhàn)；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戰(zhàn)事又起，賠款朝給，捷書暮陳。乘遭風之船以為勝仗，執(zhí)送信之酋以為擒渠，果至兩軍相交，仍復(fù)一敗不可收拾。於是夷情愈驕，約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視辦理洋務(wù)為畏途，而庚申釁起，幾至無可措手。自設(shè)立總理衙門，其事始有責成，情形漸能熟悉，在事諸臣亦無敢推諉。然其事非在事諸臣之事，而國家切要之事也。既為國家切要之事，則凡為大清臣子者，無人不應(yīng)一心謀畫，以維大局。況和局之本在自強，自強之要在武備，亦非總理衙門所能操其權(quán)盡其用也。使武備果有實際，則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顧忌，覦覬亦可潛消，事不盡屬總理衙門，而無事不息息相關(guān)也。乃十數(shù)年來，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際，事外諸臣以袖手為得計；事甫就緒，異議復(fù)生，或轉(zhuǎn)托於成事不說；不問事之難易情形若何，一歸咎於任事之人。是從前之誤以無專責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專屬而藉口有自。設(shè)在事諸臣亦同存此心，爭相諉謝，必至如唐臣杜甫詩中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矣。夫能戰(zhàn)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wù)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guān)鍵，意見頓相背，往往陳義甚高，鄙洋務(wù)為不足言，抑或茍安為計，覺和局之深可恃。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故，而責創(chuàng)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以國家經(jīng)營自立之計，而指為敷衍洋人。所見之誤，竟至於此！今日本擾臺之役業(yè)經(jīng)議結(jié)，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屬無名之師，已幾幾震動全局，費盡筆爭舌戰(zhàn)，始就范圍。若泰西強大各國環(huán)而相伺，得中國一無理之端，藉為名義，搆兵而來，更不知如何要挾，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則自強之計尚可須臾緩哉？此總理衙門奏請飭令會議諸條，實為緊要關(guān)系，不可不及早切實籌辦者也。今計各疆吏遵旨籌議，指日將依限上陳，如飭下廷議，非向來會議事件可比，應(yīng)由各王大臣期定數(shù)日，詳細籌商，將事之本末始終，一律貫澈，利害之輕重，條議之行止，辦法切實，折中定見，無蹈從前會議故習。如今日議之行之，而異日不能同心堅持，則不如不辦。如事雖議行，而名是實非，徒為開銷帑需，增益各省人員差使名目，亦不如不辦。度勢揆時，料敵審己，實有萬萬不能不辦之勢，亦實有萬萬不可再誤之機。一誤即不能復(fù)更，不辦即不堪設(shè)想。總理衙門摺內(nèi)所謂『必須上下一心，內(nèi)

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歷久永遠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偫硌瞄T承辦之事，能否維持，全視實力之能否深恃。必確有可戰(zhàn)可守之實，庶可握不戰(zhàn)之勝。惟我皇上念茲在茲，則在事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鑒。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籌此事之心，其才識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則支持既難，變更不免，變而復(fù)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故枭希�未幾卒。溫詔賜恤，稱其「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為國家股肱心膂之臣」，贈太傅，予騎都尉世職，入祀賢良祠，賜銀三千兩治喪，遣貝勒載澄奠醊，諡文忠，歸葬盛京，命將軍崇實往賜祭。十五年，皇太后歸政，追念前勞，賜祭一壇。

文祥忠勤，為中興樞臣之冠。清操絕人，家如寒素。謀國深遠，當新疆軍事漸定，與俄國議交還伊犂，大學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請專任。文祥既歿，後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國，為所迫脅，擅允條款，朝論嘩然。譴罪崇厚，易以曾紀澤往，久之乃定議，幸免大釁。法越事起，和戰(zhàn)屢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創(chuàng)敵，遷就結(jié)局。及興海軍，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於日本。皆如文祥所慮，而朝局數(shù)變，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員外郎襲騎都尉世職。

他被認為是勤勉正直的一位政治人物，為官廉潔，私下生活也很仆素，在晚年十多年中對于自強運動的推行，以及與西方的外交事務(wù)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在死前不久，光緒元年（1875年）上《密陳大計疏》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決然行之�！闭J為這樣的制度，清帝國“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這是中國最高領(lǐng)導(dǎo)層第一次議論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改進本國的施政。（引自清史稿列傳一百七十三）

《清史稿》：咸、同之間，內(nèi)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文慶倡言重用漢臣，俾曾國藩、胡林翼等得展經(jīng)猷，以建中興之業(yè)，其功甚偉。文祥、寶鋆襄贊恭親王，和輯邦交，削平寇亂。文祥尤力任艱鉅，公而忘私，為中外所倚賴，而朝議未一，猶不能盡其規(guī)略；晚年密陳大計，於數(shù)十年馭外得失，洞如觀火，一代興亡之龜鑒也。寶鋆明達同之，貞毅不及，遂無以鎮(zhèn)紛囂而持國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光緒皇帝：外交內(nèi)治，無不盡心籌劃，實為股肱心膂之臣。

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Frederick Bruce）說，從未遇見過比文祥更聰明的人。

蔣廷黻則稱其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盛贊其“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yōu)代表”，將其視為與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并列的“五大領(lǐng)袖”。

丁韙良：①他影響之大，同時代的中國政治家中無人可比。②只要他活著，總理衙門的全部動力都來自于他，他智勇雙全，如能活得更長久，他肯定會竭力反對法國人侵東京。

在梁啟超看來，19世紀60年代是u2018文祥和沈桂芬的時代u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