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原名弘謀，晚年因避乾隆(弘歷)諱，改為宏謀。他是清代廣西及桂林籍官員中，官位最高(宰相)，任官時間最長(48年)，任官歷經(jīng)省份最多(12個省)，政績卓著而在民間影響最大的一位清官、名臣。他出生于桂林臨桂縣四塘鄉(xiāng)橫山村一個普通農(nóng)戶家。雍正元年(1723)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歷任翰林院檢討、支部郎中、浙江道御史、揚州知府、江南驛鹽道、云南布政司、直隸天津道、江蘇按察使、江蘇江寧(今南京)布政司等職；后又歷任甘肅、江西、陜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蘇等省巡撫和陜甘、兩廣、兩江、湖廣等地總督。

　　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奉調(diào)進京，歷任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職。乾隆三十六年（l771)，他因病疏請回鄉(xiāng)。得乾隆允準，加太子太傅銜，諭令所經(jīng)處官員二十里內(nèi)料理護行。同年六月，船行至山東兗州韓莊時，他病逝于舟中，終年七十六歲，謚號文恭。陳宏謀是康乾時期清官廉吏的代表，又是清代的理學名臣。他治宋代二程、朱熹之學，強調(diào)明體達用、知行合一。陳宏謀無論是為官還是治學，都是一代楷模。《清史稿·陳宏謀傳》稱"乾隆年間，論疆吏之賢者，尹繼善與陳宏謀其最也……宏謀學尤醇；所至拳拳民生風俗，古所謂大儒之效也。"

　　陳宏謀，雍正元年(1723)進士，畢生為官，曾任江蘇按察使、湖南巡撫、云南布政使等職，止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外任30多年，歷12省，研究各地民心風俗的得失利弊，分明興革，逐條鉤考，加之勤奮學習，遂成為學識淵博、編著甚豐的學者。主要編著有：《綱鑒正史約》(增訂)、《司馬文公年譜》(輯)、《三通序目》(錄)、《甲子紀元》(輯)、《培遠堂偶存稿》、《大學衍義輯要》(輯)、《大學衍義補輯要》(輯)、《呂子節(jié)錄》(輯)、《女訓約言》、《培遠堂文集》、《手札節(jié)要》、《課士直解》、《培遠堂文錄》、《湖南通志》(監(jiān)修)、《五種遺規(guī)》(輯)、《陳榕門先生遺書補遺》等，著作總集有《培遠堂全集》和《陳榕門先生遺書》。
　　《五種遺規(guī)》，清陳宏謀輯。清代社會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學堂修身科教材。輯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務(wù)之余，采錄前人關(guān)于養(yǎng)性、修身、治家、為官、處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跡，分門別類輯為遺規(guī)五種：《養(yǎng)正遺規(guī)》、《教女遺規(guī)》、《訓俗遺規(guī)》、《從政遺規(guī)》和《在官法戒錄》，總稱《五種遺規(guī)》。五種《遺規(guī)》的成書時間不同，《養(yǎng)正遺規(guī)》為乾隆四年(1739年)，《從政遺規(guī)》、《教女遺規(guī)》、《訓俗遺規(guī)》分別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錄》則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種遺規(guī)》始行于乾隆八年，為南昌府學教授李安民集校本。各《遺規(guī)》單行本甚多，以單本形式收入各類叢書、類書亦甚多。而合刻本則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書局本、楚北崇文書局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書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輯《四部備要·子部·儒家》。共計十六卷，其中《養(yǎng)正遺規(guī)》二卷，《補編》一卷，《教女遺規(guī)》三卷，《訓俗遺規(guī)》四卷，《從政遺規(guī)》二卷，《在官法戒錄》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種刊本，去《在官法戒錄》，改列陳宏謀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輯的《學仕遺規(guī)》(四卷，《補編》四卷)，主要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華堂刊本和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學部圖書局本。

　　2001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威廉先生出版了他集十余年研究之心血，無論從學術(shù)水平還是篇幅規(guī)模而言，均可稱為巨著的《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一書。羅威廉教授是美國新一代中國研究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之一，為什么陳宏謀值得他花十余年的心血進行研究并寫成鴻篇巨著，從而使一個200多年前的清代漢族官員走進21世紀的世界視野？答案只能從羅威廉教授的研究成果中去尋找。

　　在很長一個時期，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學術(shù)界，有一個很流行的觀點即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是“停滯”的社會，就連馬克思也非常形象地把這個時期比作“密閉在棺材里的木乃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把這個時期認定為“無歷史的文明”，中國史學家則以一句“閉關(guān)自守”來進行概括。羅威廉卻是這種觀點最尖銳的批評者之一，他的巨著《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可以說是他對“停滯論”的又一有力的回應(yīng)。
　　羅威廉把他對陳宏謀的研究引向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即把清朝中期以陳宏謀為代表的精英意識形態(tài)放到當時那個大環(huán)境中，特別是與當時的歐洲相比較。羅威廉認為，陳宏謀關(guān)于人和社會認識的基本點，與啟蒙時期的許多歐洲學者十分相似，他所涉及的幾乎所有主要方面，也是當時歐洲社會文化發(fā)展所面臨的問題。如由印刷技術(shù)發(fā)展而導致的文化程度的提高，社會生活中男女角色變化所引發(fā)的爭論，職業(yè)的復雜化,身份等級觀念的淡化，以及社會流動的加快，等等。雖然陳宏謀歡迎商品市場，但他像當時的歐洲人一樣，力圖把市場與個人和家庭關(guān)系領(lǐng)域區(qū)別開來。他力主在流動社會里建立一種大家共同維護的準則。從經(jīng)濟方面來觀察，陳宏謀與歐洲同道的相似則更為顯著，如陳宏謀贊賞地方經(jīng)濟的貨幣化以及追逐利潤的動機。羅威廉認為，陳宏謀將耕地所有權(quán)作為經(jīng)濟的基礎(chǔ)同時又明確支持“市場原則”，從而使他非常接近18世紀法國的重農(nóng)學派。在政治領(lǐng)域，陳宏謀非常強調(diào)行政的標準化、溝通和提高效率，這正是早期近代歐洲也在逐漸形成的觀念。集權(quán)的經(jīng)濟控制、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是早期近代歐洲精英意識發(fā)展的重要成果。但是羅威廉指出，這種發(fā)展并非歐洲的專利，雖然清代中期的正統(tǒng)精英陳宏謀等人并沒有把這些觀念發(fā)展到歐洲那樣的系統(tǒng)和圓滿，但足以證明，清帝國對歐洲而言并非是“停滯的”和“落后的”。羅威廉指出，18世紀的亞洲和西方交往日益增多，分別都在發(fā)展，“如果這兩個世界在精英意識上毫無共同之處，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
　　在中國，關(guān)于陳宏謀的研究成果不多，可以說并沒有引起應(yīng)有的重視。但是有關(guān)學者已經(jīng)敏銳地預感到，如果羅威廉關(guān)于陳宏謀研究的主要觀點成立的話，那么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問題的反思、對落后原因的文化探索、對自己思想文化“病灶”的批判等，都需要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