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方守賢

　　性別：男

　　職業(yè)：科學家

　　星座：天蝎座

　　生日：1932-10

　　職業(yè)：加速器物理學家

　　籍貫：安徽太平縣（今黃山市黃山區(qū)）

　　方守賢，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主任。原籍安徽省太平縣（今黃山市黃山區(qū)），1932年10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1955年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yè)。1957—1960年在蘇聯(lián)列別捷夫研究所及聯(lián)合核子研究所實習和工作，1982—1983年在西歐中心工作。1984年起任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經(jīng)理，領導BEPC建造。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方守賢研究員長期從事加速器理論研究及設計工作。所做的“等時性回旋加速器粒子動力學研究”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等時性回旋加速器的中不等性現(xiàn)象”獲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四等獎。1986年~1992年，領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設計建設、調(diào)束運行，獲1990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在國內(nèi)、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近30余篇。

　　60年代初，方守賢發(fā)現(xiàn)等時性回旋加速器中存在著一種由于自由振蕩而引起的不等時性現(xiàn)象。1982年至1983年在西歐聯(lián)合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參加新型強流反質(zhì)子積累環(huán)設計、負責聚焦結構設計，發(fā)展了一種適合于小中型環(huán)形加速器的消色散方法。

　　1983年至1986年方守賢參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儲存環(huán)設計，對其理論設計作了改進。1986年至1992年全面領導BEPC工程建設、運行及改進，按期完成投入運行，整機性能在國際同能區(qū)的機器中占領先地位。

　　1955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

　　1957年至1960年在蘇聯(lián)列別捷夫研究所實習，并在聯(lián)合核子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兼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主任。

　　60年代初，發(fā)現(xiàn)了新型等時性回旋加速器中存在著一種由于自由振蕩而引起的不等時性現(xiàn)象。

　　1982年至1983年，在西歐聯(lián)合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參加了新中流反質(zhì)子積累環(huán)設計，負責聚焦結構設計，發(fā)展了一種適合于小中型環(huán)形加速器的消色散方法。

　　1983年至1986年，參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儲存環(huán)設計，對其聚焦結構作了改進。

　　1986年至1992年，全面領導BEPC工程建設、運行及改進，按期完成投入運行，整機性能在同能區(qū)的機器中國際領先。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院士(1991-) 西歐聯(lián)合核子研究中心(1982-1983)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主任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方守賢研究員長期從事加速器理論研究及設計工作。

　　所做的“等時性回旋加速器粒子動力學研究”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等時性回旋加速器的中不等性現(xiàn)象”獲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四等獎。1986年~1992年，領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設計建設、調(diào)束運行，獲1990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在國內(nèi)、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近30余篇。

　　1986年至1992年全面領導BEPC工程建設、運行及改進，按期完成投入運行，整機性能在國際同能區(qū)的機器中占領先地位。

　　用光找到SARS克星：同步輻射光源是繼激光之后的又一代新光源。同步輻射裝置實際上是一臺電子環(huán)形加速器，當電子作回旋運動時會沿切線方向放射出光,稱為同步輻射光。這種光的強度極高，頻譜覆蓋范圍寬，可按需選取，還有脈沖結構等前幾代光源所沒有的性能。

　　以生命科學為例，當前SARS等很多變異病毒正在威脅人類健康，而利用同步輻射光就可以大大加速找到攻克這些

　　病毒的方法：

　　當人們研究物體的結構時，要求所用光的波長應當與被研究物體的尺寸相近或更短，這樣才能“看清”這些物體的廬山真面目。SARS病毒的尺寸很小，只有幾個納米。而同步輻射光的頻譜中就含有納米級或更短波長的光，用它來照射病毒的蛋白質(zhì)晶體,依靠光束在其中發(fā)生的衍射等現(xiàn)

　　象,就能夠探測出其蛋白質(zhì)分子三維結構，破解其結構與功能的關系。而通過對病毒外殼蛋白結構的詳細了解，由此設計出能與該病毒結構相結合的藥物小分子，以阻斷病毒對細胞的感染，或抑制其致病的功能。這就是當前基于分子結構層次的藥物設計新概念。 由于病毒及其蛋白質(zhì)晶體體積都極小，要求所用的X射線光具有高亮度，即每秒射到晶體單位面積上的光子數(shù)要多,才能看清楚。如果用普通的X光機產(chǎn)生的X光來測量一套蛋白質(zhì)晶體衍射數(shù)據(jù)，因亮度不夠高,需要好多天，但應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產(chǎn)生的同步輻射光，只需幾十個小時；用二代同步輻射光源，僅需要幾分鐘；用第三代光源甚至只需要幾秒鐘！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

　　目前，人類基因組測序已完成，但要從根本上掌握生命現(xiàn)象基本規(guī)律，必須了解基因產(chǎn)物——蛋白質(zhì)分子的三維結構，測定結構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同步輻射光。另外，同步光源還具有短脈沖(小于100皮秒)時間結構，為實時觀測生物分子結構動態(tài)變化過程提供了可能性。我相信，利用同步輻射光源裝置，在不遠的將來，人類就會研制出SARS病毒疫苗和治療藥物。這就是我們的“光之夢”。

　　江綿恒副院長看望方守賢、陳森玉院士： 江綿恒副院長在中國科學院高能所陳和生所長、李衛(wèi)國副所長的陪同下，看望了方守賢、陳森玉院士，向他們表示節(jié)日的問候和良好的祝愿。

　　江綿恒副院長希望高能所和上海應用物理所作為兄弟單位，在工程建設方面應密切合作、互通有無，最大程度地共享技術和儀器設備，并“拜托兩位院士，從旁監(jiān)督”。

　　江綿恒副院長還希望陳森玉院士幫助把大科學工程的CPM(關鍵路線法)管理推廣到高技術口的其他大項目，以規(guī)范管理、控制質(zhì)量、提高效率。 江綿恒副院長還聽取了陳和生所長關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網(wǎng)格計算等工作的簡要介紹，并參觀了高能所探測器超導磁體實驗室。

　　方守賢：“任何時候，個人命運都是和國家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我從事加速器研究的生涯中，可謂是七上八下，幾經(jīng)曲折，但是，只要是國家需要，我就義無反顧”。10月22日，中科院院士方守賢研究員結合他的生平經(jīng)歷和人生感悟給寧大師生做了第49講“做人、做事、做學問”講座。

　　方守賢已年近七十，但嗓音仍清亮高亢�；厥走^往的歲月，方守賢滿懷豪情，鏗鏘有力地向?qū)幋髱熒�描繪了自己青春歲月。四年的大學教育培養(yǎng)了他獨立思考、發(fā)現(xiàn)問題好習

　　慣，而當時盛傳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類的文學讀物更堅定了方守賢“為祖國做貢獻”的人生觀。1957年，畢業(yè)后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方守賢被派往前蘇聯(lián)實習，進行加速器的實驗研究，對這一機會方院士倍加珍惜，方守賢勤積累，苦鉆研，打下堅實的基礎，并在導師的指導下學會將知識運用于實際，也就在那個時刻起，一個牢固的信念萌生在方守賢心中：一定要做成一個世界一流的加速器。

　　在講述自己對科學事業(yè)的追求過程時，方守賢感慨萬千。當時，國際、國內(nèi)環(huán)境在很長一段時間動蕩不安，方守賢的加速器設計計劃也幾經(jīng)變化。直到1981年，鄧小平同志作出了做高等加速器的決定。在這歷史性的轉(zhuǎn)變時刻，方守賢結束了自己在西歐聯(lián)合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回國參加加速器的設計。

　　伴隨著方守賢的精彩講座的，是寧大學子們陣陣熱情的掌聲。在提問、交流階段中表示自己深深為方守賢的愛國熱情所感染，也為方守賢的執(zhí)著于科學事業(yè)的精神所折服。同學們從方守賢的回答中獲得了關于思維能力、方法及專業(yè)等方面的科學知識。其中一位女生說，方守賢的樂觀、自信對方守賢今后的人生很有指導意義。

　　以美國SCI作為基礎性科研工作評分標準的問題近來引起了科學界 的廣泛關注。關于這個問題，方守賢院士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

　　首先，SCI并不一定能成為個人科研成果的評估標準。

　　基礎性科研中不同學科有各自不同的科研特點，比如高能物理它是一門典型的大科學，工程性很強，研究所需的實驗設備――加速器和探測器是一項復雜的科研工程，規(guī)模龐大，投資昂貴（一般需要花費幾十億到幾百億元），要有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梯隊參加，需要花5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建成。 建成后利用此設備進行實驗的每一課題組的人員也相當可觀，往往在上百人以上，實驗難度大，取得成果的時間也長，作為研究成果發(fā)表的文章篇數(shù)卻不多，每篇文章署名的只有課題主要負責人，還有上百人參加工作，因為文章反映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將其作為個人科研成

　　果的評估標準，就顯得不適宜或不公正。而另外一些學科，像理論物理，它的個體勞動性比較強，每年發(fā)表的SCI論文的數(shù)量就比較多。

　　還有一些實驗性科學，比如凝聚態(tài)物理等，科研物質(zhì)條件要求不苛刻，實驗設備較少，研究項目的面也較廣，研究時間較短，每一課題的規(guī)模小，也較容易出成果，SCI引文也較多。所以，就這些學科間的差異來說，也不應以SCI作為個人研究成果評估的唯一標準�；�礎性科研領域應針對不同學科科研特點設定評估標準，才有利于我國基礎性科研的成長。

　　其次，SCI作為唯一評估標準會導致學術研究領域的功利性走向。如果僅僅用SCI引錄的論文數(shù)量的多少作為科研成果評估的唯一標準，還很可能導致一些研究者專門選容易被SCI收錄的論文課題去研究的功利性走向。甚至有個別作者，將同一項成果以各種名義和形式反復發(fā)表，以增加被SCI收錄的機會，進行“高產(chǎn)”的SCI炒作，這已引起了某些科學刊物編輯部的不滿，影響了我國科學家的形象。

　　因此，在SCI是否能作為科研評估的標準問題上，方守賢院士完全同意蔡睿賢院士的觀點：SCI不應作為唯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