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屈映光（1883—1973）

字文六，臨海縣（今臨海市）東塍鎮(zhèn)人。青年時在臨�？h城求學，結識楊鎮(zhèn)毅、楊哲商、王文慶等。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赴杭州就讀于赤城公學，加入光復會。三十三年（1907）春夏間，隨楊鎮(zhèn)毅回臨海創(chuàng)辦耀梓學堂，以響應紹興大通學堂光復活動。不久，大通事敗，先后充安徽督練公所書記、臺州印山商業(yè)學校監(jiān)督、安徽陸軍測繪學堂教習。宣統(tǒng)元年（1909）至上海，創(chuàng)辦《風雨報》。三年（1911）冬，江浙聯(lián)軍會攻南京，任浙軍兵站總參議。復以浙軍代表身份赴武昌援鄂。旋任浙江代表，與十六省代表齊集南京，籌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司長。1913年，改任內務司司長，署浙江民政長。1914年，任浙江巡按使。1915年12月，支持袁世凱，受封為一等伯爵。次年4月，童保暄、夏超等謀獨立反袁，驅走附袁的朱瑞，宣布浙江獨立，映光任都督，但又暗中密電袁表示效忠，袁授以將軍銜。5月，因各界不滿而辭職。1917年，居滬學佛。1918年，任北洋軍閥政府國務院顧問。1919年，任山東省省長，注重修治黃河，著有《治河說略》。次年，辭省長職，居北京學佛。后應聘大總統(tǒng)府顧問。1923年10月，與蔣尊簋、呂公望等于寧波組織浙江自治委員會，宣布獨立，旋即失敗。1925年5月，被段祺瑞任命為臨時參政院參政，又任善后會代表。1926年3月，任北洋軍閥政府賈德耀內閣內務總長兼賑務督辦。5月辭職后環(huán)游歐美等國。同年回家鄉(xiāng)后，創(chuàng)立振華中學于臨海城內。1929年，受佛教密宗灌頂法，稱“法賢上師”。曾集資修訂《大藏經(jīng)》�？谷諔�(zhàn)爭開始，在上海拒敵偽籠絡，入內地，遷重慶。1948年，任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副委員長。1949年去臺灣，任“國大”代表、“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等。

屈映光，文六其字，浙江省臨�？h人，生于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二月六日。屈映光幼受傳統(tǒng)家塾教育，及長入杭州赤城公學肄業(yè)。光緒一九〇三年，年二十五歲，于赤城公學畢業(yè)，同年加入革命組織光復會。宣統(tǒng)元年（一九〇九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風雨報》，宣傳革命，旋以環(huán)境惡劣而停刊。

宣統(tǒng)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屈映光參加杭州光復之役，被推為兵站司令。南京光復，屈映光以浙江代表身分，與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會，選舉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tǒng)，中華民國于焉誕生。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屈映光出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長。二年，改任內務司長，繼而軍民分治，受命為浙江民政長。三年，改任浙江巡按長。五年，袁世凱稱帝，浙江宣布獨立，屈映光被推為浙江都督，翌年下野，退居上海，閉戶學佛。

一九一八年，北京政府聘屈映光為國務院顧問，授贊威將軍。一九一九年，復出任山東省省長。九年（1920），辭職，居北京，讀經(jīng)學佛。一九二五年，出任善后會議代表。一九二六年，一度出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旋即辭職，出國環(huán)游世界，同時弘揚佛法。此后不復從事政治活動，而參與社會賑災救濟事務。

        貢噶活佛

屈映光學佛，曾先后皈依于諦閑法師，大勇法師、省元法師、持松法師、班禪活佛、諾那活佛、白普仁喇嘛。一九二九年，受密宗灌頂法，稱法賢上師，由此顯密圓通。

屈映光以其革命耆宿及政界前輩的身分地位，為佛教大護法。佛教每有外侮，屈映光即與滬上名流程雪樓、王一亭、施省之、關絅之等出面維護，頗受各界尊重。然亦已涉入過深，而遭受批評。如一九二九年，佛門緇素對于革新佛教制度問題，有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前者主張革新，利用寺產(chǎn)，創(chuàng)設教育機構，以培育僧才，建設中國佛教；而后者主張維持叢林寺院傳統(tǒng)家風，不標新立異以附和時勢。屈映光傾向于保守派，因而備受革新派的抨擊。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六年，中國佛教會兩次改組，亦有新舊派之爭，而屈映光亦牽涉入是非圈中，遭反對者之非議。

一九三四年，屈映光與佛教界名流居士段祺瑞、湯鑄新、趙恒惕、陳元白、韓大載、王一亭、史量才等發(fā)起組織“菩提學會”，以移譯藏文經(jīng)典及弘法利生為宗旨，對于漢藏佛教文化交流頗有貢獻。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屈映光在上海號召組織聯(lián)合救災會及僧伽救護會，自任救護總隊長，出入戰(zhàn)地，救護傷患。上海戰(zhàn)事激烈時，逃入市區(qū)之難民數(shù)十萬人，賴聯(lián)合救災會賑濟活命。上海淪陷，屈映光輾轉赴后方，出任賑濟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長許世英），仍以救濟難民為務。

屈映光僑寓重慶時，從貢噶活佛修學藏密，藏密分黃、紅、白、黑四派，貢噶活佛屬紅教，屈映光亦承受紅教法統(tǒng)�？箲�(zhàn)勝利后，一九四九年屈映光遷居臺灣，寓居桃園大溪，以弘揚密教為務。一九五六年，屈映光與趙恒惕等發(fā)起組織“修訂中華大藏經(jīng)會”，恒惕與屈映光分別擔任正、副編審，遼東滿分優(yōu)婆塞蔡運辰念生擔任總編纂。以限于人力財力，并未達成修訂目的，僅就各種版本重行編纂，景印行世。總編纂蔡念生著有《二十五種藏經(jīng)目錄對照考釋》行世，而趙、屈二老在當時經(jīng)費極端困難情形下，搜集國內外各種藏經(jīng)版本，編纂成編，實非易事。

屈映光于一九七三年年十月十九日病逝臺灣，享年九十一歲。他著有《金剛經(jīng)詮釋》和《心經(jīng)詮釋》二書行世。

屈映光幼年由祖母撫養(yǎng)，祖母長齋敬佛，諄諄教育孫子要救人濟世。屈家是浙江臺州臨海的世家大族，家道殷實，在災荒歲月常對窮人施粥施藥，所以屈映光很早就從事賑災救濟工作�？谷諔�(zhàn)爭前的1929年浙江鬧水災、1931年長江流域鬧水災、同年秋東北華北鬧水災、1933年察哈爾綏遠鬧災，他都曾參與賑災工作。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成千上萬的軍人流血疆場，民眾背井離鄉(xiāng)成為難民，他更是坐不住了，在上海發(fā)起成立慈善團體聯(lián)合救災會，又在佛門弟子中成立僧侶救護隊，收容難民，搶救傷兵。因收容的難民日益增多，賑災款即將用完，他于第二年躲過日本特務的跟蹤，悄然離滬到香港去募捐。 　　

在武漢的蔣介石聽說屈映光到了香港，就邀請他到武漢去出任政府中新成立的救濟委員會副委員長。原任命的委員長是孔子后裔孔庸之，掛名而不到任。代理委員長許世英，因為跟蔣介石有矛盾，托病躲在香港也不到任，所以屈映光實際上成了負全責的救濟委員會委員長。他認為就任這個職位不是做官，而是要切切實實地做賑災救災工作。為了避免無米之炊，他一邊募捐，一邊建議政府發(fā)行一億元救濟公債籌款備用。 　　

國民黨軍隊在中原地區(qū)抵擋不住日寇的進攻，蔣介石竟下令炸開黃河花園的堤壩，想用水阻擋敵軍。一時間桑田頓成滄海，數(shù)萬人葬身魚腹，數(shù)十萬人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屈映光立即奔赴災區(qū)，在洛陽成立救濟委員會辦事處，在河南鄧縣、陜西黃龍山及川陜交界處的黎坪創(chuàng)設屯墾區(qū)，讓難民到那里屯墾自救。在這一次大規(guī)模的救災工作中，他四處奔波，以致積勞成疾，但是他在發(fā)高燒時仍深入到難民中去慰問，勉勵他們在國家與個人同樣有難的情況下，應當盡量設法自救，為國家減輕負擔。 　　

國民政府遷到重慶后，四川、貴州接連發(fā)生水災和地震，屈映光馬不停蹄地趕往賑災。接著，云南傳出個舊錫礦虐待童工事件，屈映光又趕去調查，解救了上百名受虐待的童工。 　　

1941年初，由于省和省之間的矛盾，兩廣囤鹽不賣，湖南囤米不售，造成了一邊缺鹽一邊缺米的人為饑荒和浮腫病災難。屈映光聞訊立即去會見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薛岳，面陳利害關系，請他務必設法調濟，解救這種人為災難。 　　

從1941年春天起，直到1942年秋冬之交，屈映光風塵仆仆地來往于浙、閩、贛、湘、鄂、黔、桂、粵等省，視察賑務，查實救濟款是否真的有益于難民災民。屈映光認為兒童和青少年是國家的希望所在，特別關注對戰(zhàn)區(qū)兒童和流亡學生的救濟工作。他每到一處，有受難兒童和流亡學生請求救濟，就都會抽空親自接見，幫助解決困難。他在處理個舊錫礦虐待童工事件中，曾親自接見二三十名童工，當面向他們了解受虐待的情況，檢查他們身上的傷痕。 　　

救濟委員會是管錢的衙門，錢雖然不多，但有的經(jīng)手人難免見錢眼開，順手牽羊。他善于以佛學濟世救人的道理開導部下，又常以因果報應之說使之引以為戒。部下看到他穿粗布大褂，手持念珠，吃青菜豆腐，外出視察時不住省、市政府的招待所而大都住在難民收容所的辦公室里，因此他們也就覺得貪污可恥了�？谷諔�(zhàn)爭時期，國民政府其他部門的貪污事件屢有所聞，但救濟委員會中并未傳出過什么貪污的新聞，可見屈映光在救濟工作中確實是做出了一些貢獻的。

        中華大藏經(jīng)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屈映光回到上海，又一次脫離政壇，專心佛學。他曾應廣東名僧虛云長老之請，募捐重修廣東乳源縣的云門古寺。他曾多次在廬山居士林等地或自己家里閉關修法。閉關大都為七七四十九日，在此期間，斷絕與外界一切來往，不食煙火之物，只飲水和吃水果。解放戰(zhàn)爭的炮火已經(jīng)“隆隆”打響，對他來說似乎還相隔得很遠很遠，并沒有放在他心上。直到國民黨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解放軍大舉南下，國民政府逃往臺灣時，他才知道時世已經(jīng)大變，竟不知自己的前途將會如何，感到十分迷茫。有人對他說，你不能再留在上海，于是他離滬經(jīng)廣州到了香港，暫住九龍。蔣介石怕他重回大陸投向共產(chǎn)黨，就派人設法把他弄到了臺灣，授以“國策顧問”的頭銜加以籠絡，表示對辛亥革命元老的尊重。 　　

“國策顧問”只是個虛銜，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也沒有薪水可以領取。屈映光對此倒并沒有放在心上。他認為既然到了臺灣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就應當先了解一下當?shù)赜惺裁疵�寺古剎，有什么稀見的佛學典籍。臺灣的佛門弟子久聞其大名，聽說他到了臺灣，就紛紛聚攏來，請他講經(jīng)弘法，帶他去參觀名寺古剎。他先在臺北縣北投善光寺停留了一個時期，覺得環(huán)境還不夠理想，未見過的佛學典籍也不多，不久就去桃園縣大溪福份山（又叫法鼓山）的齋明寺。他發(fā)現(xiàn)該寺藏經(jīng)樓的佛學典藏十分豐富，就深深地愛上了這座名寺，從此就借住在齋明寺后苑，青燈黃卷，如饑似渴地閱讀起珍貴的佛藏來。與此同時，他在佛門弟子的請求下，在齋明寺開設密宗講壇，兩星期一次講經(jīng)弘法。由于他佛經(jīng)讀得多了，佛學修養(yǎng)大有長進，在佛學界的聲望大大提高。許多地方的佛學信徒，包括東南亞、澳洲、南北美洲的佛門弟子，慕名從四面八方趕到桃園縣齋明寺來聽講，開創(chuàng)了臺灣佛學界二十余年未曾間斷的盛況。

在齋明寺藏經(jīng)樓，屈映光有緣接觸到了宋代開寶版的《大藏經(jīng)》，他接著查找，見宋、元、明各朝都有續(xù)編和雕印。但到清朝乾隆年間雕刻龍藏版之后，再未見有新的編纂和雕印了。在日本卻迭有出版，編纂的體制體例也屢有創(chuàng)新。民國初年，中國的頻伽精舍曾仿印日本宏教書院版的《大藏經(jīng)》，是原版照搬，無所增益。他對此感慨萬分，認為中國新發(fā)現(xiàn)的佛經(jīng)不少，應當重新修訂編印一套《中華大藏經(jīng)》。立下這個宏愿以后，他立即到處聯(lián)絡得道高僧和佛學專家，于1956年11月成立了修訂中華大藏經(jīng)會，著手搜集各種版本，募集經(jīng)費。先從匯集歷代中外藏經(jīng)目錄開始，然后加以參核校訂，編成了《三十一種藏經(jīng)目錄對照表解》。三十一種目錄中都有著錄的佛經(jīng)共三千五百余種，稱之為正藏，先編為四輯，經(jīng)校訂后分別用小字版和大字版刊印。小字版供青年人誦讀，大字版供老年人誦讀。另有約一千五百種只有少數(shù)幾部目錄中著錄，甚至還有各種目錄中都不見著錄的，就編為續(xù)藏，準備稍后繼續(xù)刊印。

屈映光早在20世紀20年代從歐美考察歸國就已皈依佛門，師父給其起法名法賢，但他未曾剃發(fā)出家，一直是以居士身份修法。到臺灣后，人們只知法賢上師的法名，他的俗家名字逐漸為人淡忘了。1972年10月1日，他的弟子在桃園縣中壢元化院成立法賢學會。1973年春，臺中縣慈明寺住持圣印法師請法賢上師到霧峰山為修建萬佛殿主持開工典禮，并傳授密宗要義。屈映光受到這一事件的啟發(fā)，認為北京有傳播密宗的雍和宮，對蒙藏漢各族佛教信徒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臺灣還沒有密宗寺廟，于是決定籌款在臺北五峰山興建一座南方寶生佛剎，傳播密宗教義。那一年他已是91歲高齡，還到處奔波籌款。錢募足后立即破土動工。過不多久，南方寶生佛剎的殿堂結構就已初具規(guī)模，他興奮極了。由于過度的興奮使這位高齡老人血壓出現(xiàn)波動，一時臥床不起。弟子們把他送進桃園中壢新國民綜合醫(yī)院救治。1973年9月19日，屈映光終于走完他曲折迂回的人生道路，于當晚10點20分圓寂。 　　

屈映光一生著作繁富，曾寫有關于辛亥革命的回憶錄，并多年堅持寫日記，早年還喜歡詩詞聯(lián)語，尤其是佛學方面出版有《金剛經(jīng)詮釋》、《心經(jīng)詮釋》、《無量壽經(jīng)詮釋》等多種。他圓寂后，弟子們收集其遺著，準備出版全集。

[1] 中華佛教 http://www.cnbuddhism.com/cid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070

[2] 《世紀》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JN2006040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