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王通15歲時便開始從事教學活動，18歲時有“四方之志，游歷訪學，刻苦讀書“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睂W問大有長進。隋文帝仁壽三年（603）考中秀才后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張“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運天下于指掌。”深得文帝贊賞，但下議公卿時卻被冷落排擠縣通化，遂作《東征之歌》，抒發(fā)了懷才不遇的心情。此后，雖被任命為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但不久便因對朝廷失去信心而辭官歸鄉(xiāng)，只將興王道之志付諸于續(xù)述《六經》和聚徒講學的文教事業(yè)上去�；剜l(xiāng)后，王通首先確定了續(xù)述《六經》的計劃，決心以古代隱逸賢才為榜樣，“退而求諸野”，以著述和教學來為弘揚儒學作貢獻。就這樣，王通用了九年的時間著成《續(xù)六經》（亦稱《王氏六經》），包括《續(xù)詩》、《續(xù)書》、《禮論》、《樂經》、《易贊》、《元經》等，共80卷。

王通死后，眾弟子為了紀念他，弘揚他在儒學發(fā)展中所作的貢獻，仿孔子門徒作《論語》而編《中說》(又稱《文中子中說》、《文中子》等)一書，用講授記錄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講課時的主要內容，以及與眾弟子、學友、時人的對話，共為10個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際思想發(fā)展的主要依據和參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問易篇、禮樂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關朗篇等。

《中說》雖在形式上仿效《論語》，但在內容上卻有所創(chuàng)新，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興儒學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記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為了扭轉這種狀況必須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興衰要依靠各種人才，而人才的養(yǎng)成必經學校的培養(yǎng)，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學才能振興。

其次，王通認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義、禮、智、信“五德”。這在人身上體現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廣大的社會中則稱作天理。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幫助人們養(yǎng)成完全的人格，達到“樂天知命，窮理盡性”的境界，最終被造就成“君子”、“圣賢”。

第三，王通處于儒佛道三教爭衡碰撞的思想動蕩時期，傳統儒學教育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威脅，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現陳舊和僵化的現象。為了振興和發(fā)展儒學，王通認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應探索一條融匯三教的合理途徑。為此，他明確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張，以積極的態(tài)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長，為儒學的改造和發(fā)展提供有益的養(yǎng)料。在《中說·問易篇》中就記載了王通的這一思想：“（一日王通）讀《洪范讜義》，曰：u2018三教于是乎可一矣u2019。程元、魏征進曰：u2018何謂也u2019，子曰：u2018使民不倦u2019�！彼�在回顧了儒佛道興衰和古代學術發(fā)展的歷史之后，認為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朝著“使民不倦”的目標努力，共為加強對民眾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并沒有明確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這三者之間尋求可被利用的共同點，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治世良方。當然王通的立足點還是在振興儒學上，認為佛道的某些內容應該適應儒學的傳統。

第四，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與發(fā)展。他一生著述頗豐，在隱居教授之余“續(xù)孔氏《六經》近百余類”（王績《游北山賦》自注），為學生提供了大量的經學輔助讀物。至于他為什么著《續(xù)六經》，在《中說》里他自己說：“吾續(xù)《書》以存漢晉之實，續(xù)《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狈浅Ｃ鞔_地說明地是依據儒學發(fā)展的歷史線索，主要結合兩漢以后社會、習俗、學術、思想以及歷代的統治得失等具體情況，對儒家傳統思想進行闡發(fā)的。

所論雖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范圍，但在思想內容上確有不少新的見解，特別是注意了歷史變遷給社會各方面帶來的變化，讀后可以開闊思路，從多角度深入地鉆研問題。比如作《續(xù)詩》，王通認為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與傳統儒學的主旨一致的，他說：“吾欲續(xù)《詩》，考諸集記，不足征也，吾得《時變論》焉”。他在吸收前人《時變論》思想的基礎上，看到晉、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學作品已不象《詩經》那么古樸純美，已經變成王道不明，風俗不正的“俗品”。因此，他改變了《詩經》風、雅、頌的結構排列方法，而細分為化、政、頌、嘆等四大部分，借以體現美、勉、傷、惡、誡五種情感意識，突出強調了詩的政治傾向和說教特點。

在教法上的改進，主要從《中說》的具體教學記載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論語》中體現大致相同。首先，王通認為，教學和研究必須要隨著時代和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并可以不斷充實和改善教材的內容。否則，不縱觀歷史和現實的全面，只限于一孔之見、一家之言，不變通而只鉆牛角尖，就會在治學和教人時處處碰壁。正所謂“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zhí)其方天下無善教�！睘榱诉m應他自己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在教學中他注意吸收佛、道等其他教派和學派的思想。他雖然批評道教，但又肯定道家所歌頌的“至德之世”及自足無為之治：“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他就是要以佛道的某些可借鑒的內容來豐富和充實儒學，調節(jié)思想界長期以儒學為一統的單調乏味的情況。

在教學中王通注重因材施教與兼收并蓄。對于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他的講說和論證就會有所變化。比如在論述天的問題時，他曾與薛收談天與圣人的關系，認為天的功能在于造物；在與杜如晦、董常、賈瓊論天時，則把天解釋為自然；在宇文化及問到天道人事時，他又說“順陰陽仁義”；并在其他場合把天解釋為“氣”、“鬼”等等。如此說來，是不是王通言無定論，論無定據，非也。王通以上述諸物作比，都是為了說明天是有自己的規(guī)律的，應該順應他，如果用一個確定的概念來說明或限制它，在當時的認識發(fā)展水平上還達不到。在這種情況下，王通根據自己對學生和問學者的了解。因人而異地加以解釋，效果是很好的。而在另一方面，王通也注意向各方面學習和請教，他曾說過“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卑亚髮W的重點放在在野的學者、隱士以及佛道高人之中，從他們的各家之言里吸取營養(yǎng)，豐富自己的思想，充實自己的教學。通過這種兼收并蓄，就可以適應各種各樣學生和朋友所提問題的挑戰(zhàn)，在論道教學之中立于不敗之地。

他提出了窮理盡性的道德修養(yǎng)方法。王通在一生為振興儒學奮斗的同時，非常重視道德倫理方面的建設，尤其重視道德修養(yǎng)問題，并提出了有關的原則和方法。他首先說明了“人心u2019與“道心”的矛盾，以及如何防止“人心”泛濫和“道心”擴充的問題。在他看來，人的道心即是人類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義、理、智、信”五常。如薛收“問性。子曰：u2018五常之本也u2019�！痹诖嘶�礎上，王通根據《尚書·虞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說法提出了“思過而預防之”的道德修養(yǎng)任務，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關鍵的便是“以性制情�！蓖跬ㄔ�慨嘆道，在世人中人心掩蓋道心的現象十分普遍，而“以性制情者鮮矣�！睘榇耍�在道德修養(yǎng)方面，王通極力提倡“窮理盡性”的理論。他曾說：“周公之道，約而當，和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于性乎！”并對董常也說�！皹诽熘�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后學姚義也曾轉述王通對窮理盡性的看法，他說：“嘗聞諸夫子矣�！洞呵铩芬晕镂铮�志定而后及也；《樂》以和，德全面后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后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其具體不能及，故圣人后之，豈蒙養(yǎng)之具耶�！�…知命則審之以《易》，于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易》，則完神；可以圣人知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后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后形乎遠�！彼�把“知命”→“窮理”→“盡性”看作一個完整的修養(yǎng)過程，以《易》這一古代哲學的典型著作和其他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認為通過學《易》可以掌握窮理的方法，卦可“著天下之時”，爻則“效天下之動”，卦爻結合，即“動以乘時”，產生六種吉兇，概括出人與自然的關系和某些規(guī)律。因此，不學《易》不可知命，“無以通理”�？鬃幼x《易》“韋編三絕”，并不輕易與弟子言《易》，亦是看到了《易》哲學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把它當作某個學派，某個階級，某個國家或某個圣賢思想高度凝煉的結果。如果在讀《易》知命的基礎上真正作到“窮理”、“盡性”，則可以做到符合時代的要求。

王通還提出了與“窮理盡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張“正心”、“誠”、“靜”、“誡”、“敬慎”、“聞過”、“思過”、“寡言”、“無辨”、“無爭”等。這些主張是頗有特點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學討論的傳統問題上加以強調與發(fā)展的。如主張“正心”、“誠”、“聞過”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莊佛釋的某些思想，主張“無辨u2019、“無爭”、“寡言”、“靜”、“誡”，使傳統的儒學道德修養(yǎng)的理論更加豐富。當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張并不像后來宋儒強調得那么過分，走極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靜時，他也強調說“動失之繁，靜失之寡”。應該主張動靜適中，并非片面追求靜。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養(yǎng)的種種主張，并非只針對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對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終強調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養(yǎng)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說：“古之明王誰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于上則臣補于下；臣諫于下，則君從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際許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人能抗顏直諫，多是受王通這一思想的影響。雖然，不少史家考證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沒有師生關系，但在交友、談論與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響。

除了一般道德修養(yǎng)的問題之外，義利關系這個自孟子以來長期爭論的問題也受到王通的關注。在他看來，仁義道德是與功利私欲相對立的。在《中說》中，他從多方面、多角度探討了仁義道德與功利私欲的關系，突出表現了他要存道義、去私利的主張和衛(wèi)道精神。盡管魏晉以來，名教衰落，但王通對儒學及道德倫常的復興頗有信心，欲棄世人之所爭，“取其所棄”。應該指出，王通在此強調的道義和利欲的對立，并非宋替代學家為欺騙廣大人民所說的“存天理，滅人欲”。而主要是針對魏晉以來士風的腐敗和道德的淪喪。他斥責和譏諷那些只知“聚財”，不知“聚德”的豪門貴族和“靡衣鮮食之士”。贊揚了那些“重道義，輕王侯”，“遺其身”而“至公”，能“惡衣薄食，少思寡欲”的君子。王通這些思想的提出是當時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物，他一方面順應了國家統一，民心思治的歷史趨勢，痛斥了產生戰(zhàn)爭和動亂的根源——為追求功利利欲，認為南北朝以來之所以戰(zhàn)亂頻繁，即是因為大家都爭利而舍義。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孟以來的儒家傳統和佛道的某些主張，如儒家提倡的“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佛教的出家修行，誡欲苦行；道家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等等，都對他有直接的影響�？傊�，王通有關道德修養(yǎng)的主張是其為實現王道而進行的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其中的不少概念和提法是有創(chuàng)造性的，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影響，并為后世學者廣泛地借鑒。和一般佛、道之人不同，王通并非不識人間煙火之徒，而是比較實際的學者。他所提出的理論既有時代特點，又可避免偏差。他認為，在當時名消道長，身退道進，個人便可增進道德修養(yǎng)水平，國家才能安定發(fā)展。但他在批判王侯貴族縱欲享樂的同時，并沒有和佛道之人一樣提倡遁入寺觀，不理世事。他主張無為無功，是希望人們不要為了功名利祿才去務人事，對于弟子“請絕人事”和“請接人事”的作法進行了教育。認為只要“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順應自然而不人為地棄取，便能達到較高的境地。既不為功利私欲所左右，又能為王道實踐貢獻才智。在這方面，他與傳統的儒道思想以及佛教的主張是不同的，但又包含著它們各自的某些特色和因素。

隋唐時期是政治、經濟的大變革時期，也是儒家學說從傳統向革新轉變的時期。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學術界、思想界、教育界都在對傳統的思想、觀念進行清理和審查。首先，在隋唐之際，學者們開始對漢魏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神化儒學(包括天人感應論和讖緯迷信)進行批判，為新理論的提出、為儒學從傳統桎梏中擺脫出來，看清自己在與佛、道爭斗中的不利地位和自身存在的問題作了初步的基礎工作。從王通開始，儒學討論的問題逐漸由探討天人關系轉向倫理方面，理欲問題開始逐漸占據統治地位。王通曾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話引入道德修養(yǎng)領域，將“道心”和“人心”對立地提出來，并同時提出了道與欲、道與利、德與功等對立的范疇，為唐宋諸儒探討理欲等后世的理學核心問題提供了重要范疇。雖然從王通講學和著述的形式上看，是簡單地恢復和振興傳統儒學，但這一恢復和振興的對象并非漢魏儒學，而是孔孟等儒學始祖，要從傳統儒家的經典中尋找出適合當時社會政治需求的，能與佛道思想影響相抗衡的內容。因此，王通的努力就是唐代儒學改革的濫觴，是宋替代學的先驅。在他之后，劉知幾、韓愈、柳宗元、李翱、皮日休等人都相繼探討理欲（或道、欲）問題，經過不斷地討論和研究的積淀，才有了宋替代學的興起。北宋初年，對理學發(fā)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著名學者石介，曾高度評價了王通對儒學復興和發(fā)展作出的努力，稱贊他是與孔子、孟子、楊雄一樣的圣賢。他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敘，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彝倫攸 ，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四十篇而辟之．新莽篡漢，道斯?jié)撘�。楊雄作《準易言》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晉、宋、齊、梁、陳并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xù)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于楊墨，悖亂圣化，蠹損中國，吏部獨立以排之�！�…《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辟，孔子教化行�！斗ㄑ浴沸�，莽惡顯�！独m(xù)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義。是知有時弊則圣賢生。圣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鬃又撩献�，孟子至楊子。楊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存闕道于億萬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叭裘陷V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為賢�！睂⑼跬ǚ旁跅钚壑�后，韓愈之前，在“王綱毀”、“人倫棄”的重要時期，能夠力挽狂瀾的重要人物，是儒家道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石介的這一評階是比較客觀的。

此外，王通在自己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后來成為理學思想的觀點、范疇和命題，如“道心”與“人心”，“道”與“欲”，“德”與“功”，“正心”，“化人”，“誠”，“恭”，“正性”，“敬”，“慎”，“靜”、“窮理盡性”等等，為隋唐儒學從傳統的漢魏南北朝經學和玄學中脫胎出來，成為探討新問題、運用新方法、適應時代需求的“新儒學”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礎。到宋代，理學中道學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程頤曾盛贊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后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卿)，楊(雄)所及也”。時人邵博亦記載曰：“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無荀卿、楊雄也”。將王通的地位擺在荀卿和楊雄之上，直承孔孟，充分肯定了他對儒學發(fā)展作出的貢獻。到明代，著名心學大家王陽明對王通也極為贊賞，認為王通是遠遠超過韓愈等人的“賢儒”。據《傳習錄》記載，“(徐)爰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u2018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彼�認為《續(xù)六經》“未可盡非”，若不是王通早逝，定可“圣人復起”，對儒學作出更大貢獻，明確了王通的重要歷史地位。

其撰著的目的在于“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痹谥袊�社會從動蕩走向統一之時扯起振興儒學的旗幟。《續(xù)六經》完成后，王通名聲大噪，求學者自遠而至，盛況空前，有“河汾門下”之稱。不僅及門弟子多達千余人，還結交了許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學生薛收、溫彥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齡、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陳叔達等均為隋唐之際歷史舞臺上的主要角色。王通教學，分門授受，“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征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通過“通學”和“兼學”兩種形式，培養(yǎng)出一大批各色人才，為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和學術的繁榮提供了注入新鮮內容的儒學理論。

王通教學主要以明“王佐之道”為己任，希望能在魏晉動亂和儒學衰敗之后能重振孔學，為儒學在隋唐之際的恢復與發(fā)展作充分的思想和輿論準備。其死后，眾弟子將他奉為“至人”，稱“王孔子”或“文中子”，后世更有“河汾道統”之譽，充分地肯定了他在隋唐儒學變革和發(fā)展中的重要歷史地位。王通在講學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和主張，在自然觀上，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說及后來的讖緯神學進行了抨擊，在一定程度上使?jié)h代以來神學化的儒學向理學天理論轉變，成為“前理學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歷史觀上，他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成為理學天理史觀的前奏，在倫理學上，他較早提出“窮理盡性”和“主靜”的修養(yǎng)方法，對唐代儒學，特別是宋替代學有著極重要的影響，開了理學某些重要概念范疇，治學方法以及修養(yǎng)方法之先河�？上�王通僅活了33歲，未能充分展示才華和發(fā)揮作用。

自宋代以來，文中子就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除上世紀30年代汪吟龍的《文中子考信錄》和王立中的《文中子真?zhèn)螀R考》，文中子研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直到80年代，才出現了尹協理、魏明的《王通論》，90年代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駱建人的《文中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李小成的《文中子考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