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法國比利牛斯， 大西洋省的丹郡一個普通公務(wù)員之家,父親 是當?shù)匾幻�鄉(xiāng)村郵遞員。1950年考入 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攻讀哲學專業(yè)，1954年通過教師會考成為中學哲學教師。1956年應征入 伍，到阿爾吉利亞為軍隊服務(wù)，從這兒開始，布迪厄由此開始了他的社會學工作。1958年與1963年發(fā)表的兩部著作《阿爾吉利亞的社會學》、《阿爾吉利亞的勞動與勞動者》引起知識界的關(guān)注，從而奠定了他毋容置疑的 社會學家地位。19**年成為法國高等實踐學院最年輕的研究指導 教授。1968年至1988年任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教育文化社會學中心主任，并創(chuàng)辦了《社會科學的研究行為》。

也稱“建構(gòu)主義的結(jié)構(gòu)主義”或“結(jié)構(gòu)主義的建構(gòu)主義”，試圖超越社會現(xiàn)象學和結(jié)構(gòu)主義之間的對立來重建實踐理論。同時，布迪厄強調(diào)社會學必須保持反思性，時時以自身為考察對象，澄清所產(chǎn)生的知識與知識生產(chǎn)的社會條件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不斷地對社會的科學認識。

皮埃爾·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論批評家，法蘭西學院唯一的社會學教授，和 英國的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德國的 哈貝馬斯（Jurgen H arbermas）被認為是當代 歐洲社會學界的三杰。布迪厄橫跨眾多領(lǐng)域，打破了學科界限，從跨學科的角度入手，對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語言學、哲學、 政治學、史學、 美學、文學等都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思想范疇，建構(gòu)了相當新穎的學術(shù)框架。作為法國當代最有聲望的社會學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論批評家，布迪厄以其獨創(chuàng)性的學術(shù)研究和豐裕的理論創(chuàng)作，在法國和整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界掀起一陣陣爭論浪潮，推動著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論的重大變革，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本身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

在當代法國社會學界和思想界中，布迪厄占據(jù)著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隨著布迪厄著作的英譯本的大量出版，他的社會理論也逐漸進入英美國家的學術(shù)思想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布迪厄在美國已經(jīng)成為引用率最高的社會學家之一，排名僅次于福柯，超過了列維-斯特勞斯（Swartz，1997：2）。

1981年進入著名的法蘭西學院執(zhí)掌社會學教席成為他學術(shù)生涯的巔峰。布迪厄在國際上獲得的殊榮更是不勝枚舉，2000年 英國皇家學院頒發(fā)給他的 赫胥黎獎?wù)拢�代表了國際人類學界的最高榮譽。

皮埃爾·布迪厄1930年在 比利牛斯-大西洋�。≒yrénées-Atlantiques，郵遞區(qū)號 64 開頭）的小 城市Denguin 出生，父親是 郵差（后成為地方郵局主管）。

皮埃爾·布迪厄在小城市 Pau 的“路易巴圖”中學（le lycée Louis Barthou）就讀，其中一位他的老師認為該生資質(zhì)優(yōu)異，建議他轉(zhuǎn)去 巴黎的“偉大的路易”中學（le lycée Louis-le-Gran d）就讀，時為1948年。

皮埃爾·布迪厄后來進入位在烏姆路（rue d’Ulm）的法國高等師范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1954年通過 哲學教師會考，同一年法國高等師范學院通過的學生還包括有未來的大 哲學家賈克·德里達、未來的知名歷史學家 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法國高等師范學院就讀期間，他避開當時蔚為主流的存在主義，反而跟隨 Gaston Bachelard 和 Georges Canguilhem 這幾位哲學家學習邏輯學跟科學哲學，選修 Éric Weil 教授的 黑格爾的法哲學。1953年皮埃爾·布迪厄完成一份 碩士論文，談?wù)撊R布尼茲的 Animadversiones（Leibnitii animadversiones in partem generalem principiorum Cartesianorum）。

1954年至1955年一段很短的時間，皮埃爾·布迪厄在“木藍”中學（le lycée de Moulins）任教。1955年被國防部征召，在 凡爾賽服役。很快地他被派到 阿爾及利亞服兵役，為時兩年。1958年至1960年他轉(zhuǎn)至阿爾及利亞的首都 阿爾及爾大學的文學院教授哲學。1960年他返回法國，先在 索邦大學任助理，然后轉(zhuǎn)至里耳的里耳大學擔任講師教授社會學，直至1964年。他同時跑去巴黎的東方語言學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加強他的 阿拉伯文能力，原因是他在阿爾及利亞已經(jīng)開始接觸阿拉伯文。1982年起皮埃爾·布迪厄開始在社會科學高等學院任教。

1962年皮埃爾·布迪厄和 Marie-Claire Brizard 結(jié)婚，婚后生下三兒子：Jérôme Bourdieu， 艾曼紐埃爾·布迪厄（Emmanuel Bourdieu）跟 Laurent Bourdieu，其中艾曼紐埃爾·布迪厄后來成為電影導演，2006年執(zhí)導的作品《邪惡友誼》（Les Amitiés maléfiques）獲戛納影展“國際影評人周”單元評審團大獎。

1964年，皮埃爾·布迪厄成為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識”（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編，大部分他自己的書都在此系列中出版。直到1992年，皮埃爾·布迪厄更換出版商，改由門檻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出版他自己的著作。1975年皮埃爾·布迪厄和費南·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成立學術(shù)刊物《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由他自己擔任總編輯，直至他去世�！渡鐣�科學的研究行動》主要刊登他自己的研究以及他學生們的研究論文。

因應1995年11月跟12月的大罷工社會運動，皮埃爾·布迪厄創(chuàng)立他自己的出版社行動動機出版社（Raisons d’agir），多半出版比較年輕的學者的作品，編輯方針是批判 新自由主義。

1981年進入著名的 法蘭西學院執(zhí)掌社會學教席成為他學術(shù)生涯的巔峰。布迪厄在國際上獲得的殊榮更是不勝枚舉，2000年英國皇家學院頒發(fā)給他的赫胥黎獎?wù)拢�代表了國際人類學界的最高榮譽。

布迪厄至少發(fā)表了343種作品，還有大量論文至今未曾問世。其中《論電視》、《世界的貧困》、《繼承者》、《區(qū)隔》、《社會學諸問題》、《再生產(chǎn)》的影響超出了學術(shù)范疇，引起了全球性的廣泛關(guān)注與爭議。除外，他的重要作品還有《男性宰制》、《學術(shù)人》、《背井離鄉(xiāng)》等。

就對手與敵人而言，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 �？隆⒌吕镞_、 哈貝馬斯相比，他都 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媒體的批判。他對電視電視媒體的批判一度使媒體對他恨之入骨。他批評媒體對“經(jīng)濟邏輯、商業(yè)壓力的臣服”，指責其觀眾專制與市場專政，力圖為“專家城邦”開拓一個自主的不受記者與媒體邏輯限制的、直接介入政治與文化討論的傳媒空間。

學生與朋友中的敵人。在帶弟子創(chuàng)建流派之前，他有很多同事與朋友，共同關(guān)心專業(yè)的建設(shè)與發(fā)展�？勺詮乃�名聲鵲起之后，內(nèi)斗與紛爭就戲劇般粉墨登場。他創(chuàng)建的社會學中心云集著一批精英，其中，巴塞宏曾是與他合作的傳奇搭襠，卻與之分道揚鑣最早。對他攻擊最為兇猛的其女弟子讓妮．維迭- 勒胡，其1998年出版《學者與政治：論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學恐怖主義》，公然與他叫板。

布迪厄與其他社會學流派的關(guān)系遠遠沒有來自朋友與弟子的批判讓他感到痛苦。題為《弟子與敵人》的文章說：布迪厄?qū)W派與“社會行動者”學派、“方法論個體主義”學派的關(guān)系是建立在某種武裝到牙齒的和平競爭之上的，雙方互相尊重，沒有發(fā)生戲劇性對抗，都以避開直接討論以避免紛爭為原則。他理論上的勁敵，社會學家阿蘭．圖漢指出：“他的去世是一個震動，因為知識界整體，尤其是我的工作范疇，當然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是圍繞布迪厄開展的，無論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他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參照，……”

布迪厄的社會學工作涉及范疇之寬、領(lǐng)域之廣、問題之繁，使人很難把握他的思想體系和脈絡(luò)。他出版的20多部著作中包括田野調(diào)查、概念分析、對當下問題的介入、長遠社會理論反思。從阿爾吉利亞卡比爾人的榮譽儀式到學校制度，從研究體制到婚姻制度，從文化趣味到男性宰制，從高官到語言，從海德格爾到電視媒體，令人眼花繚亂，很難從中找出其思想的連貫性，統(tǒng)一性。

了解布迪厄，看來需要建立一個專業(yè)課題。

雖然不同階段時期的布迪厄的思想脈絡(luò)有不同的演變，但他的研究方法卻具有一種深度的統(tǒng)一性，那就是對個體身份一致性的理論反思�！拔沂钦l？”“我知道什么”，這古老的哲學提問來自 蘇格拉底，布迪厄則對它進行了別樣的研究。他并非像古典哲學那樣去追問人的本性與條件，不想探討一般意義上人的本質(zhì)是基于什么之上的，他要做的是去了解一個特殊主體是如何被生產(chǎn)出來的，包括其趣味、自我關(guān)照與策略是如何產(chǎn)生的。不過他認為自我認識并不能通過對自身的內(nèi)省獲得，而是要通過對自身上下左右的觀察才能達到。對自己的認知因此不能是內(nèi)省的結(jié)果，而是某種客觀量化的結(jié)果：別以為你天生就是藝術(shù)胚子，最好得看看你的出生地與出生時間，你父母的職業(yè)和你的學習成績單。布迪厄認為，主體的形成并非心理沖突的結(jié)果。

他雖然堅持“個體并不是自己的中心”，不過與弗羅伊德的向內(nèi)求索相反，布迪厄認為應該向外界尋求答案。人對自己的了解并不是自己就明白的。人的 習性也不是天生就是這樣，它是符碼與區(qū)別之復雜游戲的結(jié)果。在這種隱匿機制上，他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新概念，例如習性（habitus）（借過去經(jīng)驗銘寫于身體以使實踐認知活動得以進行的一種感知、判斷及行動系統(tǒng)）、場域（champ）、象征性暴力（violence symdolque）、文化資本（capital culturel）等。布迪厄?qū)�這些詞匯具體的、細致的而非抽象的、修辭的、一般研究使社會學“成為一種有力的分析工具，讓每個人能更好的了解自己是誰、自己特有的社會生產(chǎn)條件及在社會中的位置”。然而，通過這種自我在社會位置中的認知來解放自己的條件雖然存在，但要實現(xiàn)這些卻沒有保證，沒有什么可以確保對社會的決定性的了解的清晰就可以掙脫它。在布迪厄看來，被 統(tǒng)治者總是內(nèi)化了那種統(tǒng)制關(guān)系以最終重新導致他們的被壓迫的地位。而這正是他所確立的象征性暴力的本質(zhì)功能。

布迪厄的這種社會決定論也是他遭受各方批評的主要原因之一。

布爾迪厄幾近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完全無視學科界線，從人類學、社會學和教育學到歷史學、語言學、政治科學、哲學、美學和文學研究，他都有所涉獵。布爾迪厄向當今的學科分類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戰(zhàn)。他在涉及范圍極廣的不同領(lǐng)域中提出了很多專業(yè)性的質(zhì)詢：從對農(nóng)民、藝術(shù)、 失業(yè)、教育、法律、科學、文學的研究，到對親屬關(guān)系、階級、宗教、政治、體育、語言、住房問題、知識分子、國家等的分析。布爾迪厄還具有融合各種不同的社會學風格的能力，從艱苦的人種論闡述到 統(tǒng)計學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論的和哲學的論辯等等，布爾迪厄一律照單全收，他向已被公認的社會科學的 思維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戰(zhàn)。

布爾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國貝恩亞，他早年學術(shù)生涯一直未能擺脫結(jié)構(gòu)主義的陰影，他試圖以索緒爾為基點發(fā)展一種“普遍的文化理論”。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緒爾的理論命題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為實踐和言語對立面的文化和語言之后，他放棄了這一 計劃，并開始探索一種有關(guān)文化實踐的理論，并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只有當分析超越了傳統(tǒng)的對立關(guān)系及二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視野的局限性之后，理論的發(fā)展才會成為可能。布爾迪厄覺得只有從這一立場出發(fā)，才能建立一種對古典社會理論的批判。

布爾迪厄認為古典社會體現(xiàn)了主觀論與客觀論的一種對立。主觀論者往往對信念、欲望、行動者（agent）的判斷等估計過高，而客觀論者則力圖從物質(zhì)、 經(jīng)濟條件、社會結(jié)構(gòu)或文化邏輯等方面來解釋社會思想與行為，并把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動者的象征結(jié)構(gòu)、經(jīng)驗和行為更為強有力的東西。布爾迪厄認為，無論是客觀論還是主觀論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會生活。在他看來，社會生活必須從下列角度來理解，即既要公平對待客觀物質(zhì)、社會的和文化的結(jié)構(gòu)，又要公平對待正在建構(gòu)的實踐和個人與團體的經(jīng)驗。布爾迪厄在許多文章中還試圖克服與之相關(guān)的兩種知識之間的對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觀察者建構(gòu)的有關(guān)社會世界的理論知識，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對他們自己的世界具有實踐性把握的人所運用的知識。

最終，布爾迪厄試圖超越科學與其對象之間的對立。他把科學看作社會場（field）的一部分，把科學家看作社會場的產(chǎn)物。他認為科學場并不擁有不同于其他場的特權(quán)；它也是行動者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過權(quán)力來建構(gòu)的�？茖W在分析行動者的觀念對建構(gòu)社會現(xiàn)實所作的貢獻時，同時也認識到那些觀念經(jīng)常也會誤認社會現(xiàn)實。同樣地，科學家對自身現(xiàn)實的建構(gòu)（科學場和科學行為的動機），也會經(jīng)常誤認科學場的現(xiàn)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爾迪厄認為必須倡導一門反觀性的（reflexive）社會科學，必須克服主體與客體、文化與社會、結(jié)構(gòu)與行為等普遍存在的理論對立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爾迪厄有效地把現(xiàn)象學和結(jié)構(gòu)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種完整的、認識論的連貫性模式之中，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運用 價值的社會質(zhì)詢的模式，是康德意義上的人類學，但卻是一種具有高度區(qū)分性的人類學，因為它包含了對分析者自身活動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過這一活動從理論上來解釋他人實踐的。

“習性”

在社會中所有社會成員的行動的關(guān)鍵原則。Habitus中文嚴格說沒有對應翻譯，該字是布氏界羅馬文所改用而來，的確具有習慣、習性的意味，但是卻不是單純反射性的習慣，而是一個透過長時間生活實踐，累積下來的，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種習性，諸如中國人覺得吃米飯才算吃飯，吃漢堡不算。放到社會階層與場域理論去看，當在特殊社會環(huán)境下成長的個體，自然受到該環(huán)境文化深刻影響，很多日常生活視為當然的東西，未必在另一個環(huán)境視為當然。比如，一個沒落王孫，雖然經(jīng)濟無法支持，但仍有深刻對精英生活懷念，無法降格習慣庶民生活。

“場域”

一個社會被分割成許多不同的場域，在這些不同的場域（已經(jīng)結(jié)構(gòu)化了的一些場所）進行一些為了特定目標的競爭。場域一辭，原文也有田野的意思。布氏從人類學起家，自然受到田野方法非常深的影響。場域不是一個實體存在，而是一個在各個個人之間，群體之間想像上的領(lǐng)域，場域其實有邊界，但是各個在特殊場域內(nèi)的行動者，都難以說清楚場域為何，但是如果他真的從屬于各個場域，就會知道該怎么作，誰是老大，誰在挑戰(zhàn)。

場域一般可分作資深/資淺者，或可分為掌握資源者與資源匱乏者。兩者之間又可交錯，處處形成斗爭關(guān)系。很多時候為了爭取場域內(nèi)其他人的認可，于是會形成象征斗爭。

場域，布氏導入意大利馬基亞維利的理論，指出掌握資源者，通常會用獅子策略，表面靜默，但力量強大；而未具資源者，通常要挑戰(zhàn)既得利益者，于是雖然力量較小，但是會點起戰(zhàn)火。

對布氏來說，社會科學家的任務(wù)，就是要清楚描繪場域邊際，場域特色，里面有何種角色、籌碼是什么。布氏認為，通�；I碼有：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

“象征暴力”

一個社會是由象征暴力主導運作。象征暴力意謂說，宰制的力量如何讓被宰制的人體認不出來他們正被宰制，這種宰制的能量即是象征暴力。

社會空間

皮埃爾·布迪厄結(jié)合馬克思和韋伯的傳統(tǒng)，特別在《區(qū)隔》一書中建立了一種復雜的社會空間理論。該理論主要提出對以下方面的解釋：1）以社會分級化的各種方式為出發(fā)點來構(gòu)建社會群體的邏輯學；2）這些社會群體采用的生活方式及斗爭；3）社會等級及社會群體再生產(chǎn)的方式。

反身社會

布迪厄提倡反身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即社會學者利用自己的研究工具來更了解自己的領(lǐng)域。社會學者的工作就是將社會世界的各個面向轉(zhuǎn)化成研究的對象，因此他們有時候必須將自己的研究客體化。

如果用布迪厄自己的術(shù)語來說，他想要檢視社會學者在社會學領(lǐng)域以及在學術(shù)界領(lǐng)域的慣習和實踐，以及這些領(lǐng)域和這些領(lǐng)域的階層結(jié)構(gòu)和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他也會關(guān)注為了能達成區(qū)別，社會學者個人的策略及學說策略為何。例如，社會學者個人也許會使用學術(shù)術(shù)語來達成領(lǐng)域中的高等地位，社會學也許會將自己包裝在科學的外衣下來讓自己相對與世界的實踐有所區(qū)分。

事實上,布迪厄宣稱,社會學聲稱的科學性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其實都是在聲稱權(quán)力。當然,這種立場對布迪厄自己的論述也隱藏著困窘的暗示。因為布迪厄企圖尋求維持自己的象征性權(quán)力，同時卻批評自己論述所使用的科學方法。

當布迪厄主張，正從事研究的社會學者必須避免成為作用于他們和他們論述之上的社會力的玩具時，他等于提出一個有趣的后設(shè)論述范例。避免此種命運的惟一方法是了解某一歷史時點上影響這些社會學者的力量的本質(zhì)。這種力量只能借后設(shè)分析來加以了解，布迪厄稱這種后設(shè)分析為社會性分析。一旦社會學者了解作用于他們身上的力量（尤其是社會之外和智識之外的力量）本質(zhì)時，他們也就處于較好的位置，能去控制這些力量對他們論述的影響。布迪厄自己本身總試圖以社會學摒除他所受的社會決定因素的影響。

* 《阿爾及利亞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lgérie），巴黎：PUF 出版社，1958

* 《失根：阿爾及利亞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危機》（Le Déracinement. La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 Algérie）與 Abdelmalek Sayad 合著，巴黎：Minuit 出版社，1964

* 《繼承人：學生和文化》（Les Héritiers. Les Etudiants et la Culture），巴黎：Minuit, 1964

* 《愛戀藝術(shù)：美術(shù)館和參觀的觀眾》（L’Amour de l’art. Les Musées et leur public）與 Alain Darbel 及 Dominique Schnapper 合著，巴黎：Minuit 出版社，1966, 1969

* 《中等藝術(shù)：論攝影藝術(shù)的社會功能》（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與 Luc Boltanski，R. Castel，Jean-Claude Chamboredon 合著，巴黎：Minuit 出版社，1965

* 《社會學家此職》（Le Métier de sociologue）與 Jean-Claude Passeron 及 Jean-Claude Chamboredon 合著，巴黎：Bordas : Mouton 出版社，1968

* 《再生：談?wù)撘环N關(guān)于教育體系的理論》（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巴黎：Minuit 出版社，1970

* 《一種關(guān)于實踐的理論》（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巴黎：Droz 出版社，1972

* 《區(qū)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巴黎：Minuit 出版社，1979

* 《實踐的意義》（Le Sens pratique），巴黎：Minuit 出版社，1980

* 《u2018談?wù)搖2019意謂說：語言交換的經(jīng)濟學》（Ce que parler veut dire : 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巴黎：Fayard 出版社，1982

* 《關(guān)于課程的課程》（Leçon sur la leçon），巴黎：Minuit 出版社，1982

* 《學院人》（Homo academicus），巴黎：Minuit 出版社，1984

* 《說過的話》（Choses dites），巴黎：Minuit 出版社，1987

* 《馬丁海德格的政治本體論》（L’Ontolog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巴黎：Minuit 出版社，1988

* 《國家貴族：高等學院和群體之精神》（La Noblesse d’État.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巴黎：Minuit 出版社，1989

* 《藝術(shù)的規(guī)則： 文學場域的綱目和結(jié)構(gòu)》（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巴黎：Seuil 出版社，1992

* 《回應：支持反思的人類學》（Réponses. Pour une anthropologie réflexive）與 Loïc Wacquant 合著，巴黎：Seuil 出版社，1992

* 《自由交易》（Libre-échange）與 Hans Haacke 合著，巴黎：Seuil 出版社，1993

* 《世界的悲慘際遇》（La Misère du monde），布迪厄主編之大部頭合著，巴黎：Seuil 出版社，1993

* 《社會學的問題》（Questions de sociologie），巴黎：Minuit 出版社，1994

* 《實踐理性：論行動的理論》（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巴黎：Seuil 出版社，1994

* 《論電視》（Sur la télévision），伴隨一篇文章〈新聞學的支配〉（L’emprise du journalisme），巴黎：Liber-Raisons d’agir 出版社，1996

* 《巴斯卡式沈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巴黎：Seuil 出版社，1997

* 《反撲的火：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攻擊而作的抵抗論述》（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巴黎：Liber-Raisons d’agir 出版社，1998

* 《男性的宰制》（La Domination masculine），巴黎：Seuil 出版社，1998

* 《經(jīng)濟的社會結(jié)構(gòu)》（Les Structures sociales de l’économie），巴黎：Seuil 出版社，2000

* 《反撲的火二：支持歐洲的社會運動》（Contre-feux 2. Pour un mouvement social européen），巴黎：Raisons d’agir 出版社，2001

* 《語言和象征權(quán)力》（Langage et pouvoir symbolique），巴黎：Seuil 出版社，2001

* 《科學的科學和反思它本身》（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巴黎：Raisons d’agir 出版社，2001

* 《政治上的介入（1961-2001）：關(guān)于一種特定的政治介入方式：文選》（Interventions politiques (1961 ~ 2001). Textes & contextes d’un mode d’intervention politique spécifique），巴黎：Agone 出版社，2002

* 《單身人士的舞會：貝安地區(qū)農(nóng)業(yè)社會的危機》（Le Bal des célibataires. Crise de la société paysanne en Béarn），巴黎：Seuil 出版社，2002

* 《阿爾及利亞影像：出自內(nèi)心》（Images d’Algérie. Une affinité élective），布迪厄的文字跟攝影作品，F(xiàn)ranz Schultheis 作序，Actes Sud 出版社，2003

* 《自我分析》（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巴黎：Raisons d’agir 出版社，2004

場域、習性、資本是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的核心概念，試圖籍此超越社會科學的二元對立，探索社會生活中實踐的奧秘。布迪厄的基于場域、習性、資本的社會學理論為我們認識世界提供新的視角，打開了我們思維方式的另一扇大門。

語言與符號帶來的“溫和的暴力”（the gentle violence）始終是布迪厄非常關(guān)注的問題。無論是他對教育場域的研究，還是對文化、藝術(shù)的社會學分析，甚至他對結(jié)構(gòu)主義理論的反思，都和語言及其符號暴力的問題密不可分。 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甚至認為，“布迪厄的全部社會分析都可以看作是一門唯物主義人類學，關(guān)注“ 符號暴力”的各種形式是如何發(fā)揮特有的作用，并影響支配結(jié)構(gòu)的再生產(chǎn)及其轉(zhuǎn)換的過程” (布迪厄、華康德，2004：15)。

布迪厄以實踐理論作為其方法論的后盾，從批判 結(jié)構(gòu)主義的“學究謬誤”（scholasticfallacy）式的語言觀切入論題，犀利地抨擊形式主義的結(jié)構(gòu)語言學，質(zhì)疑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觀，認為復雜的語言實踐和運用總是卷入權(quán)力和資本的不平等的分配過程，受其形塑和擠壓。社會學家對語言的關(guān)注應該更集中于語言實踐的彼此交流，以及社會生活的具體形式對語言交流的影響（Bourdieu，1991：3）。他深受 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言哲學的影響，主張破開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觀的桎梏，將語言置于實踐中考察其功用，注重語言和社會實踐，尤其是語言和權(quán)力的親密關(guān)系，從而將語言的社會哲學研究推到當代思想前沿，具有強烈的政治批判力度。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以來，翻譯學者紛紛借鑒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探討翻譯的社會語境化問題，把翻譯視為一種社會調(diào)節(jié)活動，積極探索翻譯的社會維度，促進和推動了翻譯社會學的理論建構(gòu)�；�于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翻譯學者不再將翻譯視為社會空間之中的轉(zhuǎn)換行為，而是視為一個充滿可能性的空間，其中的各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必須加以反復協(xié)調(diào)。翻譯從具有普遍性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來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源于社會代理人的文化、政治習性及其擁有的各種形式的資本，為翻譯學開拓了新的研究領(lǐng)域，提供了更為開闊的理論思維和視野，在翻譯研究領(lǐng)域可謂意義深遠。例如我國佛經(jīng)翻譯研究亦可借鑒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來分析“翻譯場域”；佛經(jīng)翻譯作為“文化資本”和 “象征資本”在 中國的流通；佛經(jīng)翻譯的 “符號權(quán)力”等問題。

在《系統(tǒng)中的翻譯》（Translation in Systems）一書中，翻譯操縱學派的旗手西奧·赫曼斯指出，翻譯研究的社會學途徑“不僅是將翻譯的自主性和雜質(zhì)性概念化的一種方法，研究關(guān)于翻譯與非翻譯的爭議的一種手段，而且還是思考我們稱之為翻譯的社會、智力空間內(nèi)部組織與演化問題的一個工具”（Hermans,1999:138）。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翻譯是整個系統(tǒng)的一部分，深嵌于社會、政治、經(jīng)濟和 文化環(huán)境里，并構(gòu)成整個系統(tǒng)內(nèi)部的一種操作力量。 隨著翻譯的社會維度日益受到重視和關(guān)注，就翻譯而言，布迪厄提出的社會學范疇概念可有助于翻譯社會學的基礎(chǔ)理論構(gòu)建。然而，在這一建構(gòu)過程，我們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加以思考，例如：社會學在理論和方法論兩個層面如何推動翻譯研究？社會學與翻譯研究如何關(guān)聯(lián)？如何借用規(guī)范概念闡釋翻譯社會學？翻譯社會學理論架構(gòu)的基礎(chǔ)是什么？翻譯市場發(fā)揮作用的條件是什么？制約譯者決策的社會因素是什么？等等，對這些問題的關(guān)注和回答，不僅可以揭示翻譯過程的特征，也將有助于促進和推動翻譯社會學的理論建構(gòu)，使之真正成為 霍姆斯的翻譯學的一個子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