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 - 生平概況
范文瀾生長在書香之家，五歲人私塾，開始讀四書五經和其他古代典籍。
1913年考進北京大學文預科，翌年考進北京大學文本科國學門。
1918年至1937年，范文瀾從事教育工作，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法大學和輔仁大學等高等院校執(zhí)教。
1937年執(zhí)教于河南大學時，積極參加抗日活動。1940年到達延安，擔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翌年，就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
1945年7月，為促進國共和談，黃炎培等飛抵延安。有一天，范文瀾去看望黃炎培，他先向黃炎培深深一鞠躬，言稱自己是四十二年前浦東中學第一班的學生，黃先生親自教過書的。黃炎培立刻想起了這位當年浦東中學的高材生。
1946年，范文瀾在晉冀魯豫邊區(qū)擔任北方大學校長。1948年擔任華北大學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歷史研究室主任。
建國后，他先后擔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候補中央委員，1969年，又當選為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69年7月29日，范文瀾病逝。
范文瀾 - 主要著述簡介
1、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4冊)
范文瀾著 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萬字
本書在"中國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作用。其特點在于：第一，肯定了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否定了舊史書以帝王將相為歷史主角的觀點。第二，把階級斗爭理論作為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著重敘述了階級壓迫和階級反抗夕肯定了中國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壓迫的偉大傳統(tǒng)。第三，運用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分析中國社會，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各階段。進而把中國封建社會劃分為初期，中期、后期三個時期，說明它并非停滯不前，而是處于螺旋式的發(fā)展過程，與舊史學是古非今的觀點劃清了界限。第四，重視生產斗爭的描述，尤其重視古代的科學成就，證明中華民族有著久遠的豐富的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傳統(tǒng)，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說明中國自秦漢起的長期統(tǒng)一，經濟高度發(fā)展和文化進步，促使?jié)h族形成為相當穩(wěn)定的共同體。它既不是國家分裂時期的部族，也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民族，而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冊修訂本，除保留了舊本的這些特點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點。第一，強調中國是多民族的．統(tǒng)一國家，應平等對待國內各民族。對曾建立過政權的少數(shù)民族，如資料較多，便立專節(jié)專章，使之與漢族王朝并立。在論述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關系時，力求擺脫大漢族主義的影響，公正論斷。對各族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視文化史的描述。各個朝代都有論述文化的章節(jié)，尤以文學方面的描述最為精彩。此外，在科學技術發(fā)展方面，對天文、歷算、醫(yī)學、博物、水利、礦冶的成就，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第三，盡量吸收考古發(fā)掘的新成果。舊本說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黃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訂本則及時吸收"丁村人"、"山頂洞人"等新發(fā)現(xiàn)，說明由"北京猿人"到現(xiàn)代人進化的過程。修訂本還專立"原始公社的遺跡"一節(jié)，．敘述了新石器時代的各重要遺址及其文化，對中華民族的遠祖作了概括的說明。第四，根據(jù)歷史主義的觀點，對帝王將相進行科學分析。既承認他們有壓迫剝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們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確實起了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克服了舊本中的一些非歷史主義的傾向。
2、 中國近代史
范文瀾著 新華晉綏分店1947年第1版 29，7萬字
本書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時所寫。該書所敘內容的時限跨度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對抗瓜分野心的義和團反帝運動這61年間。
在1840年之前的中英貿易中，鴉片成為決定性的商品。隨著英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fā)展，鴉片輸出量逐年增大。中國封建統(tǒng)治者階級腐化墮落，無法阻止大量白銀因鴉片輸入而逐年擴大外流。最后必須一戰(zhàn)，戰(zhàn)敗者是滿清王朝。在統(tǒng)治階級腐敗墮落、投降外國侵略者、大量出賣民族權利的時候，中國產生了反英反滿的人民武裝。反英武裝一部分是人民自發(fā)的組織，一部分與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們的領導。反滿武裝一般都是人民秘密的組織。反英武裝發(fā)展為反帝運動，反滿武裝發(fā)展為反封建運動。鴉片戰(zhàn)爭后，外來資本主義的新式剝削，破壞了中國手工業(yè)，使數(shù)千年來小農業(yè)與家庭手工業(yè)合成一體的社會機構開始在某些地區(qū)趨于瓦解，更嚴重的是促迫滿清統(tǒng)治者在全國范圍內大幅度增加對人民的剝削，致使鴉片戰(zhàn)后10年間，中國社會驟然出現(xiàn)史無前例的大動蕩。新的人民反封建運動，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發(fā)生了，而揭開這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就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1850年一1873年)。為撲滅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外國侵略者發(fā)動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1851年至1861年)。戰(zhàn)前的統(tǒng)治集團內部，疑忌"外援"的頑固派掌握大權；但這場戰(zhàn)爭使頑固派產生分化。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洋務派占據(jù)了優(yōu)勢，開展了所謂"自強"的洋務運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導致了第一次割地狂潮(1862年至1894年)。為重新瓜分中國，日本又發(fā)動了甲午中日戰(zhàn)爭，導致了第二次割地狂潮(1894年至1898年)。這時期，清朝內部發(fā)生了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即戊戌變法(1895年至1900年)。義和團反帝運動(1895年至1901年)也大規(guī)模地發(fā)展起來。 (姜靜楠)
3、捻軍(全6冊)
范文瀾等編 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萬字
本書是有關捻軍的一部大型資料專輯。它是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一部分，由范文瀾，翦伯贊、聶崇岐、林樹惠、王其榘共同編著。全書共分6冊，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專著綜合，包括：平捻篇、求闕齊弟子記、淮軍平捻記、霆軍紀略、磨盾記實、兩淮戡亂記，另還有附錄篇，有星烈日記匯要、鴻雪因緣圖記、茌邑吉懸、斯未信齊文編、蔣子瀟先生運集、王文直公遺集、宦豫紀事、蒙難追筆，等等。第2部分是活動地區(qū)，記載捻軍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蘇、陜西、山西、直隸、山東等地的活動情況。本書第2、3、4冊輯錄這部分的資料，選錄了各省的一些縣志，還有豫軍紀略、河南軍情探報、山東軍興紀略等專著。第3部分是函牘文集。第5、6冊輯載，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劉武慎公遺書、養(yǎng)晦堂文集、養(yǎng)知書屋文集、馬中丞遺集、十三峰書屋文集、李文清公遺集、空青水碧齊詩文集、思貽堂集、退補齊詩文集、實其文齊集、堅白齊集、知止齊遺編、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損其先生全書、臣鼐致李鴻章函、學呂致學劍樓主人書、僧某致芝生書、遠志齊稿、望三益齊詩文抄、潘方伯公遺稿、心白日齊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詩文合集、無夢軒遺書，等等。本書書首附有"捻軍資料叢刊徵引書目"，注明卷數(shù)、著者、出版時期，有的還略注解題。在選輯的各篇文字之首，還注明了它在原書的卷頁次第，查閱比較方便。捻軍是太平天國革命前夕，在中國北方興起的聲勢比較大的農民起義武裝，在南方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天地會。太平天國初期，一部分天地會員是同捻軍合作的，但捻軍的活動區(qū)域和太平天國革命軍相距太遠，因此，同太平天國并沒有什么聯(lián)絡，但當太平天國勢力發(fā)展到長江下游時，天地會與它分道揚鑣，而捻軍卻和它結合起來，互相呼應。在天京陷落后，有一支太平軍正式加入捻軍，共同活動了3年多。捻軍前后活動近20年，縱橫安徽、河南、山東、直隸、陜西、山西、湖北等省，是北方農民的大規(guī)模武裝起義，給滿清封建統(tǒng)治者以沉重的打擊，同時也是太平天國革命在北方的再起和擴展，通過它可以看到當時農民起義的普遍性和堅強性。本書選錄的資料非常全面，內容比較豐富，是研究當時捻軍活動的重要史料，同時對研究太平天國革命軍的活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范文瀾 - 毛澤東與范文瀾
范文瀾自北京大學畢業(yè)后，范文瀾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書，那時毛澤東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 1940年1月，范文瀾帶了30多箱書籍，從河南抗日根據(jù)地來到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范文瀾與毛澤東一樣，也是高個子，還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兩人每次交談，他都很認真地傾聽毛澤東的意見。有一次，毛澤東希望他組織研究室人員編寫一部供干部學習用的通俗中國歷史讀本，字數(shù)要求在15萬字左右。范文瀾回去后即作了布置，這就是《中國通史簡編》的編撰起因。而參考資料，就是他帶來的30多箱書籍。
隨后，范文瀾擬了編寫提綱，并就體例問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向他再三強調，寫中國歷史要“夾敘夾議”。范文瀾向毛澤東說要增加到25萬字；寫寫又不行，又要求增加到45萬字。后來黨中央干脆說，你們寫吧，能寫多少就寫多少。
這樣，在范文瀾主持下，經過兩年多工作，《中國通史簡編》終于脫稿，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該書出版后，毛澤東非常高興，他對范文瀾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甑臍v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tǒng)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甑臍v史有了發(fā)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
此外，范文瀾對中國的經學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過《群經概論》一書。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曾以《中國經學史演變》為題，在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課，毛澤東聞知，也來聽講。連聽了兩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給范文瀾寫了一封信，云：
文瀾同志：
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第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xù)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梁、章、胡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fā)生影響。
我對歷史完全無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學得一點，深為幸事。
致以
敬禮！
毛澤東
后來，范文瀾照毛澤東所說，將提綱整理出來，連續(xù)發(fā)表在延安的《中國文化》雜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國近代史》一書。
范文瀾在延安工作的馬列學院后來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當時，毛澤東曾委托他編選一本國文課本，供工農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瀾接了這個任務之后，馬上就與齊燕銘等人晝夜苦干，幾個月內便把文章編選出來，并加了詳盡的注釋。毛澤東得知此書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興，親為此書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揚了范文瀾。后來此書便以《國文讀本選注》為名出版。由于范文瀾對毛澤東所交托的任務都極為重視，盡力完成，他又為了節(jié)約燈油，總在很微弱的油燈下從事寫作，因此損壞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約在五十年代末，范文瀾根據(jù)自己在歷史工作者會議上的一次講話，整理成一篇文章，題目為《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不料，喜歡讀報的毛澤東看到了這篇文章，立刻閱讀起來，感到很滿意。那時，恰好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范文瀾作為八大當選的候補中央委員，也出席了會議。毛澤東幾次站起來說：“今天我很高興，范文瀾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觀點。他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 范文瀾在這篇文章中認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斗爭。毛澤東很贊揚這種提法，并說：“我還可以補充一個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突然來到范文瀾的家，對他說：“我爸爸叫我來，說中國需要一部通史，不僅是古代的、近代的，還要現(xiàn)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觀點，重新寫一部《中國通史》�！狈段臑懻f：“我的觀點已經不行了，太舊了，怎么能寫？”李訥說：“我爸爸說，如果你感到有困難，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就用你原來的那種舊的寫法寫下去�！� 這一天晚上，范文瀾很興奮，一直在考慮毛澤東交給他的任務，在考慮如何寫好中國通史，結果通宵失眠。 然而，在那思想觀點“日新月異”的年代里，任憑范文瀾絞盡腦汁，還是無法跟上的。沒過多久——1969年，范文瀾去世，此事也就擱下了。
毛澤東對范文瀾撰寫的《中國通史簡編》，曾一讀再讀，并每每贊賞該書的資料豐富，曾說：“他的《中國通史》資料多，讓人愿意看下去。”
范文瀾 - 范文瀾的“白話版”《沁園春·雪》
抗戰(zhàn)勝利后，范文瀾因工作調動離開延安，于1946年4月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qū)，不久就擔任了北方大學校長。在這期間，他讀到了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被傳抄發(fā)表的轟動一時的《沁園春·雪》，為這首雄奇瑰麗的詞的高度藝術成就所折服。范文瀾憑著他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把這首詞譯成通俗易懂的白話文，發(fā)表在同年10月20日晉冀魯豫邊區(qū)出版的《人民日報》第3版的顯著位置上。題目為《沁園春譯文》。不過由于時代久遠，知之者甚少�！逗材呵铩罚ㄜ娛驴茖W出版社1993年10月版）一書引錄了范文瀾的部分譯文。正因為這本書的引用，引起毛詩研究者的關注，才使得這篇白話譯文進入現(xiàn)今讀者的視野，重現(xiàn)它的藝術光彩。
《沁園春譯文》正文：
這是北方的風景��！千里萬里的大地，被冰封住了，大雪飄飄的落著。老遠望去，長城里邊和外邊，只是一片空曠；黃河高高低低，波浪滾滾的河水，一下子凍結不流了。一條一條的大山，好像白蛇在舞蹈；一塊一塊的高原，好像白象在奔跑。大山高原，都在跳動，要和老天比一比誰高。等到晴天，看鮮紅的太陽照起來，像個美女抹著胭脂，披著白衣，格外的美妙。
中國國土這樣的好，引起無數(shù)英雄爭著要�？上�，得到勝利的皇帝，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雖然很大，對文化的貢獻卻嫌少。名震歐亞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騎馬射箭打勝仗。這些人都過去了，算算誰是真英雄，還得看今朝。
范文瀾 - 對佛教的觀點
（佛教）它也接觸到某些真理，它那種極端片面的思想方法，又總是把這些真理推到極端偏僻的方面去，做出荒唐的論斷。
譬如說，因果律在自然界和社會中是存在的，佛教卻說成因果報應，妄談罪福，誘人昏迷，佛教的騙術，基本上就是因果報應。
又如世界上事物都是在變化，古希臘哲學家已經看到萬物存在，同時又不存在，因為萬物是在流動和不斷變化，是在產生和消滅；世界是由彼此斗爭的對立面組成的。佛教對此有一定認識，卻說成生命無常，產生極端厭世的思想，愿求無生法，以住涅槃（死）為至樂，真是偏僻出奇的怪想。
佛教也看出斗爭的存在，卻強調無爭，認為爭是煩惱的根源，必須無爭才能得道。
又如世界上一切現(xiàn)象部以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為轉移，一有執(zhí)著，便不合事物運動的實際。佛教也有一定的認識，強調無著、破執(zhí)，說是要“言以不住為端，心以無得為主”，破人我執(zhí)、法執(zhí)的結果是一切皆空，否認所有客觀實在的事物。
又如分析是認識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卻利用分析法作為否認物質存在的手段。它用極其煩瑣細碎的分類法，將所謂我與宇宙，如剝蕉葉，一一剝落，妄圖說明實物只是色、受、想、行、識五蘊暫時的偶然的積聚而已，并無實我，亦無實宇宙。
又如世界上任何一個現(xiàn)象，都不是彼此隔離孤立的，而是互相聯(lián)系著，互相依賴著，互相制約著。佛教對這些規(guī)律也有一定認識，卻說成緣起（亦曰緣生），以為一切事物都由無明（愚、癡、惑）而生，《緣起圣道經》有這樣一段怪論，說：“無明滅故，行即隨滅；由行滅故，識亦隨滅；由識滅故，名色隨滅；……由有滅故，生亦隨滅；由生滅故，老死愁嘆憂苦擾惱皆亦隨滅，如是永滅純大苦聚”。龍樹《中論》說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佛教以寂滅為終極目的，即使偶有所見，結論都引到謬誤上去。
范文瀾 - 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中的地位
一、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新階段的出色代表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一項艱巨而宏大的事業(yè)。它的主要內涵，是要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歷史的實際恰當?shù)亟Y合，深刻地闡發(fā)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的特 點。20世紀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已經自覺地為此作出成效卓著的努力。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的新階段。在此之前 ，郭沫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卓越奠基者。他于1929年著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一次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古代史，證明中國并非“國情特殊”，中國社會同樣經歷了人類社會普遍經歷的各個社會發(fā)展階段。加上郭沫若所著《兩周金文辭大系》等書的成就，便奠定了 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的堅實基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fā)展，要求進一步回答人類 社會的共同規(guī)律在中國表現(xiàn)為怎樣的具體形式，即推進到如實地、深刻地說明普遍規(guī)律與特 殊規(guī)律二者的結合。正像對革命家來說，做到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實際結合是根本問題一樣 ，在史學研究中，做到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恰當?shù)亟Y合，也是史學家的根本任務。從20 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全局言，唯物史觀的傳播和運用，使史學躍進到一個新階段。以往的史 學 ，雖然有諸多成就，并且有好的史著在觀點上提出了一些進步的見解，彌足珍貴；但從總體 上說，舊時代的史家，對于歷史演進的原因、歷史前進的動力、歷史發(fā)展的方向，是混沌模糊的。舊史充斥著神意史觀、循環(huán)史觀或復古史觀，或者以圣賢的意志，或是拿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甚至是純粹偶然性的原因解釋歷史的變遷。唯物史觀卻透過對種種復雜現(xiàn)象的分析，破天荒地發(fā)現(xiàn)了如下真理：人類歷史演進的原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歸根結底是由于物質生產發(fā)展程度及其變化所制約和推動的；并且，過去的歷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 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唯物史觀從各種社 會關系中找出最基本的關系——生產關系，并提出它是由生產力發(fā)展的狀況決定的，生產關 系的總和構成了經濟形態(tài)的概念，而人民群眾為了改變自己社會存在的條件進行的斗爭推動 了不同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演變。這樣，唯物史觀闡明的基本原理就揭示了歷史發(fā)展的深層秘密 ，使史學擺脫了用神意的或偶然的因素任意解釋的混沌狀態(tài)，使它成為科學。以唯物史觀指 導史學研究，標志著20世紀中國史學科學化的進程產生了質的飛躍。三四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努力運用唯物史觀探索中國歷史的特點，闡明普遍真理與特殊規(guī)律二者的結合，則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大力開拓、發(fā)展顯著的新階段，內容十分豐富，而范文瀾便是這一階段的出色代表。
二、《中國通史簡編》：20世紀史學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瀾以他25年心血澆灌，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觀的運用上達到了闡述人類 社會的普遍規(guī)律與中國歷史的特殊規(guī)律二者結合的更高層次，規(guī)模宏大，內容豐富，因而當 之無愧地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國史學，歷來以通史為最重要的著述形式，成就也最高。司馬遷著《史記》，提出“通 古今之變”作為本人著史的主要任務和努力目標，要探究自“古”至“今”的歷史，考察各 個時代在古今歷史長河中如何“變”，并且整個貫通起來予以論述和評論，原始察終，見盛 觀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司馬遷成功地實現(xiàn)了自己的目標，因此《史記》成為不朽的著作 ，對后世影響至為深遠，“通”成為治史的第一要義。唐代杜佑著成典制體通史《通典》， 北宋司馬光著成編年體通史巨著《資治通鑒》，南宋鄭樵著成體現(xiàn)“會通”義旨的《通志》，都成為出色的史學名著。東漢的班固著《漢書》，雖然“斷漢為史”，但他本人又明確地 提出“通古今”的要求，在十篇志中記載了有史以來各種典章制度的源流變化，因而《漢書》成為與《史記》并稱的紀傳體杰作。唐代劉知幾著《史通》，清代章學誠著《文史通義》 ，評論歷代正史得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都鑒古衡今，突出地體現(xiàn)其通識。章學誠還 把中國史學的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概括為“通史家風”，予以彰揚。清代考證史學名家趙翼所著《 廿二史劄記》，也凸顯出其探究古今歷史的重視通史的意識，故在其自序中表示著意于總 結“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治亂興衰之故者”。
傳統(tǒng)史家如此重視通史撰著的傳統(tǒng)，至20世紀得到發(fā)揚光大，蔚為大觀。20世紀之初，西 方近代進化論在中國迅速傳播，感覺敏銳的知識分子因此獲得了新鮮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也 更加認清了封建專制制度以及為之服務的舊史的弊病，因而斥“君史”，倡“民史”，樹立 起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以求得公理公例，作為今日國民資治之鏡鑒”為鵠的，開創(chuàng)建立“ 新史學”的時代�！靶率穼W”思潮的最大成果，便是由夏曾佑撰著的《中國古代史》（只完 成上古至隋統(tǒng)一）。他以進化論為指導，按照上古之世（其中自開辟至周初為傳疑時代，周中葉至戰(zhàn)國為化成時代）、中古之世（其中秦至三國為極盛期，由晉至隋為中衰期，唐室一代為復盛期）、近古之世（五代、宋、元、明為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為更化期）的分期方法 敘述歷史，探求國家盛衰變化的因果關系。夏曾佑撰著的通史著作，成為中國史學近代化正 式展開所取得的第一碩果，這是20世紀史學很有意義的事件。約略同一時期，梁啟超也曾計 劃撰著《中國通史》，卻未能正式著手進行，只留下一篇《中國史敘論》，提出了以近代眼 光撰寫中國通史的一些設想。他還撰成著名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長篇論文， 以通貫的眼光，提挈了三千年中國學術思想發(fā)展變遷的脈絡�！拔逅摹鼻昂笾量箲�(zhàn)初期，更 有一批知名學者相繼致力于中國通史的撰著，如柳詒徵著《歷代史略》，呂思勉著《白話本中國史》，鄧之誠著《中華五千年史》，錢穆著《國史大綱》，張蔭麟著《中國史綱》，誠 為這一時期史學發(fā)展的重要成績。不過，因為中國歷史長達幾千年，撰著通史包括政治、經濟、制度、民族、軍事、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尤其要把握中國歷史發(fā)展變化的趨勢，總 結國家盛衰、社會風俗進退之故，難度很大，不僅要掌握大量豐富的史料，有長期從事研究的積累，還要有洞察歷史發(fā)展變遷的符合科學理性的歷史觀點和高明的歷史見識作指導。以此衡量，此二十余年間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各有貢獻、各有特色的同時，又存在若干明顯的缺陷：或襲用日本學者所著中國通史著作的內容太多，或偏重于材料的別擇羅列而論述不足，或內容簡略、分量嫌小，與中國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不相稱。因此，撰成更具科學 性、內容更系統(tǒng)翔實的通史著作，就成為史學發(fā)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時代的要求。再加上至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進步力量已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和解放區(qū)人民代表著中國未來的方向。因此，范文瀾于1941至1942年在延安著成的《中國通史簡編》，便成為20世紀史學發(fā)展的重要事件。
自“五四”前后至抗戰(zhàn)時期，中國社會進步的集中體現(xiàn)，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并經過艱苦復雜的斗爭和曲折道路的摸索，終于找到了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正確道路。到抗戰(zhàn)時期，隨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成熟，卓有成效地領導了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區(qū)的建設，從而展現(xiàn)了民族解放戰(zhàn)爭勝利和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范文瀾是黨在歷史學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在延安撰成的《中國通史簡編》，便是第一部以科學理論為指導的通史著作 ，代表革命者和人民大眾說出了對中國歷史全部的看法。當時許許多多追求進步、傾向革命的青年人讀了，感到氣勢磅礴、震聾發(fā)聵，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廣大干部案頭必備之書，成為 廣大青年學習歷史的最好教材，并由此激發(fā)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 》共56萬字，是范文瀾到達延安以后不到三年時間撰著完成。他創(chuàng)造力如此充沛，不但得力于精熟史料，對史學、文學、哲學各領域有長期積累，更得力于精心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掌握了以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這一鑰匙，掌握了辯證法的精髓，因而一通百通，熟練駕馭。這部著作系統(tǒng)地提出了對幾千年古代社會階段劃分的見解，以后長時期關于古史分 期中影響很大的西周封建說一派，也就以范文瀾為主要代表；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了各 個時代的特點，做到主干清晰，有血有肉；對于歷史上進步的人物、作為熱情的肯定、贊揚 ，對于獨夫民賊的罪惡做了有力的揭露；重視古代史與近代史的連貫，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國 的命運是孕育于明清時期的多種社會矛盾和因素演變的必然結果。因此，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其發(fā)展的新階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且，其基本結構和內 容，構成了以后修訂本的基礎。范文瀾這部著作的成就和意義，將永遠記載在20世紀史冊上 。
范文瀾從事《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的修訂、撰著，始于40年代末，至1965年完成五代 以前部分，時間長達十六七年，分為三篇四冊先后出版，總字數(shù)達110萬余字。因此，它既 是在原版基礎上的修訂，許多地方實際上又是重寫。全書容量廣闊，史料翔實，集中了范文瀾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并且吸收了史學界的批評建議寫成。全書自成體系，以范文瀾運用普遍原理分析中國歷史進程而升華出來的觀點作為指導，敘述了各個時期的歷史狀況、 社會特點、事件和制度、源流和變遷，肯定人民大眾是歷史的主人，又相當充分地反映了特殊的歷史人物的活動，恰當評價其功過，以充分的篇幅記載少數(shù)民族，對傳統(tǒng)文化作了精到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完成，標志著范文瀾著史事業(yè)達到更高峰。它著成以后，在全國各地多次重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讀者。這樣，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及在此基礎上修訂的更大 規(guī)模的著作，便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原版及修訂本 《中國通史簡編》，以及《中國近代史》（上冊），都是范文瀾自始至終親自撰著和反復修改 的，他為這些著作的完成投入了全部生命。在中國史學史上，前有司馬遷發(fā)憤著述，為完成 名山事業(yè)忍受屈辱，撰寫通史巨著，直至耗盡生命；又有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鑒》，歷十九年才告完成，直至如他在《進書表》所說，“神識衰耗”，“畢生精力，盡于此書”。范文 瀾站在新的時代高度，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懷抱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完成 了杰出的著作，堪稱是為“通史家風”又一次譜寫出華彩樂章！
三、《中國近代史》：標志著近代史研究進入了科學階段
《中國近代史》（上冊）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這部著作的主要意義是：標志著近代史研究進入了科學的階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論斷，影響了近代史研究達數(shù) 十年之久。在此以前，近代史領域的研究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有的進步學者運用唯物史觀作指導 撰成的《中國近代史》，對主要事件有正確的評價，是可貴的創(chuàng)始之作；但是篇幅較小，內容不夠豐富。還有的則從唯心史觀出發(fā)，任意曲解史實，美化侵略者。范文瀾的著作，造端 宏大，材料新穎，依據(jù)大量中外文獻資料加以分析，系統(tǒng)地論述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和演變 過程，侵略與反侵略、愛國與賣國的激烈斗爭，恢復了近代史的本來面目，幫助人民認清帝國主義和賣國勢力是造成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災難深重的根本原因，激發(fā)人民進行英勇斗爭 ，推翻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兇惡敵人和腐朽勢力。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在為迎接新中國成立而 奮斗的歷史關頭，認識這段歷史是與當時進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爭直接相聯(lián)系的。因此許 多愛國青年讀了范著《中國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區(qū)，發(fā)揮了歷史著作的巨大戰(zhàn)斗作用�！吨袊贰繁緛硎欠段臑懽吨袊ㄊ泛喚帯房傆媱澲械囊徊糠�，所以兩部著作有著密切 聯(lián)系。誠如劉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評價的：“前一部書試圖用科學觀點對 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數(shù)累計達數(shù)百萬冊，成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必備的歷史 讀物。后一部書用新的歷史觀點給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近代史開了一個頭，它的某些看法長期影 響到學術界。它們的問世，過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們仍然要首先舉出這兩部分。這種情形，近乎絕無僅有�！�
范文瀾的近代史著作完成至今已過去半個世紀，這一領域的研究，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探索的廣度和深度已有很大的拓展，這是很可喜的。不過，半個世紀來積累的經驗，包括最 近若干年提供的經驗一再證明：范文瀾著作中所揭示出來的，自鴉片戰(zhàn)爭至人民共和國成立 110年間，中國歷史的主線是人民大眾英勇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經歷艱難曲折而不斷高漲 、不斷走向勝利，這一反映歷史客觀進程的真理性認識是不能改變的，是任何時候都必須堅 持的。不錯，近代史研究要不斷創(chuàng)新，譬如對于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課題要作更深入的考察 ，以此更加深化對近代化進程的認識；對于社會結構、下層民眾、區(qū)域經濟和文化以至秘密 結社等等課題都應推進研究；對于一些歷史事件、人物、思潮等應進一步作具體分析和全面評價。但是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都應以上述基本線索作為指導思想來進行，才能得出經得 起 歷史事實考驗的正確認識，而絕對不能以為“創(chuàng)新”就是要否定、推翻以往人們普遍接受的結論。近代史研究又擔負著教育人民、特別是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務。對于近代百年史如何認 識，是同對當前社會前進的方向，以至對世界政治格局如何由19世紀演變到今天、西方國家 對華政策如何演變到今天的正確認識直接相聯(lián)系的，同在堅持對外開放之中發(fā)揚愛國精神和 民族正氣相聯(lián)系的，這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范文瀾所揭示的中 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四、理論上的堅定性和捍衛(wèi)歷史學科學性的勇氣
范文瀾的著作受到廣大讀者的高度重視，他的成功經驗很值得我們認真總結。范文瀾走過 的成功道路，關鍵在于出色地做到了兩項：第一，他的傳統(tǒng)學術根柢深厚，而且善于吸收傳 統(tǒng)文化中具有科學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樸素唯物主義、樸素的辯證法、大同思想、民本 思想和民主意識等，這成為他后來接受唯物史觀和從事創(chuàng)造性史學研究的基礎。第二，范文 瀾的馬克思主義是在抗日根據(jù)地的熔爐中學習的，并以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事實去對照、 檢驗，以自己的行動去體驗。所以他學習馬克思主義得其精髓，并使之成為自己血肉的一部 分。他之所以能對創(chuàng)建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作出杰出貢獻，撰寫成多部影響 很大的成功巨著，其基本前提，是對理論有自覺的認識、嚴格的要求，并貫徹始終地為此努 力。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撰寫之前，范文瀾在理論上是有準備的。1940年所寫《關于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一文，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歷史階段的分期，闡述西周封建 說的主張。他明確地提出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不僅要說明中國歷史進程符合唯物史觀創(chuàng)始 人指出的人類社會共同經歷的階段，而且要全力總結出這種共同規(guī)律在中國歷史上表現(xiàn)出來 的特殊性。這段話，實際上是范文瀾在延安時和解放后史學工作總的指導思想。至50年代，他又精辟地概括為運用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反對“貌似”。強調下苦功夫對具體問題 作具體分析，反復指出摘引經典著作的字句、貼標簽式地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 科學工作的大敵。范文瀾揭示中國歷史進程特點的成功例子甚多，其中影響很大的觀點就是 關于漢民族形成的問題。他的分析和論斷獲得學術界的普遍贊同，是做到把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特點相結合的范例。這樣結合，就是“神似”，不是“貌似”。中國史學歷來重視“通識”和通史的撰著。范文瀾繼承了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而加以發(fā)展 ，提出寫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會通”。把握好社會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精確地具體地劃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階段，就是直通；分析一定社會階段內，社會生活中各種現(xiàn) 象的互相聯(lián)系和制約，考察一切矛盾的趨向和總和，最后歸因于物質生產力狀況的根源，就是旁通；兩個方面的綜合，就是會通。并且，他希望全國史學工作者分工合作，或研究斷代史，或研究專史，或研究少數(shù)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主題，局部性的研究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越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研究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促進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復多項，達到寫出高質量的通史的目的。這無疑是對通史編纂理論的發(fā)展。
范文瀾在理論上的堅定性和他捍衛(wèi)歷史學科學性的勇氣，突出地表現(xiàn)在當教條化和“左” 的傾向盛行的時候，敢于挺身而出，堅決予以抵制。1959年以后，他針對當時高校和學術界 相當流行的“以論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觀的術語、不要史實，把歷史進程的生動內容 變 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錯誤傾向，一再在重要會議上發(fā)表講話和撰寫文章，提出嚴肅的批評。 1961年4月，他發(fā)表《反對放空炮》一文，批評這種主觀的、浮躁的有害學風，指出踏踏實 實進行科學工作的重大意義，要求讓嚴肅的學風在學術界發(fā)揚起來。同年5月，他在一次重 要的學術會議上，嚴肅地批評史學界當時流行的“打破王朝體系論”和“打倒帝王將相論” ，指出“這種論調好像是很革命的，實際上是主觀主義的”，“打破王朝體系，抹掉帝王將相，只講人民群眾的活動，結果一部中國歷史就只剩下農民戰(zhàn)爭，整個歷史被取消了”。并要求大家起來反對這種謬論，堅持嚴格的歷史主義。當時，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都 為我們樹立了堅持科學態(tài)度、抵制錯誤思潮的典范。對于戊戌維新運動的評價，也是檢驗理 論上是否成熟和堅定的試金石。在相當長時間內，思想界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要抬高革命 ，必須盡量貶低維新和改良，因此不敢對戊戌維新運動作出應有的積極評價，若講到戊戌變法事件，總是要迫不及待地貶責一通。對維新派人物梁啟超的歷史貢獻也不敢作恰當肯定，有的論者甚至認為梁啟超于1915年策動護國軍反對袁世凱稱帝之舉是“投機”。范文瀾則一貫對戊戌維新運動的進步意義予以明確的肯定，尤其對其愛國性質和沖破封建專制、要求民權，沖破滿清禁例、爭取民營工商業(yè)獲得法律上的承認等進步作用作了積極評價，直至1958 年在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周年大會上，提出戊戌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的論斷，表現(xiàn)出非凡的膽識！而在《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這篇綱要式文章中，又對梁啟 超的反袁行動評價說：“袁世凱宣布自己做皇帝。當時以梁啟超為首的反帝制運動，立憲黨人站在最前線，革命派反而落后了。”這在當時同樣是勇于抵制流行的各種貌似革命的見解 ，而作出的清醒、公正的評價，是難能可貴的。在《中國近代史》書中，反對封建專制、爭 取民主權利，批判閉關鎖國、狹隘拒外，是全書主線之一。他稱“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0世紀80年代成為人所共知的警句。在《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四冊終篇結束語 中，他由唐文化的繁榮談到各國文化系統(tǒng)的重要性：“各種文化必然要取長補短，相互交流 。娶妻必娶異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樣。所以文化交流愈廣泛，發(fā)展也愈充分。文化輸出國不可自驕，文化輸入國不必自卑，某一國文化為別國所吸收，這種輸入 品即為吸收者所擁有。譬如人吃豬肉，消化后變成人的血肉，誰能懷疑吃豬肉的人，他的血肉是豬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這段話寫于1965年，處在“文革”前夕，可是范文瀾這樣鮮明地提出反對閉關自守，主張對外開放、互相交流的思想，令我們讀起來覺得好像寫在粉碎 “四人幫”后改革、開放的年代一樣，這正證明范文瀾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他是一個熱誠的愛國者，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yè)的戰(zhàn)士；同時，民主、科學、開放、進取又構成了他的基本精神。
范文瀾 - 家庭生活
范文瀾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寧波人，長范文瀾一歲。范文瀾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壽銘家，與戴冠芳結婚。范、戴是結發(fā)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當過縣官，年少時她在河南生活過，因而戴會說北方話。范文瀾任北方大學校長時，戴也在校中幫忙家務，每天紡棉花、燒火做飯，精心照料范文瀾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對范文瀾的學生說：“范老是大學教授，而我卻是一個字也不認識的文盲”。盡管兩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