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9月22日，衛(wèi)三畏出生于美國紐約州伊薩卡的一個基督教世家，父母都是當?shù)亻L老會的成員，是虔誠的新教徒。他曾就讀于仁塞勒(Rensselaer)工業(yè)學院，學習出版印刷技術。1832年7月他被美部會（美國對外傳教機構(gòu)）正式任命為廣州傳教站的印刷工，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國，并于10月抵達廣州。

衛(wèi)三畏來到中國之后，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學習漢語，在這方面，他深受馬禮遜的影響，在幫助裨治文編輯《中國叢報》的過程中，努力學習中文和日文，希望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他的中文水平進步很快。十年之后的1843年，他在《中國叢報》第2卷第10期上發(fā)表了《論中國的度量衡》和《論廣州的進出口貿(mào)易》兩篇文章，標志著他在漢學研究上的正式開始。他后來出版的《中國地志》一書，也曾大部分發(fā)表在《中國叢報》上。當時，他還創(chuàng)建了著名的“布魯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衛(wèi)三畏憑著自己的勤勉努力，終于打開了在華事業(yè)發(fā)展的局面。

1858年6月18日，中國和美國簽訂了《天津條約》，衛(wèi)三畏時任美國公使館頭等參贊兼翻譯，在談判時，他主張把傳教寬容的內(nèi)容加進去。這是一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從此以后，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就完全合法化了。在此以前的康熙年間，由于中國的天主教各派發(fā)生“禮儀之爭”以及羅馬教廷干涉中國內(nèi)政，康熙皇帝曾于1720年頒布命令，禁止傳教，后來雍正皇帝規(guī)定了更加嚴格的禁令。

1874年，衛(wèi)三畏陪同美國駐華公使艾弗里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遞交國書。兩年以后的1876年，他由于身體等方面的原因，辭去外交上的職位，回到美國，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New Haven）。1877年，他被耶魯大學聘為該校第一位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也是美國的第一位漢學教授。1884年2月16日，衛(wèi)三畏在自己家中病故。

1833年，衛(wèi)三畏到達廣州后，先后學習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歐美商人的資助下為美國公理會創(chuàng)辦了海外第一個印刷所。當時在廣州的傳教士只有馬禮遜、裨治文倆人，衛(wèi)三畏參與了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撰寫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紹中華帝國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歷史、地理和文化習俗，還協(xié)助裨治文編著《廣州方言撮要》，這些工作為他后來系統(tǒng)研究漢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47年，裨治文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后，《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主要由衛(wèi)三畏負責。費正清曾稱他是“一個天才的業(yè)余歷史學家”，并把這一時期美國的漢學研究稱為“著名的業(yè)余活動”（《外國研究中國》，第1輯）�！吨袊鴧矆蟆吩诤笃谌肆Α⒇斄�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能夠繼續(xù)出版發(fā)行同衛(wèi)三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衛(wèi)三畏長期生活在中國，他的經(jīng)歷使他對中國問題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曾先后出版過十多部關于中國的書籍，內(nèi)容包括政治、經(jīng)濟、歷史、文學、文字等諸多領域，如《簡易漢語課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漢用詞》(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國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國商業(yè)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漢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這些書籍一度成為外國來華傳教士和商人的必讀之書�；貒�后，他在耶魯大學任漢文教授，經(jīng)常舉辦關于中國問題講座，并著有《我們同中華帝國的關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國歷史》等，這些活動為他構(gòu)思完成一生最具影響的著作《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n，1848）提供了條件。

最能反映衛(wèi)三畏在漢學領域成就的是其巨著《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中國總論》是建立在衛(wèi)三畏此前大量有關中國研究的論文基礎上，并將他回國以后發(fā)表的許多演講學理化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一些介紹中國的書，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以及德庇時的《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等。衛(wèi)三畏這部書出版之后，正是后來居上，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全面超過了此前的同類著作。

《中國總論》是當時美國研究中國最早最具權(quán)威的著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總論》是美國第一部關于中國的百科全書。該書分上下兩卷，凡23章，對中華帝國的政治、經(jīng)濟、外交、文化、歷史、地理、教育、藝術以及宗教等方面做了系統(tǒng)的論述。

衛(wèi)三畏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充分認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巨大影響，他認為儒家思想的許多精華，如中國人倫理道德觀，人格品性等都是可以樂以稱道的。他在《中國總論》中首次“將孔子的儒家學說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相提并論”，認為“他們同樣具有永恒的價值”（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Vo1 Ⅱ，1882）。他認為中國需要基督教教義并不意味要摧毀中國傳統(tǒng)文明，而是要進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價值。他對中國儒家文化具有“信義”的價值內(nèi)涵極為推崇，稱“世界上很少國家能與中國相比”（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1882）。他指出，中國的社會構(gòu)成，關鍵在于確立一種恰當?shù)年P系，使人們找準自己的位置，從而使得教化成而天下治。儒家的哲學向內(nèi)用功，也就是通過認識自己，進而認識和掌握整個世界，儒家的哲學又是一種實踐哲學，注重在實際生活中的認知，注重實踐層面的操作，而不把重點放在純理性的思辨上。

衛(wèi)三畏確實認識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因而對儒家經(jīng)典不吝贊美之辭。不過，他的這些研究和論說，除了反映一種歷史主義的觀點之外，也還有另外的動機。盡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不少長處，但仍然認為中華民族需要拯救�！吨袊�總論》反復強調(diào)的一個論點就是：“中國人不僅需要標志西方文明的技術，而且還需要耶穌基督的教義”（J.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9，NO.3）。他站在傳教士立場上的西方文化本體論，希望建構(gòu)出“孔子加耶穌”的思想模式�！翱鬃蛹右�穌”的思想是1830年代以后，由于以耶代孔的方針受到阻礙，西方傳教士所著力提倡的一種在中國的文化策略。

衛(wèi)三畏在研究中華歷史文明時，試圖為西方文明在中國傳播找到適當?shù)奈恢�。所以他對中西文化沖突的論述多半采取折衷的方法。他強調(diào)宗教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作用，認為“基督教文化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重要動力”，“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就像早期印度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一樣，都是來自外來文化”（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Vo1 Ⅱ，1882）。

對于19世紀中國開始的近代化運動，衛(wèi)三畏的看法與其他外國人相比具有獨到之處。他指出，中國的發(fā)展變化是以一種相當保守的形式出現(xiàn)的，按照中華文化特點，在中國進行政治、社會、宗教體制全面改革時，保守的做法有利于保持中國的統(tǒng)一和經(jīng)濟發(fā)展。他指出，中國上層社會更加注重物質(zhì)，而不是精神，所以對基督教文化不容易產(chǎn)生狂熱，吸收基督教思想只能在不削弱、瓦解、摧毀政權(quán)統(tǒng)治的基礎上去改革、教化和吸收。

《中國總論》對19世紀50年代中國爆發(fā)的太平天國農(nóng)民運動，也有較為深刻的研究，衛(wèi)三畏認為，“當時中國很多人狂熱地支持這一場政治革命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太平天國革命的口號是片面的，中國的問題在于下層民眾，而不在于政府，改變統(tǒng)治者僅僅是改朝換代。”（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1882）。衛(wèi)三畏的指導思想仍然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天命思想，所以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如果基督思想在人們頭腦中扎根，那么政府權(quán)力性質(zhì)自然會改變”（Edward D.Graham，Amercion Ideas of a Special Relation with China，1784—1900）。

從當時歷史文化的背景來看，《中國總論》中有些觀點還是比較公正的。如關于中英鴉片戰(zhàn)爭，衛(wèi)三畏指出，“英國對中國的遠征，與其說是打開中國的大門，倒不如說是從中國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New York，1882）。

當然，衛(wèi)三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有其片面性，如對于中國的神話，衛(wèi)三畏認為，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神話中的這類創(chuàng)世活動都是“粗糙而古怪的”，因為這個故事不像希臘神話和埃及傳說那樣，形象令人賞心悅目，具有個性化。因而他認為，中國神話缺少趣味。

衛(wèi)三畏《中國總論》在美國的出版發(fā)行并非一帆風順。最初，大多數(shù)紐約出版商都謝絕出版《中國總論》，認為這是項冒險事業(yè)，表明早期美國漢學研究的影響遠遠不及歐洲經(jīng)典漢學研究。衛(wèi)三畏所以能使這部歷史性著作出版，同當時他在廣州的活動分不開，因為《中國總論》是在一家廣州美國商行的資助下才得以出版的。衛(wèi)三畏急于要出版而且后來又修訂《中國總論》，目的就是要消除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不理解。

事實上，在1847年《中國總論》初版發(fā)行以前，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英國漢學家，他們的許多著作在美國翻印發(fā)行，為美國人了解中國提供間接的渠道。比起歐洲來，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但起點較高，發(fā)展也比較快，而且在不長的時間里，即躍居國際漢學研究的前列。在這一過程中，衛(wèi)三畏的影響不容低估。衛(wèi)三畏關于中國的論述涉及面甚寬，關于某些中國特定文化術語的翻譯，對某些中國文化觀念的探討，對某些中國思想家的評價以及他的某些看法以其銳利的鋒芒，引起了積極的響應。他的《中國總論》，不僅堪稱“一門區(qū)域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 (費正清：《70年代的任務：研究美國與東亞的關系》，陶文釗編選的《費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而且“成為數(shù)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英文模板”(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u2019s Sons, New York, 1929）。馬森說得更為具體：“也許有關中國問題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衛(wèi)三畏（Wells Williams）的《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1848），它在西方廣為傳閱并受到好評”（馬森：《西方的中華帝國觀》）。

如果說，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是由英美在華商人資助創(chuàng)辦的，所以辦報的特色

既有歐洲漢學研究中注重對中國歷史、文化、文學研究的特點，又有注意考察中國當時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一面，那么衛(wèi)三畏的《中國總論》則被認為是體現(xiàn)美國漢學一開始就與美國專業(yè)化的歷史研究有著重要區(qū)別的典型，它體現(xiàn)了美國早期漢學研究的另外兩個特點：第一，把漢學研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來進行“綜合的研究u2019，這一特點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受到特別的關注；第二，早期美國漢學還不得不受到歐洲學院派和學者型的漢學影響，這一影響在《中國總論》中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這說明一方面由于美國漢學沒有英、法、德等國那樣悠遠的歷史根底，另一方面更在于這是使?jié)h學成為專業(yè)化學科的必經(jīng)階段。

1876年，在衛(wèi)三畏的主持下，耶魯大學首先開設中文課程，建立第一個漢語教研室和東方圖書館。此后美國的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相繼效法，一些著名的

圖書館開始收藏研究漢學的圖書資料。此外一些漢學研究機構(gòu)也陸續(xù)成立，如：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1883)，美國歷史學會(1884)，美國亞洲協(xié)會(1898)等，這些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美國漢學的發(fā)展，使之走上職業(yè)化、專業(yè)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