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工業(yè)化是美國中國學研究園地中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費維愷、劉廣京、陳錦江、高家龍等教授數(shù)十年來努力開拓這一領域的研究。劉氏的《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費氏的《中國早期工業(yè)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yè)》、陳氏的《清末現(xiàn)代企業(yè)與官商關系》，為這一學科的成長，作出了突出貢獻�！　�1949年以后，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雖然和其他領域的研究一樣，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在汪敬虞、孫毓棠、嚴中平等先生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下，仍然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史料集，嘉惠天下士林，他們各自還撰寫了一批功力深厚的經濟史著作，例如汪老的《唐廷樞研究》等著作，已成為這一領域永久的經典�！　〗洕�史是一門科學性很強的學科。這一學科特點，使得中美兩國的經濟史研究具有某些共同特點，其中之一便是兩國的史學家都比較注意企業(yè)史研究。一個企業(yè)是特定制度、文化環(huán)境的產物，企業(yè)史研究，可以加深理解特定年代的經濟成長土壤。一個企業(yè)又處在各種網絡和利益集團的糾葛之中，對企業(yè)的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對特定歷史時期的認識。正因為如此，中美兩國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對企業(yè)史投入極大的熱情，劉廣京教授的《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也可以說是企業(yè)史，費維愷教授的《中國早期工業(yè)化》則包括多個洋務企業(yè)的個案研究。國內經濟史學界對企業(yè)史同樣情有獨鐘，五六十年代以來，近代中國一些著名的民族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的研究資料和著作陸續(xù)問世�！　≥喆�招商局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大型民族企業(yè)。由于它是洋務運動的產物，曾背負過種種罵名，因此，改革開放以前對輪船招商局局的個案研究并沒有展開。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史學界對洋務運動作了重新評價。輪船招商局作為中國第一家官督商辦的民族企業(yè)才受到應有的重視，相關成果陸續(xù)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陳旭麓、顧廷龍、汪熙先生主編的盛宣懷檔案《輪船招商局》和張后銓主編的《輪船招商局》。此外，張國輝等先生撰寫的洋務運動論著中對于輪船招商局也作了專門的論述�！　”M管現(xiàn)有成果不少，但與輪船招商局在近代中國經濟發(fā)展上的地位仍不相稱，仍然值得作進一步研究。具體理由是輪船招商局遺留的資料堆積如山，相當部分沒有得到開發(fā)利用，在資料掌握并不完整的情況下，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還有待檢驗、拓展。二是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除《輪船招商局》為獨立的企業(yè)史著作外，其余論著大都是洋務運動史，輪船招商局只是這些論著的一小部分，作者更多的是尋找洋務企業(yè)的共性，如官商矛盾、洋務企業(yè)的進步意義等等。對輪船招商局局的個性著力不夠。這就為黎志剛施展自己的才華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空間�！　±柚緞偟牟┦空撐木褪且黄�關于輪船招商局研究的力作，雖然由于他的謹慎，迄今尚未出版，但其中的部分內容已以論文的形式發(fā)表，這些論文包括：《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盛宣懷等與輪船招商局經營管理問題（1872-1901）》，《李鴻章與近代企業(yè)：輪船招商局（1872-1885）》，《19世紀80年代上海金利源碼頭業(yè)權的糾紛》。將這些論文與其他學者的相關論著作一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關于輪船招商局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　�個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以小見大，在這里“小”指個案，是題材，“大”是作者論述的主題。在高手那里，個案可以論述出不同的主題來，全憑論者的敏銳頭腦，但個案研究也忌諱論不適當，錯誤拔高。題材和主題應該是一個天衣無縫的統(tǒng)一體。和一切優(yōu)秀的史家一樣，黎志剛具有從小題材發(fā)掘出大主題的才能。《盛宣懷等與輪船招商局經營管理問題（1872-1901）》就是這樣一篇優(yōu)秀之作。這篇論文主要研究輪船招商局自創(chuàng)立至20世紀初的經營管理問題，但其立意卻是要探討中國近代化延誤的原因。作者從管理角度對1872年至1901間輪船招商局從艱難起步到步入全盛、又由盛跌入泥淖的歷程，進行了全面和詳盡的分析，指出導致這一切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又與中國社會結構內的官商關系和商人人際關系網有著直接的關系，從而為中國近代化延誤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釋�！　　遁喆�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和《李鴻章與近代企業(yè)：輪船招商局（1872-1885）》是兩篇討論國家與中國近代化關系的大作，李鴻章作為大力推行近代工業(yè)化的政府官員，他的作用在兩篇文章中得到了深入細致的探討�！　�1980年代國內學術界對洋務運動的歷史功過作出重新評價，洋務運動對于中國近代工業(yè)化的正面作用得到了公正的肯定，但是對于政府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歷史人物如李鴻章的評價，極左時代的“殘雪”余寒尤在，影響著客觀公正的研究。黎志剛對李鴻章的研究非常深入，在他看來，對李鴻章的公正評價不僅僅是還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更在于這里面牽涉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在落后國家，政府對本國的工業(yè)近代化可以起到怎樣的作用。這是政治經濟學中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正確地理解這個問題，對于處理政府與工業(yè)化的關系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黎志剛的這兩篇論文通過對李鴻章竭力維護輪船招商局的商人承辦制度，抵制“國有”，以及在財務上給予該公司巨大幫助的深入研究，肯定了李鴻章的干預對輪船招商局1872年到1884年期間取得商業(yè)成功所具有的價值。當1885年至1902年李鴻章陷于朝廷清流的攻訐，逐漸失去控制大權時，輪船招商局便陷入重重困境，經營狀況一落千丈。由此，作者肯定政府可以通過官員對本國的近代工業(yè)化起推進作用，但這種作用 全視個人情況而定，是不穩(wěn)定的，作者還引入亞歷山大?格琴克郎的替代理論來論述晚清政府在中國近代工業(yè)化中所起的作用。在《從歷史視角看經濟的落后性》一文中，格琴克郎提出，落后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基本上受益于強大的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因為落后國家的干預有可能代替促成先進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有利因素。替代的程度，決定了落后國家的經濟發(fā)展狀況。黎志剛從替代的角度對李鴻章進行了全新的考察，準確點明了一個歷史人物最主要的貢獻。在難以計數(shù)的李鴻章研究論著中，這兩篇論文顯然具有不同尋常的價值。　　除輪船招商局以外，近幾年黎志剛還做過兩項重要的商業(yè)史研究工作，一是為李承基礎先生做口述采訪。李承基先生是上海新新公司創(chuàng)辦人李敏周先生的哲嗣，現(xiàn)旅居澳州�？谑鍪肥菤v史研究的重要資料，盡管李承基先生曾經撰寫過數(shù)種著作，旁人看來，新新的歷史掌故，李先生未必還有多少東西可以敘說。但歷史工作者的眼光和當事人會有所不同，只要采訪者有足夠敏銳的眼光，就可以在記憶的枯井中挖掘出汨汨清泉來。為了做好口述采訪，黎志剛做了細心準備，他曾在上海檔案館細心翻閱新新公司留下的檔案，從中尋找采訪線索，整個采訪進行得很成功，為中國商業(yè)史搶救了一份高質量的歷史資料�！　±柚緞傋龅牧硪谎芯抗ぷ魇呛Ｍ馊A人及其商業(yè)網絡。談海外華人經濟，商業(yè)網絡無疑是題中應有之義。至少近百年來以宗組和鄉(xiāng)情為紐帶的商業(yè)網絡，把中國與海外華人的商業(yè)圈連在一起，積極參與全球的商業(yè)貿易，事實證明，長期盛行的小農經濟時代中國與世界隔絕的觀點，很可能是個錯誤。黎志剛長在香港，長期在美國留學，現(xiàn)又執(zhí)教于華人眾多的澳州，獨特的家族背景使他對海外華人的歷史文化有著深厚的研究興趣。前幾年他曾撰寫了《近代廣東香山商人的商業(yè)網絡》。文雖不長，卻還原出香山商人從國內到美國檀香山、紐約到東南亞的全球網絡的構建歷史，征引之豐富、視野之開闊卻著實讓人欽佩。近代上海是海外香山商人的投資重點，理所當然成為文章論述的重點之一。該文讓我們認識了上海與全球的商業(yè)聯(lián)系，也理解了移民對近代上海商業(yè)的重大貢獻。黎志剛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他談香山商人，是游子追憶鄉(xiāng)邦舊事，因而娓娓道來，別有滋味。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近代上海商業(yè)國際化背景的一部分得以清晰，這是黎志剛對上海研究的又一貢獻�！　�

      結識黎先生約在10年以前，當時他第一次來上海，為修改博士論文，去上海圖書館查找資料，由我陪同。從此他經常來上海，每次來滬，我們都會晤一次。他的刻苦、敬業(yè)常讓我感嘆不已。他每次來上海必逛書店，又苦于時間有限，常常無暇盡興徜徉，但時間再緊，他也不會放棄去書店的念頭。我曾陪他在書店關門前不足一小時的當兒，跨入書店大門，急急淘書。他對研究對象，非常注意實地考察，以豐富感性認識。有一次來滬，辦完各種事，已晚上9點，問明了路，他匆匆驅車前往去華東政法學院，去看從前的圣約翰大學。當時學校放假，時間又晚，僅在學院墻外轉悠了片刻就打道回府，換了旁人，總會有些失落，但他卻因了卻了多年的心愿，感到非常滿足。為研究廣東香山商人的商業(yè)網絡，他幾次回香山實地考察，了解當?shù)氐纳虡I(yè)文化。他研究輪船招商局的博士論文，某著名大學出版社早已接受出版，他卻因尚未看到深鎖密藏的盛宣懷檔案，希望有機會看到這部分檔案，對自己的論文再作修改后出版，這一等就等了數(shù)年。凡此，都讓我深懷敬意。茨威格在《昨天的回憶》中說，他十多歲時，就有人說他是天才，茨威格說我不是，他們哪兒知道，我十六歲時，讀過的書已超過了二十多歲的人。黎志剛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來自他的刻苦和勤奮。我相信所有的學術名家都有相似的品格，只不過其他人我不了解，黎志剛卻讓我有幸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