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錢春綺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 

       出生地： 江蘇泰州 

       出生日期： 1921 

       逝世日期： 2010 

       職業(yè)： 醫(yī)生，翻譯家 

       畢業(yè)院校： 上海東南醫(yī)學(xué)院

　　錢春綺先生今年89歲了，和體弱多病的老伴住在上海西北郊的一套3居室內(nèi)。房間不算小，但堆了很多東西，感覺氣氛有點凌亂。錢先生育有兩女一子，兒子遠在美國，小女兒定居香港，都不在身邊。大女兒在同城的另一端，平時往來也很寥寥。談起日常起居，錢先生挺樂觀，"我有老伴嘛，老伴身體不好，我自己照顧自己也行。"

　　錢先生是國內(nèi)不多的在世德語文學(xué)翻譯前輩之一，譯有德法著名詩人作品多種。作為翻譯家的錢先生名滿天下，但他做翻譯卻是半路出身。錢先生一生行止以上世紀60年代為分水嶺，分屬醫(yī)生和翻譯兩個角色，而以翻譯達到自己人生成就的頂峰。

　　對于這一人生轉(zhuǎn)折，錢先生自己的解釋頗具戲劇性。他說自己是五官科醫(yī)生，60年代轉(zhuǎn)單位時想轉(zhuǎn)入皮膚科，卻因人事糾葛而未能實現(xiàn)。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辭職，掛冠轉(zhuǎn)而做起了專職翻譯。其實錢先生搞翻譯早在50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據(jù)錢先生自己回憶，1952年他翻譯出版海涅詩集拿到 8000元稿費，而當(dāng)時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不過幾十元。同時期他還著有醫(yī)學(xué)書籍多種，如《中耳炎》、《小兒腦膜炎》、《組織療法》、《簡明小兒耳鼻咽喉病學(xué)》、《組織療法概說》、《喉結(jié)核及其化學(xué)療法》、《白喉的診療和預(yù)防》、《睡眠療法》、《無痛分娩法》等10種醫(yī)學(xué)書籍。

　　但文革十年，圖書出版業(yè)陷入了低潮，錢先生也無書可譯，境況頗為困窘。文革結(jié)束后，譯事復(fù)興，錢先生才得以復(fù)出�？蓵r過境遷，90年代后稿費制度和圖書出版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自由撰稿人的處境越來越難。"我也是靠積蓄生活，自由職業(yè)，沒法維持生存的啊。"錢先生對此感觸良深。錢先生自己也是在 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館后，情況才稍稍穩(wěn)定，現(xiàn)在一個月能拿到1600元工資。但被錢先生戲稱為"翰林院"的文史館，"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進去的。"

　　錢先生對翻譯用力之勤、體會之深都反映在他書房里堆著的那幾十本大大小小的泛黃詞典上了�，F(xiàn)在他書房中的書遠非他藏書的全部，文革中錢先生被抄走的藏書就有十幾車之多。

       錢先生通英法德日俄5門外語，他翻譯時經(jīng)常參照不同語種譯本，這為他解決疑難問題提供了很大便利。"比如翻譯歌德的《浮士德》，基本上參照英譯本、日譯本也就可以解決問題了。"錢先生的外文詞典都是他從解放前一直收藏過來的，據(jù)他說直到解放初期，因為很多外國人回國前大量拋售原文藏書，外文書還是很好找。后來就少多了，不過改革開放后，心細的他還是在外文書店買到過舊版的席勒全集。1956年起，錢春綺先后出版了席勒詩劇《威廉·退爾》，海涅《詩歌集》、《新詩集》、《羅曼采羅》，德國中古史詩《尼伯龍根之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詩選》、《德國詩選》。1960年棄醫(yī)從文后，專事文學(xué)翻譯工作。1979年起，先后出版有海涅詩集《阿塔·特羅爾》、《歌德抒情詩選》、《歌德敘事詩集》、《歌德詩集》、歌德詩劇《浮士德》、《席勒詩選》、《歌德戲劇集》、《德國浪漫主義詩人抒情詩選》、《海涅抒情詩選集》、波德萊爾詩集《惡之花 巴黎的憂郁》、《尼采詩選》、《施托姆抒情詩選》、《法國名詩人抒情詩選》、《黑塞抒情詩選》、《歌德抒情詩新選》、《海涅詩集》、《海涅散文選》、《尼采散文選》、《席勒戲劇詩歌選》、《茨威格散文選》、《里爾克散文選》、《瓦萊里散文選》、《拉封丹寓言全集》，歌德小說《赫爾曼和多羅泰》以及尼采哲學(xué)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

　　錢春綺迄今已出版外國文學(xué)翻譯作品50余種，在海內(nèi)外享有很高聲譽，曾榮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頒發(fā)的魯迅文學(xué)獎“1995－1996年全國優(yōu)秀文學(xué)翻譯彩虹獎榮譽獎”。2001年，錢春綺被中國翻譯工作者協(xié)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

　　錢春綺先生從小喜愛文學(xué)，至今寫詩不輟，積累有大量未刊詩稿，總計有5到6本，其中長詩2部，十四行詩2部，每部100首。"寫詩是自己的事"，除了初中在大公報發(fā)表過幾首詩作外，其他詩他從未發(fā)表。錢先生寫詩鍛煉文筆是次，主要目的在于排遣胸臆，澆心中之塊壘。翻開這些泛黃的筆記本，大部分詩都標有寫作日期，從50年代到90年代不一而足。這些詩題材廣泛，有對時代風(fēng)云的感慨，對長逝親人的追念、對老友的牽掛，也有寓意深遠的詠物詩，如一首名為《墨魚》的短詩："你有滿肚子的墨水/卻寫不出一首好詩/你只會把清水?dāng)嚋?攪得一團烏煙瘴氣。"

　　問錢先生喜歡外國哪些詩人，他想了半天肯定地說是拜倫，"因為他有激情"。錢先生說歌德不如海涅有激情，波德萊爾的詩用詞簡單，馬拉美的就不好懂。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他喜歡李后主，近代的喜歡蘇曼殊，"他們的作品自然，一看就懂"。對于如何提高翻譯水平，錢先生也認為多讀多寫是唯一途徑，"不懂的要多查多問"。說到求知之難，錢先生告訴我上海郊區(qū)佘山修道院有個神甫希臘文和拉丁文都很好，"上海懂古典文字的人很少了，這樣的人難得呀"。

　　如今錢先生年事已高，已很少出門。但他對時事并不隔膜，對文化界、出版界的動態(tài)都很了解。錢先生向我打聽一些翻譯同行的消息，還問起我今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nèi)克的情況，說她的作品涉及變態(tài)心理學(xué)，很不好讀。這很是令我吃驚。

　　盡管如此，錢先生還是寂寞的。他有一本經(jīng)常摩挲手邊的書--《上海作家辭典》。書是1994年出版的，10年過去了，許多錢先生的老友相繼離世，作家協(xié)會也寄來了重新修訂此書的通知。書的最后一頁上寫滿了錢先生抄錄的這兩年文化人士的離世信息，包括名字、去世時間和原由等。遠的如"錢鐘書，1998年12月 19日，北京，88歲"，近的如"韋宜君，2002年1月26日逝于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84歲，腦溢血"。今年離世的有三位："杜宣，2004年8月23日，上海，91歲"、"陸星兒，2004年9月4日，胃癌，55歲"、"葉治，2004年5月27日，80歲，癌"。

　　天色將暮，夕陽透過窗戶打在錢先生閱讀用的放大鏡上，折射出一抹最后的亮色。屋里很快暗淡了下來，唯有錢先生的朗朗笑聲還在耳邊回蕩。

　　愿錢先生永遠快樂、長壽。

　　專訪翻譯家錢春綺：冷兵器時代的博學(xué)

　　　云也退

　　“查拉圖斯特拉在長期孤獨之后，精神充沛，想下山前往人世間，做個像太陽一樣的施予者�！�

　　“《路加福音》3，23：u2018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u2019”

　　“鷹象征高傲，蛇象征智慧�！�

　　“智者拋棄他的智者意識，自覺自己的無知，而成為受教者，故能樂其愚。貧者的心感到有受教的必要而豁然開朗，這就是他的富有。換言之，即智者和貧者都樂于接受查拉圖斯特拉的教言�！�

　　翔實的注解布滿了三聯(lián)書店去年12月版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內(nèi)文。幾乎每頁都有注，幾乎每注皆透出老到的點校筆法和扎實的考據(jù)功夫�！恫槔�》在德國本土擁有不同的注釋本積十累百，相關(guān)的解讀著作更是不計其數(shù)，但進入中國以后，不管是徐梵澄譯本還是尹溟譯本俱失之無注，最新版的中國人民大學(xué)楊恒達教授的譯本下了大力氣，惜乎也只有寥寥幾個注釋。

　　錢春綺老先生用了多久加的這些注釋，他自己也說不清。重要的是，這部在他83歲時接下的翻譯任務(wù)終于順利修成正果了，不到30萬字的書，他加了五六萬字的注解，天曉得尼采的這部曠世天書是怎么被一位偏居上海市北一隅的老人給譯到如此程度的。愛讀文學(xué)譯作尤其是外國詩歌的人沒有幾個不知道錢春綺的大名，但是，有誰能夠想象，這位不懂上網(wǎng)、不會電腦打字、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完全保留著“冷兵器時代”的工作方式的翻譯大家，至今還保持著如此旺盛的思想活力，還沒有享盡竟日伏案筆耕之樂？

　　錢老的房間亂作一團，百科全書、詞典、各種原版詩集和譯著五方雜處。老伴去世以后，他的生活節(jié)奏并沒有發(fā)生太大的變化，亂的依然亂著，規(guī)整有序的依然規(guī)整有序——他的頭腦，他一輩子不曾改變的心境。

　　▲錢老，您翻譯的海涅當(dāng)年能拿到8000元稿酬，這在五六十年代可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了吧？

　　△呵，是啊，你要知道，我當(dāng)時從醫(yī)院辭職（錢老本行是學(xué)醫(yī)的，畢業(yè)之后先后在醫(yī)院的皮膚病科和耳鼻喉科工作過），在別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國家醫(yī)院，那是鐵飯碗哪。但是我不擔(dān)心，我喜歡翻譯，相信我完全能靠稿費養(yǎng)活自己。

　　▲您選擇做您熱愛的工作……或者說，選擇了自由，但是現(xiàn)在翻譯稿費可少多了。

　　△這是個普遍現(xiàn)象，不過，《查拉》的稿費還是不少的，一千字有一百元吧。所以也不要總責(zé)怪現(xiàn)在的譯者不認真，不肯加注——加注多累啊，辛辛苦苦加了一堆注，字也沒多算多少；再說出版社也要控制成本，你的字多了，他們的開支也大。

　　▲所以我們才越發(fā)覺得您不容易啊。《查拉》好歹還是近幾年翻譯的，我讀您的《惡之花 巴黎的憂郁》，那書的翻譯年頭在二三十年前，可是您幾乎在《巴黎的憂郁》的每一條散文詩下面都加了注，有關(guān)于比較閱讀的提示，有關(guān)于愛倫·坡等人對波德萊爾的影響的提示，有關(guān)于波氏作品某個母題的提示，非常專業(yè)。您是查了很多資料呢，還是真的如此博學(xué)？

　　△當(dāng)然是要靠多讀別人的書啊。其實我引的都是別人的觀點，我讀了許多國外的研究資料，法文的，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很多很多。像《浮士德》這樣的書，德文原版下面的注釋比正文要多一倍以上，必須這樣，我總是努力往那個方向靠攏。

　　▲您哪兒來的這么多參考資料呢？您可是從50年代就開始翻譯的吧？有家學(xué)淵源嗎？

　　△倒也說不上。是這樣，1949年以后，外國人在中國待不住，一批一批都回去了，留下大量的書沒法帶走，那時候我買了許多，都堆在家里。后來文化大革命，工宣隊想來抓我的把柄，到我家找了一通，什么都沒找到，我本身又沒工作，沒有罪名可以羅織，怎么辦呢，就把我滿屋子的外國書抄走許多，那時候損失了有一萬多本吧。

　　▲這么多，可是您搜集資料、利用資料的本事著實讓人嘆為觀止，絕對可以給現(xiàn)在的譯者樹立楷模了。

　　△翻譯水平的高低，受制于許多因素。我喜歡詩歌，14歲起就寫詩，我后來翻譯的絕大多數(shù)也是詩歌。譯詩，當(dāng)然一定要準確理解原文的意思，要有辭書，但是我們的辭典編纂水平比國外差得很遠。我翻譯《查拉》時大量利用了日語辭書，日本人的辭書水準是一流的，比如德日辭典，那里面的解釋就是比很多德漢辭典精確。

　　我舉個例子，一般“palme”這個德文詞，大家都譯成“棕櫚”。我在翻譯的時候覺得有問題，因為尼采把它形容為“會跳舞的女孩”，在你的印象中，那種下粗上細、筆直筆直的棕櫚樹會有“跳舞”的感覺嗎？我查日語的譯本，這個單詞譯作“椰樹”，我覺得這是正解：斜著伸向海邊，隨著海風(fēng)搖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樣。但是，在中文辭典里是沒有“椰樹”這個意思的，“椰樹”的德文叫“kokospalme”。我又參考了其他日語辭書，才知道這個詞在使用中經(jīng)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后半部分“palme”的，在這里，就體現(xiàn)出我們在研究上下的功夫大不如人家了。

　　▲是這樣……但是求得這種精確的前提是您得懂許多語言，我們都很佩服您的語言天才。

　　△我在中學(xué)里上過德文課——那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學(xué)，風(fēng)氣極其自由開放，在三四十年代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我能在圖書館里借到批判蔣介石的書。法語我是聽廣播學(xué)的，當(dāng)時維希政權(quán)在上海開有一個“法國呼聲”電臺，用一個法語音質(zhì)極為純正的中國播音員播音。日語也是跟著電臺自學(xué)的——自學(xué)，日語叫“獨習(xí)”。

　　▲我只能說，太不可思議了。

　　△翻譯就需要掌握盡可能多的語言，因為西方豐富的文化都在它豐富的語言里蘊含著。我也主張詩人譯詩，我自己譯詩就受益于從小的寫詩訓(xùn)練。但問題就在于中國詩人往往外語能力不好。照我說，要譯那些經(jīng)典的外國詩，應(yīng)該連拉丁文都得學(xué)會，那是進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鑰匙。還有圣經(jīng)，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圣經(jīng)我都收藏著，一遍一遍地讀，還橫向比較；即使同樣是中文圣經(jīng)，天主教圣經(jīng)和新教圣經(jīng)的譯名都不一樣。這些東西一定要鉆研，鉆得越深越好。

　　▲您的博學(xué)完全是古典式的：古典式的培養(yǎng)造就，古典式的運用，古典式的鞏固和提升。除了懂這么多外語，您的中文功底又是如何打下的呢？我讀您的譯詩覺得一般都相當(dāng)自由，似乎不拘于格律，不像有些翻譯家那樣講究音節(jié)數(shù)量的嚴格對應(yīng)，但在您的文字的背后又看得出有深厚的古文基礎(chǔ)在支撐。

　　△你對私塾有了解嗎？我小時候上的是私塾——不讀《三字經(jīng)》《百家姓》什么的，我那時讀的是《論語》、《孟子》、《大學(xué)》、《左傳》，雖然也是死記硬背，但是，背誦確實是很有益處的。我最喜歡《左傳》，我覺得左丘明的筆法是最經(jīng)典的，他不用虛詞，但是文句的意思非常暢達。當(dāng)我把《左傳》里的篇目背下來之后，在翻譯中那些凝練的詞句會自然而然地浮現(xiàn)到頭腦里。

　　▲中西兼修，感覺您這一輩子就在書堆里充實而快樂。我注意到，您挑戰(zhàn)的詩都是經(jīng)典中的經(jīng)典，特別需要下大功夫去注釋。

　　△我在中學(xué)時候就仰慕波德萊爾的大名，后來才去翻譯《惡之花 巴黎的憂郁》；《浮士德》也是在中學(xué)里就讀過的。我翻譯這些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閱讀外國資料。西方人重視翻譯，既講效率又講精確細致。比如我手頭的一個《巴黎圣母院》的英譯本，每個地名、每個典故、每個歷史事件都有注釋。我翻譯《查拉》也大量借鑒日語譯本里的資料——日本人真的很有一套。

　　錢老的博學(xué)完全是古典式的。雖不大出門，卻并非閉目塞聽之人，他還知道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的尼采箋注集系列里也即將要出版一個《查拉》的箋注本——和那個一本正經(jīng)的大工程相比，錢老簡直就像一個手工作坊里的劬勞野叟，在滿屋子發(fā)黃的書本和散亂的紙頁中摸爬，尋找他想要的答案。他譯著早已等身，但從沒想過要挑戰(zhàn)什么權(quán)威或申請一個“錢氏出品”的譯著專利，事實上，正是一生近乎固執(zhí)的無爭無求，才成就了“錢春綺”這面略顯寂寂的金字招牌。

　　錢老的下一個主攻方向依然是德國的文學(xué)大師——我們希望他能在今年、也是他的米壽之年完成荷爾德林詩選的翻譯，或可作為一種紀念，盡管他說，他這輩子還從來沒有過生日的習(xí)慣。